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不列颠是个岛”这一事实。不过，爱尔兰和冰岛也是岛国，它们的历史却完全不一样。
因此，很显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论述的。大不列颠并非一直都与欧洲大陆隔开，如今的多佛海峡曾经是陆地，英国的东海岸当时一直延伸到如今的北海。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不列颠的陆地下沉，其东面和南面被海水覆盖。
北海和大西洋的水淹没了低洼地，形成了如今切断法国和英国的海峡，创造了一条巨大无比的护城河，也成为后来英国在空战中的最佳屏障。
早期居民
英国人的始祖有可能是步行穿过如今的海峡，也可能是借助简陋的小船划过英国东岸和欧洲大陆间的海峡，不过那时的海峡估计还是相当狭窄、低浅的。即使是在史前，欧洲大陆就存在很多不同族群。我们对此的了解还极其匮乏。不过，有证据显示他们被迫——也可能是自发——不断地向西迁移，遇到大山或其他障碍时可能暂时停下来；而后继续向西，直至抵达荒芜的大西洋。
他们被迫迁入西班牙半岛、法国布里多尼半岛和大不列颠，甚至是更远的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与其他部族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一直经受着各种压迫。
威尔士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山脉，以及苏格兰高地在我们的故事中相当重要。正是在这些山林里，第一批迁入者成功抵挡了后来者的入侵，并最终在这些山林里定居下来。
至今为止，我们对那些早期部落和移民知之甚少，学者们也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甚至是猜测，但在地理学和考古学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史前年代的几个事实。
首先，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大不列颠原非岛国。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气候发生了急剧变化，从温暖、潮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在塑造英国人的性情、特性和生活方式上，如今的气候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这里的气候并不是大部分拉丁人喜欢的，这里的薄雾、浓雾和雨水将人们堵在家里。因此，家才是人们交往和生活的重要场所，而不是广场。如果你发现英国城市中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的露天广场、露天咖啡屋，人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室内而非户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气候迫使人们选择室内生活，而室内生活则培育了人们的独处和隐居的习性。
显然，不管那些早期迁入者是谁，也不管他们具有何种秉性，他们一波一波地迁入，在不同地区定居而且数量不一，因此，在罗马时期的后来者入侵的很久之前，这些早期居民就已经成为高度混合的种族了。当然，后来者所面临的状况也就随之不同了。
不仅之前的陆地连接已经被淹没，而且早期迁入者早已遍布岛内各地。我们后面还将提到，后来的入侵者成功将早期定居者赶入山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早期定居者被赶入山区，后来者想进一步征服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因而，后来者中的大部分如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及其他人都没能够进入爱尔兰。也正因如此，在英格兰很常见的混血，在爱尔兰就很少见，仅有极少数居住在沿海附近的例外；同样，山地居民那里的混血也远比英格兰东部和南部要少很多。
虽然大不列颠成了岛国，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水并没有像之后那样为他们提供保护或让他们变得富强。分散的部族并不比欧洲大陆上的邻居拥有更好的船只，也称不上是更优秀的水手。英格兰南部尤其是东部的海岸线，有着无数的河流、出海口、港口以及连接内陆的滨海平原，这倒是为那些乘船而来的袭击者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入口。
