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是从半斤粮票开始的。
入学报到的日子,细雨蒙蒙,1981年,一个多雨的年份,整个夏天没见过几天出太阳的日子,临近秋天了,依然如故,把心都快下得发霉了。
在新生入学处,我打着一把油布伞,排在队伍中缓慢地向前挪着。队伍不算太长,据说,那年高考的录取率仅为3%,入学的新生也就几百人。
报到的地方设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门口挂着西北大学校卫生所的牌子,大家在院子外排队耐心等待着,默不作声,到谁,谁进去,安静极了。我一会儿伸着头向里面张望,看看办完手续出来的学生的表情,一会儿又摸摸藏在口袋里的录取通知书以及钱和粮票,总有些个不安。
我和父亲是上午赶到学校的,幸运的是,父亲居然找到了辆帆布吉普车,借着他们到西安去办事的机会把我们捎到了学校。随身的行李是一只大木箱子,里面除了被褥,还有就是一年四季所有的用品,包括换洗的衣服。我背着一个军绿色书包,冒雨向西安城进发了。
到了学校,车撂下我们父子去办事了。系上的辅导员和上届的学长领我们来到宿舍,父亲帮我安顿好床铺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出了学校大门去找饭馆。那个时候,是没有小吃摊儿、小饭馆的,一切都是国营的。向南行不多远找到了边家村饭馆,要了两个简单的素菜和两碗米饭。饭后,父亲什么也没说,打着伞转身走进了茫茫雨幕中,他要赶往火车站坐火车回华县。望着他略驼的后背以及被雨水浸湿的衣角和裤腿,心里一阵酸楚。若干年后,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还是一样的难受。
新生报到需要交纳人民币17.40元,全国粮票30斤。钱是带够了,可是粮票只有29斤半了,差的那半斤,是中午和父亲吃饭用了。我们离开家时,他忘记带多余的粮票,只得用去了给我入学准备的半斤粮票。
我局促不安地开始办手续,其他的都办好了,唯独学校伙食管理科拒绝了我,因为,我没有带足粮票。
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地离开了队伍。举目环绕,希望能遇见个熟人。我失望了,我谁都不认识。我很清楚,如果不能解决这半斤粮票的难题,那将意味着从晚饭开始,我将要饿肚子了。
我是一个吃商品粮的铁路子弟,自小生活在铁路线上,随着铁路的延伸不断地搬家、搬家,流动性很大。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幸运,赶上了高考制度恢复,我可以通过高考来改变“抡洋镐,抬大筐”的命运。父母无需多说,我知道我学习的动力在哪里。我是我所在的中学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入重点大学的文科生。这些荣誉和光环,在我入学的第一天就黯然失色了,因为缺少半斤粮票我报不了到。
老话儿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些事,这些话,估计现在的年轻人是理解不了的,也是无法想象的,可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切都凭票证供应的短缺时期,即便是有钱也是不能任性的。
我红着脸开始向周围的学生借。一个个无奈地摇着头,那年月,哪里会有多余的钱粮带在身上。一次次的沮丧,但又不得不继续下去。终于有个从宝鸡考来的学生大方地借给了我,我那时感激的表情真是无法形容,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是哪个系的,叫啥名字,我很快会还你,下周吧,一定还的。”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从此,这个学生成了我心中终生的好人。
时代的进步使得今天的生活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不仅消费品过剩,连人们的情感也过剩,过剩的结果反而使“独立”变得越来越稀缺。在我们那个年代,高考也就那么回事儿,哪有车接车送的?哪有父母陪着高考的?哪有什么谢师宴、毕业宴的?更没有什么父母陪着报完到才离开的。十八岁,成人了,也就独立了。
今年六月,高考季连着毕业季,学生的话题占据了很多的话语。涉及的问题,不管是怎样的,都会发酵,甚至酿成事端,大家过得有些个谨慎。
201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