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6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所有部队，下辖第六、第七两个集团军，蒋系汤恩伯的第十三集团军也归他领导，朱德为总司令的第十八集团军名义上也一直在他的麾下。但是自从太原沦陷以后，阎锡山抗战态度始终不坚决，在他的战区内，日军、蒋嫡系部队和八路军并存，所谓“存在第一”的哲学，成了阎的思想基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后，他先逃到临汾，次年二月日军进攻临汾，将他赶到黄河边晋陕交界的吉县。从此他在那里安营扎寨，选择一个偏僻山沟开凿了大量窑洞，取名“克难坡”，把山西省的党政军各大机关悉数安置在了那里。
诱降阎锡山的伎俩，日本人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尝试了。
这年夏天，占据阎锡山家乡五台河边村的日军大队长菅川贺植少佐，通过河边村维持会，寻找阎的族人或亲戚给阎送信。结果找到阎的表侄刘春新。刘不愿去，又不敢拒绝，便推诿说自己从小没有出过远门，没法找到阎锡山。菅川少佐大怒，打了刘几个耳光。刘害怕，只好同意替日本人送信，不过从河边村到晋西南路实在太远，得找个同伴才行。菅川同意，于是刘春新又找到了本家刘进祥同行。菅川少佐给二人开了通行证，发了路费，交付给阎的信函。
其实，这两个青年人深感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日子实在难过，干脆趁这个机会找到阎锡山，谋个差事罢了。他俩风尘仆仆到了晋西南，从小船窝渡过黄河，总算来到了第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克难坡，找到了阎锡山。谁知阎锡山看完信函，拍桌大怒，喝令：“把这两个汉奸拉下去毙了！”侍卫长张逢吉闻声进屋，一人一个，像拎小鸡儿似的将二人提溜出去，弄得二人连哭带叫，裤裆下湿了一大片，阎锡山也不理睬。
不过，侍卫长并没有将二人押上刑场，而是送进了宪兵司令部牢房。吃了五天牢饭后，两人又被张逢吉领了出来，刘春新进了内卫队，刘进祥进了电讯学校，八个月后当上了机要室的译电员。
二刘走后不久，菅川少佐又胁迫阎锡山的表兄曲容静（阎的心腹曲宪南的父亲）给阎写劝降信，曲推说自己年老有病，文化低，写不了这样的信。菅川便让维持会长曲宜善代笔，写完让曲容静落上名。这封信，由菅川送往太原第一军司令部，装在航空邮筒里，用飞机投到克难坡，晋绥军捡到信后交给阎，阎看后，同样不予理睬。
时间进入到一九四〇年，随着日军在战场上和中国军队转入相持阶段，对阎锡山诱降的工作，也随之升级了。
当时，华北方面军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日本陆军省、兴亚院及中国派遣军总部对该项工作也“颇为重视”，并联合“领导了该项工作”，具体责成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第一军执行此项任务。日方认为该项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3]，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
一九四〇年二月，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派遣田中隆吉少将前往太原，接任第一军参谋长之职，那时的第一军司令官是筱吉冢中将。田中到任后，伪省长苏体仁设宴为其接风。田中事前了解到苏系阎锡山旧属，饭后谈话时，对苏说：“我这次奉调前来山西，除指挥日军剿灭山西境内的抗日军队，扩大治安区外，更重要的使命是设法和阎锡山建立沟通渠道，争取阎向日本投降。如阎愿意真诚与日本政府合作，南汪北阎，共同支撑中国大局，中国的前途，必将是无限光明的。今后的对阎工作，希望省长阁下多想办法帮忙。”
苏体仁一听这话，大胆言道：“贵国政府能如此清楚地认识到，华北大局的善后，在日军的指导下非阎莫属，本人作为阎的旧属，倍感欣慰。对阎工作，事关日中提携，苏某定当尽全力协助阁下办理。”
很快，田中隆吉在第一军司令部成立了针对阎锡山的专门工作组。因阎锡山号伯川，故这项工作，在日军高层被称为“对伯”工作。
田中的心情十分急迫，答应尽全力协助的苏体仁刚派人给阎锡山送信。田中又通过另外的渠道，派白太冲偕同日军特机关的“嘱托”（日军中的文职官员）小林高安，到孝义县兑九峪，通过伪“兴亚黄军”司令蔡雄飞介绍，与驻隰县大麦郊的阎军警卫军军长傅存怀联系，说明来意。傅即拍电请示阎锡山，得到复电，准其前往。
白太冲是孝义县白壁关村人，其父在汉口经营钱庄生意，家中巨富。白常去汉口、南京、上海等地游玩，见多识广，谈吐不俗，仗义疏财，在孝义也算个名声在外的青年才俊。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军一败涂地，争相南逃，黄河以北，很快便难见国军一兵一卒。
兵荒马乱之际，白太冲挺身而出，用家里的银两从溃兵手里买了些枪支弹药，率领一帮当地热血青年，进入汾孝山区，无师自通地和日本人打起了游击战，一次在汾阳至孝义间的公路上设伏，击毁汽车两辆，打死日本兵六名，生俘一名，白派人将这难得的“战利品”，送往二战区长官部报功。二战区长官部也给他送来委任状，封了他个“汾孝地区游击支队司令”的官帽儿，白太冲很快便成为汾孝一带声名远播的抗日英雄。不过好景不长，一九三九年冬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遭日军夜袭，白太冲不幸落入敌手，被送到汾阳城里的日军宪兵队。当时汾阳宪兵队也有诱降阎锡山的任务。也知白在当地极有影响，审讯时问他是否愿意给日军办事，是否认识阎锡山，是否与驻扎在隰县孝义两县交界处的阎锡山骑兵军的军官熟悉。白答：我愿意为皇军办事。我虽没有见过阎锡山的面，但阎知道我，因为我的委任状上就是阎锡山签的名。我和阎锡山的骑兵军军长温怀光打过多次交道，熟得很，他手下不少军官还和我称兄道弟。
如此一来，他一点苦头没吃，便当上了汾阳宪兵队的便衣。
阎锡山接见白太冲后，对白的能力大加赞赏。白在克难坡半月，阎数次传见，并赐宴一次，并委白以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敌区工作团团长三职，可见阎对白的器重。
此后，白太冲便与阎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他有着汾阳日军宪兵队便衣，和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敌区工作团团长的双重身份，日阎双方的大门都给他开着。他给日军送二战区、八路军的情报，也给阎锡山送日军方面的情报，他送的情报虽不完全真实，但也不完全是打胡乱说，因而他在日阎两方面都吃得开，在后来的日阎勾结中，他频繁往来于汾阳、太原、孝义、克难坡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此时的阎锡山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对于白太冲带着小林高安前来联络，自然欣喜。遂复信田中隆吉和苏体仁，表示“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安定山西治安”。
