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2月15日，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第二届国家议会上的演说
立法者们，我们不要想入非非，我们的要求要有节制。奢望取得人类还没有取得的东西，取得最伟大最明智的国家也未曾取得的东西，这是办不到的。无限的自由，绝对的民主都是暗礁，一切实现共和的希望都曾在这些礁石上撞得粉身碎骨。你们看一看那些古代的，现代的，以及新生的共和国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力图建成绝对民主的共和国，而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正当愿望都失败了。那些渴望建立合法的机构，完美的社会的人们的确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有谁曾经说过，人类已拥有全部智慧，具有全部美德，并迫切地要求把权力与正义结合起来呢？唯一可以自由，平静而幸福地生活，个个都行使主权的只有天使，而不是人类！
委内瑞拉人民已经享有自己可以正当而顺利地享受的权利，现在我们要节制要求过高的急迫心情。这种急迫心情或许会给我国人民招致一种无能的政府形式。让我们抛弃对我们不合适的联邦制吧，让我们抛弃三头执政的行政权吧，将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总统身上，给他以足够的权威，使他能站稳脚跟，去跟与我们近期的局势，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战争状态，与我们的国内外敌人相联系的种种弊端进行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长期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希望立法权放弃那些本来属于行政权的职权，要在平衡权力方面增加稳固性，造成新的影响。希望法庭通过法官的稳定性与独立性，通过建立陪审团，通过建立民事与刑事法典而得到加强。
民事和刑事法典不是由古代颁布的，也不是由征服国的国王们颁布的，而是要由自然的意志，正义的呼声与智慧的才华来颁布。我的愿望是，政府和负责管理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富有活力。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保持政府成员之间的平衡，而且保持我们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政治体系的发条会因为自身的软弱无力而松弛。如果这种松弛不造成社会机构的解体和社会成员的瓦解，那自然无关紧要。人类在战场上或在喧腾的广场上的呼喊是对天控诉那些轻率盲目的立法者。这些立法者以为，可以演习一下那些空想的机构而不受惩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渴望自由，有的是拿起武器去谋求，有的是通过法律去争取，但都是交替地从无政府状态走向专制主义，或从专制主义走向无政府状态。只有很少数的国家的人民以其有节制的要求而获得了自由，以一种与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情况相一致的方式而建立了自由制度。
我们不要向往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因为把我们提高到超出了自由领域反而滑落到专制的领域。从绝对自由总是要滑到专制。介于绝对自由与专制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术语，就是社会的最高自由。抽象的理论是造成无限制的民主这种有害的思想的理论。我们要使得公众的力量不越出理性与利益所允许的范围，要使全国的意志不超出正当权力所指出的范围，要使一种与我们当前宪法相一致的民事与刑事立法有力地管辖着司法权，这样才会有平衡，才不至于有阻碍国家前进的冲突，才不至于有那种不是把社会结合起来，而是把社会束缚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结构。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要有一种民族精神作基础。这种精神是以举国一致走向两个基本点为宗旨，即调节总的意志和限制政府权威。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汇来从理论上确切地表述这两点。不过，可以这样来理解：指导这两点的准则是限制和相互靠拢，目的是要使意志与合法权力之间的摩擦尽可能小。
这门学问是通过实践和研究而不知不觉地获得的。实践的进展是由知识的进展来增加的，知识的进展是由精神的正直来扩大的。对祖国的爱，对法律的爱，对执政者的爱，应是独一无二地贯注于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灵魂的崇高热情。委内瑞拉人热爱祖国，但不热爱原先的法律，因原先的法律是不好的，是万恶之源。他们原先也不可能热爱他们的执政者，因为都是些不公正的人，而新的执政者才刚刚进入政治领域，人们对他们还不太熟悉。如果没有对祖国，对法律和对执政者的一种神圣的尊重，社会就会是一团混乱，一片深渊，就是一场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特殊冲突。如果我们不使人民大众成为一个整体，不使政府的组成成为一个整体，不使立法成为一个整体，不使民族精神成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的全部道德力量都将不会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摆脱这种混乱。
团结，团结，团结，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公民的血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要混合血统使之融为一体。我们的宪法实行分权，我们要把几种权力连结起来使之联合在一起。原先的法律是古代和现代一切专制主义的有害残余。要让这座丑恶的大厦坍塌，倾倒，连它的废墟都搬掉，由我们来建造一座正义的圣殿。在这座圣殿的神圣启示之下，我们来颁布一部委内瑞拉的法典。如果我们想参照一下立法的丰碑和典范，英国、法国和北美已提供了值得称赞的典范。
