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名利场上，即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人，有时候总不免要思考一下自己的熟人日子是怎样过的；即便是最豁达大度的人，也不可能从不在意左邻右舍一年到头如何维持他们的开销。比方说，尽管对詹金斯一家我极其尊敬（因为每年总要叨扰他们两三餐），可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家子坐着敞篷大马车出现在海德公园，跟班的一个个熊腰虎背，对我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我虽知道那车是租来的，并且他们对佣人一律只供膳宿不给工资，然而三名仆役一辆车少说也要花六百镑一年——何况隔三差五还要设华筵请客；两个男孩上的是伊顿公学；除了为女孩们延聘一名很贵的家庭女教师外，另有几位专科教员上门授课；秋天不是出国就是去伊斯特本或沃辛[15]旅游；一年一度的舞会由甘特美食店供应夜宵（附带提一下，詹金斯家的一流宴会大都由该店承办，我曾应邀出席一次这样的盛宴以免一个座位空着，故而对此十分了解，当时我立即看出，那些菜点的规格比招待较低档次客人的大路货饭局高出许多）。我要说的是，哪怕对于管闲事毫无兴趣的好好先生，也会不由自主地纳闷儿：詹金斯家哪得如此阔绰？那么，詹金斯究竟何许人也？我们都知道他是典签署长官，年俸一千二百镑。是不是他的太太有私房钱？瞎掰！弗林特小姐出身于白金汉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兄弟姐妹连她共有十一人。娘家只有在圣诞节给她一只火鸡，而学校放假时她倒要供几个妹妹的膳宿；她的兄弟们到伦敦来，也得管吃管住。詹金斯是怎么保持收支平衡的？我想问的也是他的每一个朋友必定想知道的：他怎么能够长期不露馅，一直逍遥法外？去年他到法国的布洛涅去了，可居然还回来，此事令所有的人大惑不解。
这里的“我”泛指世人，也可以说是每一位可敬的读者经常接触的格伦迪太太[16]，其中谁都能举出若干熟人的家庭来，天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确信，我们人人喝过许多杯酒祝好客的主人身体健康，而心中怎么也猜不透，买那些酒的钱他是哪儿弄来的。
罗登·克劳利从巴黎回来后，住进了五月市柯曾街一栋舒适的小楼。三四年间，在受到他们款待的众多朋友中，恐怕人人都就这对夫妇的生活方式产生过上述疑问。前文提及，小说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既然我能告诉大家，没有任何收入的克劳利夫妇多么优哉游哉，那么，我是否可以请求惯于从各种期刊上大段大段地摘录别人文章的报纸，不要转载下面翔实的报道和精确的数据？作为这些材料的发现者（还花了一些费用），对之我应当拥有可能从中获得的利益。[17]
“我的儿，”如果天赐我一个儿子，我会对他说，“通过深入调查以及与他本人的经常性接触，你会懂得，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是怎样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不过最好不要与那些精于此道的绅士过从甚密，可以使用第二手材料，就像使用对数表那样，因为你若是要自己动手计算的话，相信我，那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尽管没有任何收入，克劳利夫妇却能在巴黎过上两三年快乐逍遥的日子，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只能作一些非常简单的叙述。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离开了近卫骑兵团，卖掉了自己的头衔退出军界。当我们再次遇见他时，除了他的八字胡髭和名片上的中校头衔外，他的戎马生涯再也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纪念。
笔者曾经提到，瑞蓓卡到达巴黎后，很快就在花都的社交界风光十足地占据领导潮流的地位，并在王政复辟后最烜赫的一些法国贵族之家受到热情接待。当时在巴黎的英国达官贵人，也都围着她转，致使他们的太太把这朵突然冒出来的交际花恨得要命。她在圣日耳曼区[18]的沙龙里已站稳脚跟，那些张开双臂欢迎她的朝廷新贵府邸又是如此富丽堂皇，凡此种种有好几个月曾令克劳利太太心花怒放，恐怕还有点儿飘飘然。在那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她也许不太瞧得起丈夫结交的那个圈子——大都是一些年轻的军人。