由于阎锡山被困在吉县、乡宁那样物资极度贫乏的大山之中，还必须维持十来万晋绥军的开销，而自己的后方及其北面又处在八路军的包围之中。更要命的是他倾其老本创建起来的“新军”，又被他从北平监狱中礼请回晋，共谋保晋大业的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控制，大有整个“新军”脱胎换骨成为八路军之势，自己屎一把尿一把，辛辛苦苦养大的娃娃，有可能突然变成别人的儿子，阎锡山一想到这事心里就像刀子扎。而国民党方面呢？也借抗战的名义，竭力削弱晋绥军，克扣军费，减少补充人员和武器装备。更为严重的是不断地用拉拢手段，在他的高级将领中秘密发展对象，挖他的墙脚。
让阎锡山含血喷天的，无疑是他最为倚重的大将傅作义，也背他而去，改换门庭，投到了蒋介石门下。
一九三七年秋，阎锡山一败于忻口，再败于娘子关，日军进逼太原城。关键时刻，傅作义挺身而出，愿守太原。阎锡山大受感动，决定把七十三师和一〇一师的建制划给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可是，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这就惹怒了阎锡山。为此，阎锡山电请南京政府将傅作义撤职查办。他甚至还电告蒋介石，说傅作义驻防晋西北期间，和八路军打得火热，还说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已经变成了“七路半”，离八路军就差半步之遥了。
自来精明过人的阎锡山，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傻得来拱手送给蒋介石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九三八年冬天，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傅作义应召出席。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傅作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御前独对”时不仅大加抚慰，而且封官许愿，提出第一要提拔重用他，第二要给他扩大军队编制，准备把他的第三十五军从第二战区划归到第八战区序列，移驻绥西的河套一带。
傅作义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早就觉察不满，觉得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会栽在阎锡山手里，早就动了改换门庭的念头，此刻一听蒋介石的话，自然是感激不尽，对蒋说了许多感恩戴德的话。
如此重要的事情，蒋介石竟然根本不给阎锡山打招呼，当即下令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还特批第三十五军除一〇一师外，另外扩编新编第三十一师、新编第三十三师。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怒气攻心，当着高干们的面大骂傅作义背信弃义。骂傅之余，他更加痛恨的则是蒋介石，觉得蒋太狠毒了，玩了一个小花招，就轻轻松松把他的一员大将，两师兵马，全部武器装备夺走了。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经此变故，他失去了一个省的地盘，从辛亥革命起，他就是晋绥两省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晋绥军的最高统帅。可从此以后，他就只能在山西一省发号施令了。他一手创建发展起来的晋绥军，从此恐怕也得改名为阎军了。
蒋介石的这一刀刚刚过去，元气刚得恢复，不料第二年，阎锡山又干了一桩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他于一九三九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对自己阳奉阴违，骨子里却只唯八路军总部和延安马首是瞻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一统江山。
阎锡山原想借口取消政委制，对新军中的共产党动手，但事与愿违，偷鸡不着反蚀米，薄一波等人先下手为强，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四个纵队中的阎系军官礼送出队，将队伍一呼隆带走，全部编入了八路军序列。蒋介石也趁火打劫，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陆续被蒋的中央军所蚕食、控制，阎锡山的地盘一下子损失了四分之三。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这使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战败后也先后弃官抛印，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不到三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七八个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区小县。
接连遭到蒋介石和共产党重创的阎锡山，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正与他的部下在战场上交手的日本人。而此时的日本已经与中国打了两年多，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本政府清楚对中国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日本急切希望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经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因为阎青年时期在日本待过五六年，对日本人颇有好感，所以几任华北日军首脑均认为他是亲日的，一直希望拉住他对付蒋系势力，特别是用他来对付在华北日渐壮大的中共势力。他们认为此时的阎锡山，已经让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右一左，不谋而合，打了个双锋贯耳，鲜血淋漓，气息奄奄，逼得来走投无路，正是诱使他上钩的最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