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2日，德穆兰在罗亚尔宫广场发表演说，两天后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
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有一点区别。仅仅这点区别就足以使人怀着恐惧摈弃君主统治，不惜牺牲一切以建立共和制了。
民主政体下的人民可能会受骗。但至少他们珍爱美德。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相信是有道德的人，而不是交给作为君主制基础的流氓恶棍。
邪恶、诡谲、犯罪等等共和国之痈疽，却是使君主政治健全和赖以生存的要素。黎塞留红衣主教公开承认他的政治原则是，“君主应永远避免任用绝对诚实的人之才能。”远在他说这话之前，萨卢斯特就说过：“君主身边不能缺少恶棍流氓。相反，他们应惧怕任用诚实与正直的人。”因此，只有在民主政体下，善良的公民才有可能看到阴谋与罪犯不能得逞。为了达到这目的，只需使人民受到启蒙。
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还有一点区别：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卡利古拉、图密善的统治都以善始。事实上，一切统治开始之时都比较开明，但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因此保皇党人嘲笑法国目前的状况，似乎认为它始于暴力与恐怖，故不能持久。
所有事情都使专制君主生气。受人爱戴的公民会成为君主的敌手，他会引起内乱，因此就是一个可疑分子。相反来说，假如他不求闻达，深居简出，这种退隐生活使他引人注目，因此他便是一个可疑分子。假如他很富有，那末他就极可能以慷慨馈赠来腐蚀人民，因此，他也是一个可疑分子。
你穷吗？那又怎么样！永远正确的皇帝陛下们啊，这人可要严密监视，因为没有人比一无所有的人更野心勃勃了，他是个可疑分子！你生性阴沉、忧郁，或是不修边幅吗？那末你一定是因为不满国事而苦恼了，你是个可疑分子。
塔西佗告诉我们，古罗马有一条法律，专门治“不敬君主”之罪。犯此罪者要判处死刑。古罗马共和国的叛逆罪有四种，那就是：在敌国领土上擅离军队私逃；煽动叛乱；管理国库不善；由于不称职而损害了多数罗马人的利益。
但是罗马皇帝们需要更多法律条款，以便给一些城市和公民多加罪名。
奥古斯都最先扩大了“不敬君主”罪或“革命”罪的范围。他的后任者继续扩大这种罪的范围，以至无人可幸免。最轻微的行动便构成反对国家之罪。
看一眼，露一点愁容，表一点同情，叹一口气，甚至一声不响都是犯了“不敬君主”和不忠之罪。处死你的父母或朋友，你也必须欢欣雀跃，否则你自己也就完了。
公民们，自由必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加图宁愿剖腹自杀，也不愿受国王统治。有哪一个国王比得上伟大凯撒的英雄气概呢？但加图仍不能忍受凯撒的统治。卢梭说的很对，“自由同清白与美德一样，只有在你享有它们时，才会感到满足，一旦失去它们，你就会感到欢乐停止了。”
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法国记者、政治家。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一位领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与乔治·雅克·丹东关系密切。因反对罗伯斯庇尔镇压反革命，1794年3月31日遭到逮捕，在4月5日经革命法庭审判后有15个人一起上了断头台，德穆兰是第三个，丹东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