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军事生涯，在他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作为人民军队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创造性地总结和提出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物，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方针。
一、实行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局势经历5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60至70年代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的兴起，80至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开始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变化。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国际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在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下，邓小平十分重视从战略全局上考察和把握国际格局中的基本关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为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1.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个观点，即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很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和“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但是，邓小平在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基础上，改变了这个观点，做出了新的判断：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者避免，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是邓小平长期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变化的思想结晶。7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就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预见到世界战争可能延缓和推迟。八十年代之初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从全球范围对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进行科学考察，进一步明确指出：“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第2卷第241页）1981年、1982年他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又多次指出过，争取5至10年不打仗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战争的危险虽然始终存在着，但看起来短期内打不起来。在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更明确地指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3卷第127页）1988年他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又多次指出，现在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我们可以有至少30年，或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90年代以来，两极格局开始终结。针对这个新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第3卷第353页）和平的环境，对于军队建设甚至整个国家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假设没有这个判断，仍然停留在“大打、早打、打核大战”的形势估计上面，一天到晚都惶恐不安，就不可能设想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经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它不仅对于军队建设，而且对于国家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2.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邓小平后来曾说过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再一个是相应调整对外政策，不再坚持“一条线”的战略。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第3卷第128页）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就是根据这样“两个变化”，积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做出的正确决策。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裁军百万的重大举措，是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第3卷第126页）
邓小平所提出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要求我军的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具体内容：
第一，从临战状态下的应急性建设，转向相对稳定形势下的从根本上谋求军队发展的建设。要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要适度压缩军队建设规模，把部队整编好，把武器装备搞精良，把干部培训好，把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提高我军的整体素质。
第二，从侧重军队建设转向全面抓国防建设，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国防建设既体现为军队这种直接的力量建设，也还包括战争的间接力量如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等潜在力量。以往我们主要是强调尽快尽多地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现在则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把重点从加强实力转向国防潜力的积累上来，保持国防建设持续发展的后劲。
第三，从单一目标的国防建设转向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整体建设。军队建设要纳入国防建设、国家建设的大系统之中，立足于国防建设的总目标，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四化建设的大局。正确处理军队与国防的应急性建设同长远性、根本性建设的关系，坚持军队和国防建设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确立既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又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军队建设目标；要坚持战斗力标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增强国防整体效能，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
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对于塑造中国的和平形象，提高国际地位，争取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主动权，对于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其作用和影响都是长远的，带根本性的。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标志着军队和国防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步入一个新的发展轨道，在我国武装力量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
军队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职责。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对战争问题要保持警惕。军队要做好战备工作，随时准备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邓小平每当讲到“大的战争”可能避免时，总是同时强调国际事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战争问题绝不能放松警惕，“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第2卷第77页）“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第3卷第319页）绝不能有任何和平麻痹思想。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深入发展的国内改革形势，要求我们居安思危，把战略思考的基点放在应付困难局面上，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1981年，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的讲话中指出：尽管国际上反霸斗争更加发展，霸权主义更加孤立，但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第2卷第395页）1986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总的来说，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发展。超级大国任意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始终不要放松警惕。1989年，邓小平还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第3卷第319—320页）“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第3卷第348页）这是什么时候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的大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一个就是根治贫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再一个就是维护和平，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动的情况下，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推行所谓“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邓小平严肃指出，确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不容轻视的战略性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邓小平指出：现在，“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第3卷第344页）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总是遥相呼应，一遇适当气候，就要互相勾结起来，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同他们的较量，虽然不同于过去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稳定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第3卷第379页）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搞乱中国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能够忠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遭受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与此相关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祖国统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维护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还会面临复杂形势。针对这个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什么样的和平方式？办法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邓小平再三强调：“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第3卷第87页）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军事力量和军事斗争准备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战争时期，党赋予军队的政治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任务改变了，从过去领导武装斗争，转向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党赋予军队的政治任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江山，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前进。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军队面临的政治任务不同，但从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来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邓小平要求军队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第2卷第395页）
二、国防建设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生存的支柱。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安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发生矛盾，特别是当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国防建设如果占用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必然要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邓小平依据对当代国际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形势的科学分析，对新时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果断地做出了新的抉择。
1.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思考和解决军队和国防建设问题
邓小平认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这个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军队和国防现代化问题，关键是要靠我们自己把经济发展起来。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也是面对国际竞争压力和霸权主义威胁做出的正确选择。他认为，经济建设这件事“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第2卷第249页）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放，要顽固一点，要硬着头皮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大局问题。离开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各族人民就有沦为世界“难民”的危险。因此，坚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思考和解决军队建设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