但是，陪太太出去应酬的中校，置身于公爵夫人等朝廷命妇中间，却感到无聊至极。那些老太太玩纸牌，为了区区五法郎的输赢会大叫大嚷，克劳利中校认为在这样的牌桌旁坐下来纯属瞎耽误工夫。由于不懂法语，她们谈话中的风趣之处他又欣赏不了。他一再表示：瑞蓓卡何苦每天晚上向一大帮子皇亲国戚行屈膝礼？不久，他便让太太一个人去参加那样的晚会，自己重又在合得来的朋友中间寻欢作乐。
我们说某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根本没有进款，日子照样过得挺潇洒；其实这“没有进款”一语指的是一个谜，意思是说：不知道这位有头有脸的人物是怎么维持其日常开销的。我们这位中校朋友对于一切赌博都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无论纸牌、骰子还是台球杆，他没有不熟悉的。可想而知，他玩这些东西的功夫比偶一为之的人自然高明得多。想要在球桌上把球杆使出个模样来，犹之乎握铅笔、吹长笛或练击剑——起初你对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可能运用自如，只有反复练习并且持之以恒，还得与天赋结合，方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台球这项游戏中，克劳利原先只是个出色的业余爱好者，如今已成为行家里手。如同一位伟大的将军，他的天才往往与危险同步增长。有时候整场比赛他的运气老是不佳，人家把赌注都押在他输球上。在关键时刻，他会显示艺高胆大的本色，打出几杆惊人的好球，一下子扭转败局，取得最后胜利，令所有的人惊诧不置——确切些说是令所有不了解他有这一手的人惊诧不置。看惯这种场面的人，就不会那样轻率地下注赌一个人输球，因为没准儿此人后劲忒足，会突然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大显身手，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玩牌他也是一把好手。在晚上牌局刚开始时，他经常输钱，出牌稀里糊涂，蹩脚透顶，不知底细者每每不把他放在眼里。然而，接连几次小输之后，他才打起精神来，注意力开始集中；这时你会发现克劳利的牌打得与刚才判若两人，并且确信夜犹未央他将把对手杀得片甲不留。事实上，能自夸曾经赢过他的人简直绝无仅有。
由于他在赌道上无往而不利，无怪乎眼红者和败北者提起此事有时会说些相当难听的话。关于威灵顿公爵从不打败仗这一点，法国人总说只是一连串惊人的巧合才使他成为常胜的福将；他们居然认为威灵顿在滑铁卢耍了诡计，否则赢不了最后性命攸关的那一墩牌。同样，在嗜赌的英国军人圈子里有一种影影绰绰的说法，认为不能排除作弊的可能性，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克劳利中校老是连战连胜。
尽管巴黎的弗拉斯卡蒂沙龙[19]彼时已经开张，然而赌风日炽，公开的赌场太少，适应不了那股迅速蔓延的狂热势头，于是私人家中也呼幺喝六地赌起来。在克劳利家颇具情趣的小型晚会上，通常也举行这种预兆不祥的娱乐活动，令娇小而贤惠的克劳利太太极不痛快。提起丈夫沉湎于掷骰子赌博，她那无比深刻的忧伤便溢于言表；不管什么人上他们家，她都会抱怨诉苦。她恳求年轻人千万千万别去碰骰子筒。有一回，步兵团的小伙子格林，输了一大笔钱；据佣人告诉那位倒霉的少爷，瑞蓓卡哭了整整一夜，甚至向她的丈夫下跪，求他把格林欠下的赌账一笔勾销，把格林所立确认欠债的字据付之一炬。可是罗登怎么能这样做呢？轻骑团的布拉克斯通和汉诺威骑兵团的佩因特伯爵赢他自己的钱也有那么多。格林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还；但欠债当然要还；烧毁笔据完全是小孩子冒傻气。
另一些军官——主要是年轻人，因为喜欢聚集在克劳利太太周围的大都年纪较轻——参加她家的派对回去时往往哭丧着脸，他们或多或少在她家致命的牌桌上输了钱。克劳利家开始有了坏名声。老手们告诫缺乏经验者要提防危险。占领巴黎的部队之一第——团的奥多德上校，就曾这样告诫该团的斯普尼中尉。有一回，这位步兵上校和他的太太在“巴黎咖啡馆”用餐，他们跟也在那里吃饭的克劳利中校夫妇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的太太都参与了这场冲突。奥多德太太就在克劳利太太的鼻子前面打了一个响亮的榧子，称后者的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克劳利中校要求跟最低级巴思爵士、奥多德上校决斗，并且把那一对手枪拿出来作准备（其中一支就是当初他打死马克尔上尉的凶器）。总司令闻讯后，派人把克劳利叫去，跟他作了一次谈话，决斗才没有举行。要不是瑞蓓卡跪在塔夫托将军面前求他帮忙，克劳利本来是会被遣送回英国去的。此后他有好几个星期没跟军人在一起赌钱。
