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文学史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比他早一代的作家们将其视作惹人厌的新潮人物，而自视为新时代真正书写者的现代派作家又把他划入了令人厌烦的老朽当中。在现代派作家海明威的巴黎回忆里，和福特一起在咖啡馆喝酒纯粹是受折磨。这位年长的作家先点了一杯味美思酒，随口又改成白兰地加水，等到酒上来之后，他却又非说自己点的是味美思酒。不光如此，他的言谈也无聊得很，他邀请海明威去参加自己的聚会，不论海明威重复多少遍自己曾经在聚会的地方住过两年，福特只顾着唠唠叨叨要怎么才能找到地方。他还不忘给海明威指明，曾经是英国军官的自己，自然是一位绅士，而海明威虽然是位好小伙子，但永远成不了绅士。海明威只好回忆诗人庞德是怎么给他描述福特的，提醒自己福特“只有在很累的时候他才撒谎，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经历过很多很糟的家庭问题”。就算这样，海明威发现自己也没有办法把庞德的评价和面前这个嘟嘟囔囔的大个子中年人联系起来。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记下的这一笔恐怕是很多人对福特的唯一印象，不过，海明威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到，当时还名声不显的他有三则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学杂志《大西洋彼岸评论》上，这份杂志的主编正是福特。海明威担任过一期《大西洋彼岸评论》的特邀编辑，还曾想取代福特成为主编。在回忆录里贬低福特难免让人觉得海明威是在发泄心中积怨，多少有点“弑父”的嫌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也绝非海明威回忆中糊涂无聊的傲慢老作家，如果没有福特，海明威和他的现代派朋友们登场的时间只怕要大大推迟。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原名福特·赫尔曼·休弗，一八七三年出生在英国萨里郡的默顿市（现为大伦敦市的一部分）。福特出身于艺术世家，按照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说法，福特的“出身和幼年经历逼他只能去过艺术家的生活”。他的外祖父福特·马多克斯·布朗是英国拉斐尔前派著名画家之一，他的父亲弗朗西斯·休弗是《泰晤士报》著名的音乐评论家，而他的教父则是英国十九世纪晚期著名诗人阿尔杰农·斯温波恩。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福特的确被熏陶出了超乎常人的文学才能，十八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棕色的猫头鹰》，一生共出版了七十多本小说、诗歌和评论文集。在他的朋友、美国作家和评论家亚伦·泰特的笔下，福特几乎就是一位文学天才。他通晓古今欧洲文学，从希腊罗马文学到当代的欧洲各国文学无不涉猎。除了母语英语，福特还自如地在法文和德文之间游走，意大利文阅读也不成问题。泰特回忆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家法国的出版社想出版福特的小说《好兵》，请福特介绍一位翻译，结果两个月之后，福特把自己的小说用法文重写一遍交给了出版社，无怪乎泰特惊呼福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欧洲文人”。
一九〇八年，福特创立了《英国评论》。他自己开玩笑说，创立这份杂志是为了发表哈代那些没人愿意发表的诗歌。不过福特的野心其实不小，他在发刊词中写道，这本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想象文学一次在英国发展的机会”。很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文坛甚至欧洲文坛顶尖人物都纷纷聚拢到福特和他的评论周围。《英国评论》第一期的作者名单足可以让所有文学刊物主编嫉妒得发狂：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约翰·高尔斯华绥、托尔斯泰和H.G.威尔斯等等。作为主编的福特不仅仅能够吸引这些文坛大豪，他还不遗余力地发掘、提携新作家。后来为人熟知的美国诗人庞德、英国作家D.H.劳伦斯都是在福特编辑《英国评论》的时候被荐入文坛的（用庞德的话说，劳伦斯是福特“从伦敦郊区的寄宿学校里挖出来的”）。在福特故去之后，他对年轻作家的热情在他人的回忆中也常常被提及。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略微夸张地说：“和福特说一次话，就能让年轻作家飘到羽绒一样的云朵之上，出版商和编辑们会争抢他的作品，当他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会有一打出版商和编辑在他家门口扎营等候。”