只有具备了如下几个条件，大不列颠的岛国特点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首先，要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政府领导反抗入侵。这一点在诺曼人的统治下实现了。其次，要有远洋商贸的发展。借助远洋贸易的路线，英格兰才能参与到更大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只要看看其在地图中的位置，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些会在伊丽莎白时期实现，为什么是英格兰南部而非北部、苏格兰、爱尔兰或爱尔兰的其他岛屿因此受益。英格兰地理位置的便利性使得它可以横跨大西洋，发展与北欧的贸易以及其他远洋贸易。这些远洋贸易线路，一端是北欧那些物产丰饶的城市，穿过狭窄的海峡，快速抵达另一端，那就是英格兰自己的港口，如伦敦和布里斯托尔。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早在石器时代，英格兰就和西班牙、埃及有贸易往来。在后来的金属时代，在伟大的琥珀之路[1]沿线，也存在着各种贸易，如与爱尔兰的黄金贸易、从康沃尔购买锡等。
大约在公元前50年，由于凯撒摧毁了科比罗港口，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贸易遭到严重破坏。好在，曾入侵英格兰并在其中建立了两个王国的比利其人（Belgae），也在欧洲大陆创建了具有相当高度的文明国家，并与英格兰东南部有大量的商贸往来。不过，对这些早期商贸而言，大不列颠的岛国特征更多是一种阻碍。还要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国际变迁和国内发展后，伦敦才成为世界的关键节点。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英格兰早期的居民都是谁，甚至是他们的习性、风俗和精神面貌，那肯定非常有趣而且也相当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显然，石器时代的不列颠还不是个岛国，就已经有了定居的农业生产、可观的财富累积，甚至有了相对简单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如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史前巨石柱[2]——只是我们仍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在含义。在随后的青铜和铁器时代，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和定居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土壤、高地和低地，以及其他地理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我们对这些因素都知之不多，因此我们也只能略去不论，直接跳到凯撒时代的历史。
在先前的多个世纪里，英国文化被欧洲大陆地区的多种文化所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有些村落毫不设防，有些则是山丘堡垒林立。有些部族偏好砂土和山地，有些（尤其当那些从其日耳曼祖先那里继承了伐木技术的比利其人迁入之后）则钻入山林大肆砍伐并在那里安居。
罗马入侵
凯撒在（法国）高卢和比利其人打过交道，并熟知其习性。他指出，那些越过海峡到英格兰抢劫而后定居的比利其人，依然沿用他们高卢部族的姓氏。高卢国王狄维契亚古斯（Diviciacus）不仅统治着高卢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统治着不列颠——这里指的是英格兰的东南部。海峡两岸的人们显然保持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来自不列颠的小分队帮助他们的高卢亲属抵抗古罗马军团，而来自高卢的难民则在英格兰找到了安身之处。罗马对不列颠的入侵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么一个缘故，即凯撒认为有必要将高卢的富庶省份招抚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鉴于英格兰南部与高卢人的密切关系，征服英格兰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公元前55年的晚夏时节，凯撒发动了对英格兰的第一次远征——本质上应该算是一次侦察。他派遣下属盖乌斯·沃卢森努斯（Gaius Volusenus）带领先遣队去勘探英格兰海岸以寻找合适的登陆点。不幸的是，沃卢森努斯在迪尔就停了下来，并在那里修建工事、推平陡峭的海岸。就这样，沃卢森努斯错过了不远处的合适登陆点——唐斯。凯撒最终派遣了一万人的步兵团，后来其骑兵团虽然也上了运输船，却被总是帮着不列颠人的大风吹到了海峡下游，而不是凯撒的步兵团所登陆的迪尔港。而且当晚浪潮十分汹涌，以致不管是已经停泊在海滩的还是在海中抛锚的船舰都遭到极大破坏。
凯撒在冬季战争中缺乏补给，因而不得不在与不列颠人开战的同时，到海滩后面的富饶地区去搜寻食物。船舰在最短时间内被修复好。不列颠人的抵抗时而激烈时而涣散。他们有时觉得这个新的入侵者不可战胜，有时战斗起来又勇敢而坚决。有一天，他们袭击了罗马人的营地，但在罗马军团的强大编队冲击下又无法固守。不过，凯撒也意识到他的处境极其不利，于是将军队撤回了高卢。