虽说罗登精通赌术不容置疑，而且所向披靡，但是瑞蓓卡经过反复思考，看清楚他们的地位终究不稳固；尽管他们几乎什么账也不付，然而他们这么点儿小小的本钱难保不会在某一天化为乌有。
“亲爱的，”她对罗登说，“赌博有助于增加你的收入，但赌博本身毕竟不是固定收入。总有一天那些人不愿再玩了，那咱们怎么办？”
罗登心中默认她说得有理，事实上他也注意到了，那几位绅士上他家玩了几个晚上，吃过几餐宵夜以后，确实不想再跟他赌钱，瑞蓓卡的魅力也难以使他们频频自投罗网。
克劳利夫妇在巴黎的生活固然优哉游哉，但说到底那只是无所事事的闲混；瑞蓓卡认为还是应该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安排罗登的前程。她必须为丈夫在国内或殖民地谋一份差事，决定一俟扫清障碍便回英国。作为第一步，她先让克劳利卖掉军衔离开近卫团，只领半薪。在这以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塔夫托将军的副官。瑞蓓卡逢人便说将军的坏话，嘲笑他的假发（他一到巴黎便戴上它遮秃）、他的紧身腰带和他的假牙，被挖苦得最凶的是：他妄图征服所有女人的心，自作多情地以为他靠近的每一个女人都痴恋着他。近来塔夫托将军移情于浓眉重垂的布伦特太太——军需官布伦特的妻子，向她送鲜花、首饰，在餐馆里请她吃饭，把自己在歌剧院的包厢给她享用。可怜塔夫托太太的愁眉并不比以前稍得舒展，漫长的夜晚她依然不得不和女儿们一起待在家里，明知将军身上喷了香水、捻着八字胡髭出门，肯定是陪布伦特太太看戏去了。当然，蓓姬身边有一打崇拜者取代将军的位子，凭她的一张利嘴足以把将军的新欢奚落得无地自容。但是，笔者已经说过，她渐渐厌倦了这种闲得无聊的社交生活。歌剧院的包厢和餐馆里的宴请已使她腻烦；花束又不能留着防荒，她也不能指着一些小件首饰、花边手帕和羊皮手套过日子。她感觉到声色犬马的空虚无聊，想望着能得到一些真正的实惠。
就在这个当口儿，来自英国的消息很快在中校的巴黎债主中间传开，并使他们大为高兴。他那位有钱的姑母、准备把巨额财产遗留给他的克劳利小姐快要死了；中校必须赶回去和她见上一面。克劳利太太和她的孩子留下等中校来接。中校动身前往加来[20]并且安抵该地。
人们原以为他要渡海到多佛尔[21]，谁知他竟搭驿车去了敦刻尔克[22]，再从那里折向他早就心向往之的布鲁塞尔。其实，他在伦敦欠下的债比巴黎更多；他宁可到这个不太大、又比较安静的比利时城市去，而不愿待在喧嚣的英法两国首都中的任何一处。
姑母死了。克劳利太太给自己和儿子小罗登按最严格的规矩定制了丧服。中校忙于办理遗产继承事宜。他们现在要的是旅馆的二楼客房，不必像过去在布鲁塞尔时那样将就住在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斗室之中。瑞蓓卡要重新布置房间，和旅馆老板商谈了壁挂更新的事，在地毯问题上还有过一番不伤和气的争执，最后双方就一桩桩、一件件全面达成协议——只是账单未付。重新装饰期间，瑞蓓卡先坐旅馆提供的一辆车到别处去暂住，同车的有她的孩子和一名法国保姆，殷勤的旅馆老板和老板娘站在大门口满脸堆笑热情相送。塔夫托将军听说她离开了巴黎，顿时火冒三丈；布伦特太太则因将军火冒三丈而冲他火冒三丈。斯普尼中尉像是被一刀扎进了心窝。旅馆老板提前把最好的客房重新装修布置停当，等候迷人的少奶奶和她的丈夫回来。他把克劳利太太郑重其事交给他保管的几只箱子仔细捆扎，小心藏好。不过，后来这些箱子被打开时，里边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
但是，克劳利太太在去比京与丈夫会合之前，却只身作了一次英国之行，把小儿子留在欧洲大陆，由那个法国保姆照料。
瑞蓓卡和小罗登分别，对母子双方都没有造成太多痛苦。说实在的，从那位小少爷出生以来，做母亲的并没有见过他多少回。瑞蓓卡紧跟法国母亲们一种可爱的时尚，把孩子送到巴黎郊区一个村子里去由别人奶养，小罗登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是在一户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度过的，他有好些个穿木屐的奶哥哥，倒也快活。他父亲常骑马到那儿去看他，见儿子面色红润，浑身稀脏，在花匠的妻子（他的奶妈）照料下做泥饼玩儿得开心，一边声音洪亮地大叫大嚷，做了老子的罗登不由得心花怒放。