人民教育应当是国民议会所体现的父亲对长子的爱。道德和知识是一个共和国的基础，道德和知识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我们要学习雅典的最高法庭和习惯于法律的检察官，要学习罗马的道德监察官和家庭法庭。我们要将这些道德法规组成一种神圣同盟，要在世界上恢复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满足于成为自由和强壮的人民，而且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民。我们要学斯巴达的那些严格的学校，要把上述这三种源头形成一种道德的源泉，要给予我们的共和国以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的管辖范围是人们的童年，人们的心灵，公共精神，良好习惯与共和道德。
我们建立这个最高法院，为的是让它关注于儿童的教养，国民的教育，为的是让它去净化共和国内遭到腐蚀的东西，为的是让它去控告公民的忘恩负义，自私自利，对祖国冷漠无情，不务正业，玩忽职守；去审判腐败与恶劣的典型。它应当用道德的惩罚去矫正习惯，就像法律用痛苦的刑罚去惩处罪行一样。不仅要惩处违法行为，而且要惩处嘲弄法律的行为；不仅要惩处攻击法律的行为，而且要惩处削弱法律的行为；不仅要惩处破坏宪法的行为，而且要惩处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这个真正神圣的法庭管辖权应当切实有效地行使于教育与训练方面，只是对判刑和惩处提出意见。但是，记载它的活动和辩论，道德准则和公民行为的案卷或记录将是美德与恶习的档案。人民在进行选择时将参阅这些档案，执政者在作出决定时将参阅这些档案，法官在进行判断时也将参阅这些档案。这样一种机构，即使再显得空泛，也比某些古代和现代的立法者们所建立的那些对人类益处不大的机构更切实可行得多。
凶残的奴隶制以其黑色的外衣覆盖着委内瑞拉的土地，我们的天空阴云密布，似乎大难即将降临。我曾请求上帝保护人类，而后，救世主驱散了风暴。奴隶制的镣铐被粉碎了，委内瑞拉的身旁围聚着新的儿女，值得感谢的儿女，他们把囚牢中的器具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是的，从前的奴隶现在成了自由人；原先他们都仇视一个后母，现在他们都成了祖国的卫士。当你们了解古代斯巴达克奴隶的历史，斯巴达的历史和海地的历史；当你们懂得了除非既破坏自然法则又破坏政治与民事法律，否则不可能同时是自由人又是奴隶，这时再向你们强调解放奴隶的正义性、必要性和好处就是多余的了。对于我制定的所有章程和法令，是进行改革还是加以废除，我听从你们的崇高决定。不过，我请求确认奴隶们的绝对自由，就像恳求我的生命和共和国的生命一样。
给你们讲述委内瑞拉的军事史，就好像是给你们讲古代人的共和英雄主义的历史；就像是告诉你们，委内瑞拉曾进入在自由祭坛上作出牺牲的壮丽场面。除了献给人类的造福者们的崇高光荣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占据我们的杰出战士们的高尚胸怀。他们不是为权力而战，也不是为财富而战，更不是为荣誉而战，他们仅仅是为自由而战，共和国解放者的称号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奖赏。鉴于我和这些高尚的人们创建了一个神圣的社会，因此，我设立了委内瑞拉解放者的勋位。
立法者们！授予荣誉与勋位的职权属于你们，执行这个表示全国的谢意的崇高行动是你们的义务。丢弃了他们原先以其美德和才能而得到的一切享受与财产的人们，在一场恐怖战争中经历了种种残忍的考验，经历了最痛苦的损失和最无情的折磨的人们，为祖国建立了如此卓著功勋的人们，应当引起国民议会的重视。因此，我命令用国家的财产给他们以补偿。如果我对于人民有某种功绩，那么，我请求人民代表们听取我的请求，以作为对我微薄贡献的奖励。
请国民议会下令，根据我为照顾委内瑞拉的军人们而以共和国的名义制定的法律分配国家的财产。把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愿望。战争的需要已使所有哥伦比亚人如此向往的这种联合实现了，我们实际上已经在一起了。这些兄弟般的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命运托付给你们了。
当我看到这片辽阔的地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灵魂飞向那可以看到壮阔前景的高处，那里展现出一幅多么令人赞叹的图景。我的想象力的羽翼在今后的年代中飞翔，注视着未来的世纪。我从那里以饮佩和惊奇的心情看着这个广阔地区得到的繁荣、壮丽和生命，我感到欣喜若狂。我似乎已经看到我们的国家处在世界的心脏，展现在各大洋之间绵长的海岸线上。这些大洋是大自然把它们分开的，而我们的祖国用漫长而宽广的渠道把它们连结起来。
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国家成为人类大家庭的纽带，中心和中央市场。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在把她那些金山和银山所蕴藏的珍宝送往世界的各个角落。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通过她那些神奇的植物把健康和生命分发给旧世界痛苦的人们。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用她珍藏的秘密去启示那些尚不了解知识的领域是多么广阔的智者，去揭示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无尽财富。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登上了自由的宝座，手执着正义的权杖，头戴着光荣的花冠，向旧世界展示着现代世界的尊严。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和统帅，南美共和制度的奠基者。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他有“南美华盛顿”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