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在会见麦理浩时，明确地拒绝了他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延续“新界”租期的建议。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到了1997年政治解决香港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是说，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不会伤害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4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如果中国到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同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97年中国将收回包括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
从1982年起，中英两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开始了历时两年的反复交涉和谈判。1984年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香港设立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同时保持香港现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时期。
198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第3卷第215页）经过反复的商讨、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产生，于1990年经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正式批准。邓小平称赞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第3卷第352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诞生，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7年7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永垂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政府正式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实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正在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香港继续保持着繁荣稳定的局面。这从实践上证明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不久，中葡两国政府也开始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榜样，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来我国访问，两国领导人就解决澳门问题在北京进行了友好磋商，双方同意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外交谈判。从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葡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四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和澳人治澳；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1988年1月15日双方互换了本国政府关于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至此，联合声明生效，澳门进入了为期12年的过渡时期。1988年9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1993年3月31日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1999年12月20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政府正式恢复了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是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又一重要成果。澳门回归祖国，标志着外国人占据和统治中国领土的历史彻底结束。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指导下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局面。这从实践上再次证明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和正确。
三、“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构想，是实事求是的产物。香港、澳门的成功回归，使“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现实，证明了这一构想的伟大和正确，并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这一构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经验。我们坚定不移地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一国两制”既是全新的构想，又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第3卷第49页）。说它是全新的，因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思维，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富有想像力的答案。“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第3卷第59页）“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是得之不易的。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第3卷第217页）“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第3卷第102页）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正因为有邓小平的大胆创新，才使祖国统一问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突破。说它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邓小平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第3卷第101页）“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第3卷第67页）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把实事求是真正作为分析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方法，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多重关系的统一中，从全局出发把握变化发展的实际，并把求新与务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又充分考虑并尊重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的重大意义
“一国两制”的构想的确是个“新语言”，是邓小平创造性的杰作。“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国家结构的主要形式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在单一制的形式下，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立法机关，一个宪法，一个中央政府。在国内，所有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均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没有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权力。在对外关系上，单一制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出现：“单一制国家一般是在结束了国内长期分割和割据状态以后形成的，是最常见的国家结构形式。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仍然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它又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为单独关税地区，自行发行货币，终审不需要到北京。所有这些都说明特别行政区享有比联邦制国家的州更大的权力，这有利于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有利于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新形式，突破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只能允许存在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正如邓小平所说：“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
第二，“一国两制”构想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的构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来处理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为一个国家处理内政问题提供了一个好办法。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邓小平则进一步考虑，使这一原则由“外”转向“内”，用来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创造。他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第3卷第96—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