作为一次征服不列颠的尝试，这次远征显然是失败的，不过凯撒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他现在知道了英格兰东南部是个谷物丰产的地区。与欧洲大陆的高卢人不一样，不列颠人使用战马车——尽管车轮上没有装备长柄镰刀——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进攻武器；而对抗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骑兵。不列颠人无法对抗编队军团，也难以在不利战局中保持士气。不过，他仍没有关注到征服英格兰所面临的海军方面的问题、远离肯特海岸后所面临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等问题。回到高卢后，他准备来年发动一场准备更加充分的远征。至少，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事实，即这个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地方物产丰饶，也正是这些地方源源不断地为其在高卢的敌人输送援军。抛开控制着岛屿的比利其人时不时骚扰其统治的欧洲大陆不提，凯撒发现，因其物产丰饶，控制英格兰本身就价值不菲。
凯撒第二次远征一开始，他那由二十八艘战舰、五百四十艘运兵船和两百艘货船组成的舰队就被逆向风耽搁了整整三周。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凯撒深知，高卢人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因此他打算带着高卢部族的几个首领远征以控制高卢部族。杜诺列克斯（Dumnorix）就是其中一个，他对凯撒深怀不满，在尝试说服凯撒让其留下未果后，他带着骑兵队逃出凯撒的营地。
虽然他最终还是被捕并遭到杀害，但他已用行动捍卫了自己的自由。
就在那晚，凯撒起航了。第二天早上，其军队在其上次登陆点的不远处登陆——他们显然还没有发现里奇伯勒港口。凯撒在登陆后就马上向内陆挺进，并在坎特伯雷附近击败了一支英国军队。不过，大风彻底摧毁了他的四十艘船并重创其他船只。为此，他不得不返回海岸并花了十天时间修理。在此，凯撒再次表现出其对海军的忽视，而不列颠人则利用了他们的这个优势。不列颠人中最强大的首领是比利其国王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其首府建在赫特福德郡。卡西维劳努斯之前一直未能成功统领其他比利其部族，而现在，只要他愿意站出来帮助抵抗罗马人，甚至连肯特人都会对他俯首称臣。
当凯撒重新展开其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面对不列颠上最有才干的人——卡西维劳努斯。在战争中，尽管不列颠人用行动证明：只要领导有方，他们仍然是可怕的对手，不过凯撒还是击败了他们并摧毁了离圣奥尔本大约两英里远的卡西维劳努斯的总部。不过，这些部族可谓是一盘散沙，彼此争权夺利：肯特部族中的特里诺文特人（Trinobantes）背叛了卡西维劳努斯，还有五个部族归顺了凯撒。另一方面，其他肯特部族攻击了凯撒的舰队和附近的营地，这也迫使凯撒与卡图维劳尼族人（Catuvellauni）议和并再次匆匆赶回海岸救急。
就在那时，高卢又出现了麻烦，需要凯撒立即回去解决。由于船只数量减少且增添了不少俘虏，凯撒的船队要来回两次才能运送完人员和物资。不过，他还是安全返回高卢了。从公元前54年的那晚起直至公元43年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再无罗马人骚扰过大不列颠。而英格兰人对入侵的恐惧也如一个噩梦般过去了。
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不清楚为何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统治期内，征服不列颠重新被列入议程。他们在几年内就打到了苏格兰边境，不列颠也就此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5世纪早期。至于罗马的文化和权力在不列颠实行统治的具体日期，就无法精确考证了。不过，不列颠人并没有温顺地接受征服。我们应该记住反抗者的首领——卡拉克塔克斯（Caractacus）。他组织反抗军与罗马英勇抗争，但最终被俘虏并死于罗马。卡拉克塔克斯宁死也不甘失败，他曾三次组织反抗军与罗马血战。他也是被征服时期最重要的不列颠人之一。
另一个需要被牢记的是博阿迪西亚（Boadicea，现在有些学者喜欢拼为Boudicca）女王。到公元61年，英格兰的很多地区都已经被组织起来，伦敦、维鲁拉米恩、切斯特及其他地方，已经有了罗马人的定居点。随着征服和组织化，税吏、放债人、压迫和管理不善也随之而来。人们在这种重负和损耗中痛苦不堪。博阿迪西亚的丈夫，作为爱西尼（Iceni）部族的头领，不作任何反抗就向克劳狄乌斯投降，做了“傀儡”皇帝。他死后，留下了寡妇博阿迪西亚和两个女儿。罗马宣称王室家族已经灭绝，并没收了王室及其他爱西尼贵族的财产。博阿迪西亚遭到公开鞭打，她的两个女儿则被强奸。