一九〇九年，由于福特不善经营，《英国评论》的财政状况一塌糊涂，福特失去了编辑的位置。不过，福特的编辑生涯并未就此结束。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又在法国编辑了《大西洋彼岸评论》。这一次，围在福特周围的都是现代派，詹姆斯·乔伊斯、保罗·瓦莱里、格特鲁德·斯泰因、欧内斯特·海明威和E.E.康明斯等人全是这份杂志的常客。福特这两次短暂的编辑经验在现代派文学史的书写中一再被提起，虽然历时不长，但是福特和他编辑的文学杂志却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给了现代文学的革新者们两次集中亮相的机会。
除了文学杂志的编辑，当代文学史家关注福特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描写英国绅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部现代派小说：《好兵》和《队列之末》。在这两部小说里，福特攀上了自己的写作高峰，现代世界的摇摆与疯狂被成功地转化成了小说中复杂堆叠的视角、来回交错的时间线和联想式的碎片语言。尤其是《队列之末》，更是被评论家塞缪尔·海因斯称为“有史以来英国人写成的最伟大战争小说”。
福特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和他自己的经历也不无关系。一战并不只是给了他见证宏大历史变迁的机会，还让他切身体会到人类工业文明是如何把战争变成了有组织的屠杀。一战爆发的时候，福特已经超过了服兵役的年龄，但是他仍然自愿入伍，成为威尔士步兵团的少尉。一九一六年，作为威尔士步兵团第九营前线运输队的军官，福特在索姆河之战的炮火中坚持了十天，后因精神崩溃被送进后方医院，之后他被重新分配到威尔士和英国本土训练新兵。直到一九一九年，福特才正式退役。
从福特的个人经历来看，写作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间的《队列之末》很容易被认为是福特自己的战争回忆，但细读之下《队列之末》力图追忆的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福特更想呈现的是“那个和战争一起终结的世界”。小说从战前展开，一直持续到战后的生活，战争和杀戮的细节并不是小说的核心，如何在充满敌意和谣言的世界中生活下去才是小说的重点，战争只不过是主人公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虽然评论家克里斯·保迪克在《牛津英国文学史·现代运动》一卷里将《队列之末》列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一战小说，但他仍然强调说，《队列之末》的时间跨度让它“不像一本战争小说，更像是一本包含了战争的历史小说”。《队列之末》所涵盖的生活画卷的广阔程度可见一斑。
《队列之末》共有四卷，分别是《有的人没有》《再无队列》《挺身而立》和《最后一岗》。小说围绕主人公克里斯托弗·提金斯展开。提金斯出身于英国北部的绅士家庭，虽是不能继承家产的幼子，但他是个数学天才，常常被人称赞为“英格兰最聪明的人”，凭自己的才能在帝国统计局任职。他的妻子西尔维娅（格雷厄姆·格林将她称为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邪恶、最会操纵人心的角色）和她的一群仰慕者不停地给他制造种种麻烦，小说一开始，提金斯就正深陷于如何解决西尔维娅跟人私奔四个月又想和他复合这样的麻烦中。后来他钟情于一位古典文学教授的女儿瓦伦汀·温诺普。和西尔维娅相比，可以随口大段大段引用拉丁文，还是一位积极的女性参政支持者的瓦伦汀显然和提金斯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提金斯却囿于自己的绅士原则不能和西尔维娅离婚，对瓦伦汀也只是抱有好感而已。更糟糕的是，他的教父还误会瓦伦汀是他的情妇，社交界的谣言直接把这个误会放大成瓦伦汀已经给他生了个孩子。一战爆发之后，提金斯自愿入伍，他和西尔维娅，还有和瓦伦汀之间个人生活的纷争被战争的疯狂放大到荒谬的境地。
