15岁前，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整日在恐慌和压抑中度日的孩子。15岁后，进入社会依然如此。
我的名字叫张文涛，但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名字却叫张交通，后来我问过父母，原因是因为户口登记是我的名字被打错了。小学六年，别人都一直叫我张文涛。但初中三年，别人却都叫我张交通。那是因为初中办学籍登记时直接录用的是身份证上的名字。15岁初中毕业后，已经很久没有人完完整整的叫我张文通或张交通了。工作的时候别人叫我小张，家里人则一直叫我涛儿，亲戚们一直叫我文涛。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具体是什么时候从老家黄岭搬到临泉县城上学去了，应该是六七岁时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起关于学校的事情总觉的都是发生在夏天或冬天的，似乎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春天和秋天，夏天时，跑到学校门口商店买雪糕吃，冬天时，外面下着大雪，闹着也要出去玩，回到家时，棉鞋都已经湿透了，手脚冻得冰凉。在没有去县城之前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黄岭，爷爷是个教师。在黄岭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名叫冯村的小学教书。爷爷也是我的老师，我现在依然能清楚的爷爷把着我的手教我写字的情景。爷爷总是穿着一个绿色的中山装，纽扣是金色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那时爷爷的眉毛已经灰白，眉梢上有几根长的突兀的白眉毛，显得很有威严。那时我总觉得，爷爷不像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已经退隐的老将军。姑姑有一段时间也在冯庄教书。我那时上一年级，其中有一个同学名字叫冯浩，下课铃一响，我就和他飞奔出去，和他比一比谁先跑到厕所。有一次，我快跑到厕所时，被砖头绊倒一下摔飞出去。膝盖下面磕破了，是姑姑给我上的药。那天黄昏，我坐在板凳上把腿伸直，姑姑从一个罐子里面用勺子舀出白色的粉末敷在伤口上，那时是夏天，伤口很快就好了，但直到今天我的膝盖下面仍有一个随圆形的疤痕，那个疤痕处再也没有长出过毛发。
冯庄那个小学很小，师生最多不超过200人，校门口左侧有一列瓦屋。那是一二年级的教室，从校门口的大铁门进去是一个小操场和一栋二层的教学楼。那是三四五年级的教师，那个冯庄小学没有六年级。操场中央有一棵很粗的大树，长的叶子很大，开的花也很大，但不知道是什么树。每到初春的时候，冯庄道路两旁的槐树都开满槐花，大家就挎上篮子拿着竹竿去摘洋槐花，回到家做成槐花煎饼或是蒸菜。
我很多次听到我母亲说起，把我从农村接到县城读书的事，。母亲说，那时候到了冯庄，看见住在那个地，我心里就不好受，那天晚上我到了之后，饿得不得了，做饭还得生炉子。我看见你蹲在炉子旁，跟着你爷爷着急忙慌的生火做饭，吃饭干什么都不方便。我就下定决心让你到县城里上学，但通常话锋一转，就会说，涛儿你上学没上好恨我不恨呀。我听过母亲很多次问起我这个问题。总觉得不耐烦但还是说，哎呀，这有什么恨不恨的。搬到临泉县城之后，我和母亲住在一条服装老街里，街里面有一所城南小学。母亲在小学旁边开了一间小卖部，卖学生文具和零食之类的。刚开始我以为母亲是为了做生意，才把店开在小学旁边的。后来才明白，母亲是为了让我能够上下学方便，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好好读书。还有一件同样后知后觉的事情，我在城南小学上的小学。一直以为这个学校的名字取作城南有什么含义，后来才知道，仅仅是因为小学在县城的南边而已。
搬到县城后没多久，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女人从我们家店门前走过时，母亲总会邀他进家歇会儿。有时那个女人会进来坐一会，更多的时候会说，不了，我还有事情。这时母亲就会说，那您忙吧，嫂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的丈夫是城南小学的副校长。她丈夫和我母亲是同乡。与我母亲是远方亲戚。我能在城南小学上学，就是我母亲找他帮的忙。我母亲见了那个男人时叫哥，让我喊他叫舅舅。城南小学比冯庄小学大得多。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有四层楼高的教学楼，还有升旗台和大操场，我来到城南小学，本来是从一年级开始读的，但母亲觉得在老家已经跟着爷爷读过一年级，于是我一年级读了没两天，就又被调到二年级了。刚来到县城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那时我母亲喊嫂子的那个女人给了我母亲一个钥匙。是他们家楼下停放自行车和堆煤球的那间小瓦屋的房门钥匙，那个女人说要用自行车的话，拿钥匙开门骑走就行了。那个女人她们家住在城南小学旁边的居民楼里。我估计在他们家阳台上一定能看见整个城南小学和操场，居民楼下是一长排小瓦屋，用来给住户堆放杂物和停放自行车，居民楼走到尽头，往右拐就有一扇铁门，是城南小学的后门，星期六星期天，城南小学的大门是关着的，只有后门才开。母亲让我拿着钥匙推自行车时，我对那个瓦屋的铁门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关上后它就直接自动锁上了。想要再开的话，只能再拿钥匙拧开，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每次星期天和伙伴一起从后门进入到城南小学路过那扇铁门时，我都会叫住他们，等我一下，我打开那扇铁门走进去好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表现出这扇门和我们家是有关系的样子。
那个女人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儿子我从来没见过。她女儿我见过，名字叫做露露，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