这位深受侮辱和伤害刺痛的女王号召东部和南部的不列颠人起来反抗、杀死压迫者。当女王号召其人民掀起反抗风暴时，总督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正在安格尔西大肆屠杀德鲁伊教的教士。罗马人对自己的权力是如此自信，以致他们竟没有在伦敦和其他城市修建围墙。据估计，在几天内，仅在三个城市就有七万名罗马人被杀害。在罗马人征服英格兰十八年后，罗马人在英格兰的数量也由此可见一斑。
罗马第九军团此时已被歼灭。第二军团的领导表现怯弱，拒绝支援匆忙南下的苏埃托尼乌斯。带着一万士兵的苏埃托尼乌斯遭遇了一帮“暴民”——他们是拖家带口的平民，而非军队。不过，罗马军团仍令人意外地发动攻击并消灭了他们。最终，据称有八万名男人、女人和小孩被杀害。苏埃托尼乌斯是出色的战士，却不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只想着狠狠地复仇。不过，幸免于尼禄暴政的新总督被指派到了不列颠，他更为人道，也更像个政治家。苏埃托尼乌斯被召回，新总督实行了安抚政策，并带来了良好的管理。在这个黑暗时期，有三个人值得被记住，分别是不列颠英雄卡拉克塔克斯、博阿迪西亚和罗马总督克拉西喀阿努斯（Classicianus）。克拉西喀阿努斯力排功勋卓著的将军的意见，为饱受苦难的人们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他最终死于英格兰，其坟墓也于1935年被确认，现在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
阿格里科拉（Agricola）于78—84年任不列颠总督，他功勋卓著，任内征服了包括威尔士在内的大部分岛屿，除了极北的部分地区——罗马人一直未能击败那些生活在北部蛮荒山区的野蛮部落古苏格兰人（Caledonian）。这些古苏格兰人甚至还时不时地掠夺那些低地。罗马人在不列颠的北方边境修建了一系列堡垒。皇帝哈德良在公元119年视察不列颠之后，更是兴建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在那个时期，哈德良长城和其他边防堡垒大概需要一万九千名士兵（包括骑兵）来布防。
不列颠罗马化
现在，是时候将论述从战争和流血转向了解在不列颠所建立的罗马文明的本质了，并且了解其究竟产生了哪些长远影响——如果有的话。不幸的是，尽管存在很多罗马遗迹，我们也相当了解那段有记载的历史，但很多我们想了解的资料仍然是一片空白。
不管怎样，我们的确知道，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不列颠已经是最重要的行省之一，且通常由前执政官管理。尽管没有关于人口的统计资料，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可能有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完全罗马化的：其中又包括驻扎在不列颠岛上的四个军团，以及具体数量不详的罗马人。这些人在当时不列颠的分布，更加接近史前时期的状况，而非现代英格兰的状况。
早期的人们大多定居在那些容易耕作、土质相对松软的地区。
后来发生的变革，即大规模在林地和湿地耕种，极大地扩展了可耕种区域，增加了食物供给和人口。不过这种变革是在《末日审判书》[3]施行时期才真正完成的。大约有十万移民迁入英格兰，包括五雷四万名军团士兵及其家庭成员、随军流动的平民、商人等。其中又包括各种民族，如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哥特人和撒克逊人等，还有数量相对较少的纯种罗马人。尽管这个民族大熔炉就这样持续沸腾、翻滚，新来者渐渐都被同化为精明的不列颠人。不过，要想搞清楚不列颠人的民族性在哪些方面被改变或是被改变了多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研究罗马时期人们的生活时，我们首先要区分城镇和乡村。
而且在英格兰，首先要考虑的必然是乡村。
大多数地区都存在两种类型的乡村，即农庄和村庄。它们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和农业体系。虽然目前还缺乏证据，不过这两种体系有可能在被罗马征服前就已经存在。这两种乡村，一开始其中一种是单独的家庭农场，另一种是社区群居，后来前者发展成农庄，后者发展成村庄。
至少在罗马时期，农庄是一个家庭及其亲属的居所，独立存在于其农场之外，并不与其他社区群居。虽然也有例外，但几个农庄聚在一块领地内的情况并不常见。也有一些农庄的领主从事的并非是农业而是挖矿等，但这种例外同样没有改变农庄生活的一般规则。
农庄本身可大可小。其大小取决于农庄主的财富，也与建筑物有关系。农庄的风格及其陈设，通常都已经罗马化了。矩形房间的墙壁一般用描画的灰泥来装饰，就如我们在庞贝看到的那样。
那时候的居民，也不像如今居住在现代英国房子里的居民那么热衷于奢华的中央暖气和沐浴用具。房子周围就是空旷的田地。
一个农庄就是一个独立、紧凑的经济单元。仆人和工人的食宿由农庄主负责，他们就住在农庄的主楼附近。一般而言，农庄生活是有钱人的特权。不过它与后来的领主生活却无丝毫联系，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农庄散布于乡村的各个角落，各地的农庄数量也多少不一。在1—3世纪，英格兰农庄的数量和规模都有稳定的增长。
