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35、随份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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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单位，呆的时间久了，遇见同事家婚丧嫁娶的情况，再所难免。
2017年12月19号，丁酉鸡年十一月初二，公司“豹子头”主任家的儿子结婚大喜日子。
刘晓雨和其他同事都认为，“豹子头”主任之前没有告诉，也没给请柬，估计这桩事也就算了。
不告诉，大家就装不知道。
可令大家意想不到事情出现了，刚过了两天，“豹子头”来了个回马枪。
21号傍晚，“豹子头”看见刘晓雨往单位食堂走，急忙叫住了刘晓雨，说道“我儿前天刚结完婚，本周六晚上我在附近的金礼饭店请请咱们单位的弟兄们，那天晚上你要按时参加哦”。
“恭喜！恭喜！”
“一定！一定！”
刘晓雨客气地回应道。
同事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既然告诉了，咱不能不去。
婚丧嫁娶，随份子钱，那可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了。
说到份子钱，这里先介绍一下份子钱的光荣历史以及各个时代对份子钱的认知。
份子钱，亦称礼金，指的是中国的一种民间习俗和传统。所谓份子钱即是别人结婚、生孩子、老人归老、包括单位、个人乔迁之类的，相关的人要去送钱，包括礼金和礼品。古代：在古代并没有流行送份子钱的习俗，人们习惯送东西给新人。
清末民初：送份子钱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尤其是满族八旗，为了体现身份更讲究送份子钱的礼节。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就描述过家里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的情景。
解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特别简单。
特殊时期：不兴送份子钱，但是亲朋好友会送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为全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
社会现象
份子：1、集体送礼时各人分摊的钱：凑份子。 2、泛指做礼物的现金：出份子。
份子钱代表了对新人的一份祝福，但是钱永远不能代替感情，谁份子钱给得多，就代表谁更亲近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不能让钱成为感情的量化标准。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
份子钱
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里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结婚，自己心里就发紧。唉，又要破费了，请柬似罚款单。遇着好友办喜事还心甘情愿，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诸如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的弟弟、单位管锅炉的临时工，不胜其烦。但是，请柬本身具有制度强制力，效力不亚于交通警察开的罚单，收到请柬的无一例外赶紧凑份子钱。这规矩打从明朝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
如今的婚礼有多重功效，作江湖样本效果神奇，涵盖江湖化社会许多元素，譬如关系、人情、面子，是江湖化社会运作的范例。中国小城市婚礼运作，乃是关系网制度运作之集大成。譬如，前篇“关系网”，曾借用喜筵宾客名单为素材，研究了关系网一般规模大小；后篇“面子季场”，还要分析婚礼大操大办中的面子诉求。本篇，我们还以婚礼为样本，分析“份子钱”的人情运作。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
在南方小城，婚礼份子钱的运行程序大抵如此：
主人制定涵盖所有亲戚和熟人朋友的来宾名单。名单的第一顺序是所有近亲。主人不请亲戚，或者亲戚不来，按习俗都会被人责怪。第二顺序是单位、公司同事，如果单位、公司规模太大，就只请本部门同事，尤其关系要好的同事。再往后是同学，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主要涉及常交往的同学。最后，依个人工作历程，邀请部分战友、工友、客户等等。
其中最要紧，爱面子的家族会尽力邀请当地名流来撑门面。
拟完名单，到酒店定了酒桌，就要开始派帖子送请柬。按照旧礼，送红帖的同时还要奉上一包糖果糕点，表示喜气均沾。红帖和糖果包的形式，是婚礼CI设计的一部分，显示主人的品位和地位。
客人收到请柬后，开始准备份子钱，包在红包内并写上自己名字。这一点很要紧，不写名字就不能确认礼金属主，而礼金是双方人情交易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在意。譬如，在福建南方，送红包时间没有严格限定，但原则上不能迟于喜酒，迟于喜酒会被拒收，不是主人不想收，而是规矩规定不收。送红包时间一般有三种情形：一在通知下达时，在收帖的同时委托来人捎去；二如果没有准备不要紧，可以在婚礼前任何时候呈交；三没有空也不要紧，可以在喜筵当天亲手交给主人。按习俗，主人家在酒店门口有专人收受红包，散席后汇总。
主人收到份子钱，客人吃完酒，从人情角度说，这一轮互动暂告一段落。但事不算完，喜酒吃完了，人情在加深，债务纪录要刷新，人情平衡表面临改写。晚上，主人把这些份子汇总，列表一一记录在册。这本册子，就等于一本人情账，是本次人情的一个明细项目，来宾中将来任一方有红白喜事自己都要如法炮制，凑份子给对方。若时间隔得久了，价码有变化，还要随行就市。
人情账很难彻底算清，陈谷烂糠刨起来不计其数。以前有张三欠李四的，也有李四曾经欠张三的，甚至还有家族中几辈人欠下来的，来回份子，算不清谁欠谁。更加上两个家族除婚礼外还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钱就与总的人情债搅和一起，难解难分。这个烂账其实是好事，正是人情体制和关系网系统追求的境界，无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纠葛和联系，维系了私人关系。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掏“份子钱”的味道
支持者
感情深！使劲掏！送少了不太好，朋友关系就远了，钱多少说明个问题，朋友关系怎么样。
反对者
掏到心都凉了，结婚随份子这钱是越涨越高，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种随份子已经由原来的一种表示一种心意现在都变成了一种金钱负担。本来结婚是好事，那大家都觉的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但如果说一个月要是碰上，三次到四次的话，真的觉得受不了。
中立者
掏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上次一个普通同学结婚，我想用200块随礼，可妈妈说要么不送，送200还好意思？，最后我没有去参加婚礼，想想也是的，对于好朋友结婚那是要多送点了，偶准备明年贵点的东西给我好友。朋友间结婚本来就是互送一种祝福，那这钱咱就不能少出点吗？
份子钱
心态：送者需费脑筋，收者需还人情
随份子本应你来我往，互不相欠，以达到增进感情的目的。可现在，增进双方感情的功能大大淡化，当然会出现心理上的不平衡。
[分析]攀比心理在作怪
多少年来，政府不断提倡婚丧事简办，禁止奢靡之风，现实却是，婚典越办越大，“份子钱”越随越多，早已失去了其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原汁原味”。
[对策]集体凑份子
既然“随份子”已经成了一个让收者和送者都十分尴尬的事情，那么集体凑份子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形式噢！
专家看法：如今的“份子钱”变了味儿
变味的“份子钱”早就让大家颇有微词，但人们又身不由己地被其牵着鼻子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些读者还真有高招，比如以上提到的几种。但记者总是感觉，这些办法看似有道理，也许还真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实属无奈之举。简办，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只是，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不计小利，不拘小礼，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让中国人头疼的“份子钱”竟始于朱元璋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中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性与连贯性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的乌托邦梦想尤其执着。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宋朝诗人范成大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如果风调雨顺，乡村生活充满平静和安详。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灾人祸，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民们往往破产。对这一点，朱元璋深有体会。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中国的政治传统为朱元璋进行乌托邦实验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因为规划设计全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自己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画图。在《献太平十策》中，他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二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驾车）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吸取了解缙蓝图的精神，把这幅蓝图加以修改，在实际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会里，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老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都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与今天春耕生产动员会类似的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他还规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皆论如律”。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我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家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而拒绝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入会，则是为了让他们产生羞恶之心，以利改过。
朱元璋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这一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下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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