很久以来，这本书也被称为关于英国最后一位“托利党人”的小说。在当代的英国政治中，托利党常常只是以保守党的代称出现，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团体的托利党在十九世纪就已终结，不过“托利党人”这个词却流传了下来。一位典型的托利党人，通常指的是一位在乡村拥有大量田产的绅士，他坚持一套从十八世纪流传下来的行事方式来维持绅士的体面，像父亲一样对自己的佃农负责，同时不忘尖酸刻薄地讽刺新时代的暴发户们。这样看来，无论是家世，还是对自己军官、绅士身份的坚持，和笔下的提金斯一样，福特似乎就是个托利党人，描述一战是如何摧毁了传统英国世界的《队列之末》也似乎只是痴迷于英国过去之美好的托利党人的怀旧作品。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间，编辑鲍利海版的《福特文集》时，格雷厄姆·格林坚持把第四卷从《队列之末》中剔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格林看来，第四卷太过简单地追求完结，追求在战后的世界里重建托利党人已经逝去的生活，破坏了前三卷竭力维护的复杂性。如西尔维娅生下的孩子是不是提金斯亲生的这样一直模糊不清的问题突然有了确定的答案，一切阻碍提金斯和瓦伦汀的问题都突然得到了解决等等。格林认为，与其如此，不如让小说到第三卷《挺身而立》就结束。在第三卷的结尾，战争刚刚结束，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发生了变化，却不知未来会是怎样。或许在格林看来，这样的迷惘更切近托利党人面对现代巨变时的无助。
不过，当代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并不认同格林的看法。在他为企鹅现代经典版《队列之末》写的序中，他认为第四卷绝非是狗尾续貂的败笔，相反，它恰恰是小说家福特的高明之处。离提金斯的时代更远的巴恩斯并不急着给这本小说打上托利党的标志，在他看来，这本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福特用虚构的语言复制了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困难：如何在现实生活的浊流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就算明知自己的行事准则已经和世界格格不入。提金斯故事的魅力不在于这是个托利党人的故事，而在于它用现代的语言重新讲述了个人和世界的永恒关系。正是因为这样，在第四卷中，生活并没有因为提金斯和瓦伦汀同居而变成童话，怀孕的瓦伦汀需要一直担心如何才能依靠提金斯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而西尔维娅依旧在想方设法折磨提金斯。福特很清楚战争或许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生活对一个人的敌意并不会同硝烟一起散尽。
福特在写作这本小说时运用了纯熟的现代主义手法。整部小说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展开，他带领我们从一个角色的头脑中跳到另一个角色的头脑中，而小说的语言也从来不会直接把关键事件呈现给读者，它总是在伸展枝蔓和游移，碰一下，然后又赶紧缩回去，绕开，最后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不经意地提起，绝不用任何确定的语言简单地为事情定性。换句话说，福特用虚构语言重构了生活的朦胧和不确定。故事中没有任何俯视众生的视角，读者必须和角色一起前进，一起选择，一起承认错误。关于福特的语言特色，英国作家V.S.普里彻特有很经典的评价：“混淆是他作为小说家的主要艺术特征，但他迷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一切。”
对读者来说，现在重读福特的这部小说，还有超越狭义的文学的意义。虽然历史学的考据、经济学的统计，甚至政治学的阐释都给我们提供了解释百年前战争的种种可能的答案，但是这些理论似乎都没有办法再让我们回到一个世纪前做出决定的那些人的头脑中，无法再直击他们心中的权衡和割舍，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生活在战火中普通人的压抑和无力。文学作品似乎是唯一让我们有可能近距离触碰一个世纪前那些被战争摧毁的灵魂，和他们一起品尝战争恶魔被释放出来之后人间的辛酸苦楚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作品可以算得上是“主观”的历史，字里行间封存的正是过去世代的心灵历程。昔人已逝，但是保留在文字中的挣扎和痛苦会让后来的我们，面对类似的情景时，多几分谨慎，少几分动辄喊打喊杀的戾气。
肖一之
二〇一四年秋
于布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