在罗马时期，另一种乡村生活形态就是村庄。在这里，自治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居住在几乎都是只有一个房间的圆形小棚屋里，村庄外围是沟渠或围墙，以提供保护。从遗迹来判断，这些人（除了英格兰南部的）即使有被罗马化，其程度也是很轻的。
尽管村庄拥有附近的土地，不过他们还是很穷。在这里，村民共同耕种这些土地，而小块土地则可能被永久性地或是分年度地分配给个体村民。有意思的是，我们关于十五个世纪前的土地形状和分配的很多认识，还主要归功于空中摄影术的发展。这些耕地的面积通常只有一两英亩。而我们知道，耕地面积小的农民跟那些拥有很多耕地的地主相比，其效率总是较低的。与那些拥有大块深耕地的农庄主相比，只有小块浅耕地的农民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些不列颠农民的状况，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还是只是帝国或地主的佃户。不过，即使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也可能逐渐变成大地主的附庸，就如在高卢和日耳曼发生的那样。农庄里的工人跟奴隶差不多。不管怎样，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也算是实现了国泰民安。之前发生在无数小部落之间的持续战争（很多还是未被记录的）总算是消停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们的小棚屋几乎不生产任何类型的武器。
不列颠罗马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城镇的增长。就如我们在导言中提到的，欧洲北部和地中海沿岸居民的重大差异就是：后者的城市化程度很高，而前者却对乡村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希腊共和国是个“城邦”，罗马帝国也是用一个城市而非一个乡村、民族或种族来命名的，并以此作为其帝国的中心。在罗马刚开始管理不列颠的时候，那里没有城市，甚至连相当规模的城镇都没有。
不过在罗马人看来，城市就是文明。在高卢，罗马人给当地部族兴建城市，不久后在英格兰也实行同样的政策。他们逐渐兴建了维鲁拉米恩、伦敦、奇切斯特、坎特伯雷、多尔切斯特、埃克塞特和西尔切斯特等城市。阿格里科拉和其他总督都提倡城镇生活，为此，他们花起钱来总是慷慨大方，甚至是过于浪费、毫无节制。
有人说，即使是现在的英国城镇的公共建筑也没有当初的小部落城镇多。比如，在西尔切斯特，最多不过两千人，住在八十栋房子里，有一个长方形廊柱大厅，能够容纳四千人，公共澡堂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洗浴。另一个奢侈的例子就是罗克斯特的大澡堂。
用的人很少，但规模超群，而且一直没有完工。
城镇里的街道是我们所熟知的矩形，有罗马官员熟悉的用于聚会的公共场所、市集广场等。政府为此所做的开支数目也极其庞大。很显然，罗马人不仅想在异地享受其习惯建筑，同时还能够在宏大、时尚的中心广场用拉丁语来交流，保持与罗马风格的一致性，并借此来将那些外乡人罗马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以伦敦为例，安东尼时代，这里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五千名居民；在维鲁拉米恩大约有五千人，其他城镇的居民数量也相差无几。
但我们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罗马化对城镇的影响，基本上都只是局限于城镇内部。那些比较富有的农庄主的罗马化只是虚有其表，而那些既不生活在城镇也不是富有农庄里的广大民众所受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壮观的城镇建筑规划表明规划者希望其人口能够急剧增加，但习惯和偏好的改变来得太过突然，因而难以实现。事实上，即使是如今，不列颠人也更喜欢乡村而非城市。
可以说，不列颠人的成长是建立在泥土上而非硬地板上的。后来，他们终于发现，城市和乡村都是完满生活所需的要素，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自然的偏好。那些最地道的伦敦人至今仍说“城镇”而不是“城市”（除非他是在意指财政区域），讲“道路”而不是“街道”。伦敦的乡村化程度也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更高。
渐渐地，罗马城或罗马镇减少了。在西尔切斯特，广场在公元160年被烧毁，而后重建，而在公元300年再次烧毁的时候就没有重建了。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大量证据都表明城镇生活渐渐式微，而这一时期的这个现象多少还是整个帝国现状的真实缩影。