瑞蓓卡不大乐意去看自己的嗣子。比如有一回，她的一件浅灰中略泛紫红色的新长袍就让儿子给弄脏了。小罗登宁可接受奶妈的抚爱，而不领母亲的情，当他最后离开那个笑口常开、差不多是他亲娘的奶妈时，大哭大叫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母亲答应他第二天就能回到奶妈这儿来，小家伙才得安生。奶妈自己恐怕也觉得难舍难分，她也被告知孩子很快就要送来仍由她抚养，所以有一段时间一直望眼欲穿地盼着小罗登回来。
在稍后一个时期，有一批胆大妄为的英国冒险家闯入欧洲大陆，在各国首都欺诈行骗。其实，我们的这一对朋友可以说是其中的先驱者。在一八一七到一八一八年的那段十分好过的日子里，对英国人的财富和信誉还极为尊敬。我听人说，当时他们还没有学会在做交易的时候讨价还价，哪像现在这样以不屈不挠的侃价本领著称于世。欧洲的大都市还没有让我国那些无赖的勾当长驱直入。现如今，几乎在每一个法国或意大利的城市，你都能见到我们某些高贵的同胞，摆出英国佬到处炫耀的大模大样和傲慢架势，赖旅店主人的账，用空头支票诈骗轻信的银行家，从车马店老板那里抢走马车，从金匠那里掠夺首饰，玩纸牌把天真的旅客钱包掏空，连公共图书馆的书籍也难幸免；然而，三十年前只要是一位坐自备马车旅行的英国绅士，所到之处哪儿都乐意让你赊账，那些爷们绝少骗人，只有受骗的份儿。
克劳利一家走后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在巴黎期间所住的旅馆老板才发现自己损失惨重，那还是因为向克劳利太太提供服饰的马拉布太太多次来要数目不大的账，还有王宫大厦金球首饰行的迪德洛先生也来过不下五六次，打听那位买了他几块怀表和几只镯子的漂亮太太回来没有。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事实：甚至那个穷花匠的妻子，奶养了那位太太的孩子，除了最初六个月，以后再也没有拿到过一文钱，尽管她以奶汁和母爱哺育了胃口大、身体棒的小罗登。真的是这样，连奶妈的钱也没付——克劳利夫妇实在贵忙得紧，哪儿记得他们还欠她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费用。至于旅馆老板，他在有生之年可把整个英国骂得狗血喷头。他向所有的旅客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姓克劳利的中校大爷——他的太太身材娇小，脑瓜子极灵。
“哦，先生！”老板会补上一句。“他们可把我坑苦了！”
听他诉说蒙受重大损失的前后始末，真令人感到悲哀。
瑞蓓卡这次伦敦之行的目的，是想去跟她丈夫的一大批债主达成某种妥协，建议每一镑欠款向他们偿付九便士或一先令，让罗登回到自己的祖国。她在进行这场简直比登天还难的谈判过程中究竟采取了哪些手段，笔者不便细说。但是，她向债主们摊牌，她受权付给他们的那笔钱，是她丈夫能凑到的全部资金；她说服他们相信，克劳利中校宁可永远侨居大陆，也不愿背着一身债回到这个国家来定居；她还向债主们证明，她丈夫不可能从其他途径筹款，也就是说，他们休想得到比她受权建议的还债比率更大的份额。最后，她终于使中校的债主一致同意接受她的条件，于是她仅用一千五百镑现金便把超过一万五千镑的债务一笔勾销。
在这笔交易中，克劳利太太没有聘用律师。事情简单明了，诚如她指出的那样，要还是不要——你们瞧着办吧。她让债主的代理人自己去权衡得失。代表红狮广场戴维兹先生的刘易斯和代表科西特街马内西先生的莫斯（那是中校的两户主要债主），对于中校太太办事如此痛快漂亮大加赞赏，认为没有哪位专业律师能胜过她。
瑞蓓卡十分谦虚地接受他们的祝贺，为了款待对手的代理人，她吩咐送一瓶雪利酒和一大块蛋糕到她办理此事期间下榻的三流小客栈。她热情地与代理人们一一握别后，径直返回大陆，与丈夫和儿子会合，向中校报告他已无债一身轻的喜讯。至于儿子，他母亲不在时那个法国保姆热内维埃弗小姐根本不管他，因为那女子跟加来驻军的一名士兵打得火热，她和那个军人在一起便会把自己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回，热内维埃弗让孩子待在加来海边的沙滩上，自己走开后把他丢了，小罗登险些给淹死。
就这样，克劳利中校和太太来到了伦敦；在五月市柯曾街自己家里，他们才显山露水——也就是拿出想要靠上述办法过日子的人所必须掌握的真本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