到4世纪，许多城镇如维鲁拉米恩实际上都被遗弃了，流民住进了那些被遗弃的房子。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因素外，其衰败的原因至今仍未确定。一方面可能是大楼建筑经费的中断，一方面是重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大提高了生活成本。
在3世纪初至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埃及的谷物价格上涨了六十倍。
帝国的其他地方极有可能也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农庄和村庄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如果无力承担城镇生活的成本，仍可仰赖土地为生。与那些依赖工资收入的城镇富人相比，农庄主的确是比较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尽管没有那么奢华，但也足够舒适，而且几乎从不至于饥寒交迫。
与农业不同，商业和工业主要由原料（如铜、铅、铁、兽皮，或许还要算上奴隶和猎狗）的出口和成品的进口组成。工商业最终也逆转了大不列颠后来的历史。在这种转型中，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其中包括资本集中、大规模生产、金钱流入商人手中、富有贵族的债权累积等。这种并不健康的状况在某些方面与现今类似。在这一时期，罗马的知识和审美都开始枯竭。曾经辉煌的不列颠艺术，也正是由于受罗马的影响而变得低劣、庸俗，成为一个生产组织而非艺术创作组织。罗马也没有改善英国的宗教生活。
罗马的泛神论宗教并没有取代当地人不计其数的部落神灵。不过，在罗马统治结束之前，基督教找到了立足点。基督教的影响范围不仅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不列颠，也在那些罗马武力未能企及的地区，只是其中的来龙去脉就模糊得难以梳理了。
慢慢地，边缘地带未被征服的部族越来越躁动不安、越来越具侵略性，如爱尔兰境内的苏格兰人和苏格兰境内的皮克特人（Picts）。整个罗马帝国已从内部开始衰败，而不列颠人也觉察到了其控制上的松弛。罗马帝国的渐渐衰败和最终崩溃的原因有很多，但就不列颠而言，其政府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和官僚化——我们可以据此来审视如今的状况——而地方和个人的雄心和积极性逐渐被浇灭。罗马已经流于平庸，而之前的野蛮之地则越来越卓尔不凡。“历经数代被驯化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已经成为其他粗野人和野蛮人嘴边的猎物。这些野蛮人将会掌握利用不列颠人的温顺来服务于他们的目标。”
在417—429年，罗马帝国逐渐失去了对不列颠的控制权，并撤走了最后一个军团。现在，不列颠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实际上，不列颠受罗马的影响，还比不上高卢（也即后来的法国）。另一方面，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动乱，又让人不得不反思罗马人的占领是否真的毫无价值。罗马在不列颠的衰败与5世纪初复兴的凯尔特人从爱尔兰迁入不列颠有部分关系。当罗马遭遇从欧洲大陆渡水而来的入侵者，而不得不从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向西撤退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深深陷入凯尔特人的包围中。有意思的是，熟悉拉丁人的英国历史学家吉尔达斯（Gildas）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似乎根本不知道不列颠是罗马的一个行省。那些更有文化的英国人，更是迅速地淡忘了对罗马的记忆。
罗马创建了伦敦，修建了经久耐用的道路系统。这套道路系统甚至丝毫也不比18世纪的新道路系统差。这套道路系统中的大桥虽然坍塌了，但其道路却一直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英格兰也由此得到了一套非凡的交通系统，而这又促进了后来的某种程度上的统一。罗马的统治还带来了民族融合，相对和平、高效但也略显迟钝、糊涂的管理体验，与一个拥有不同思想和更高物质生活标准的外来民族相处几世纪的经验，地中海城市文化和英国乡村生活理念的碰撞，对拥有权力和荣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模糊记忆而非小部落间永无休止的争斗。不过，诺曼·威廉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才能重新凝聚整个国家。罗马统治的影响，如果存在的话，那是深藏于英国人（不久将会被新的入侵者融合）的潜意识里，而非体现在任何记忆或是传统延续上。罗马时期，更像是即将上演的英国戏剧的舞台垂幕上的一幅画，而不是戏剧的第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