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尼采认为，决定一个民族世界地位的人，无外乎贵族。他这里所说的贵族，不是指门第、承袭和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思想气质方面的族群精神的传承，不妨称作“精神贵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品行高贵的人。
“精神贵族”的基本特质由忠诚、慷慨和珍惜名誉所构成。其精神要义表现为：有深厚的文化教养，能够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为了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心甘情愿地“忍受穷苦”；有社会担当，严于自律，珍惜名誉，扶助弱势群体；具有自由独立的灵魂，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读完汪忠杰的长篇小说《文侠——我的外公》，便觉得主人公董芝兰先生正是这种“精神贵族”。哲学家尼采所论述的“精神贵族”的高贵品质在董芝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董芝兰一生坎坷曲折，经历了无数磨难、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但始终不能泯灭他身上的崇高品质。通观他的一生，其高贵精神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忠诚”精神。这个品质在董芝兰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忠孝”和“诚信”贯穿他的一生。
董芝兰作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来自家庭的暴力阻止，使其情路布满了荆棘和陷阱。他虽有一身武当功夫，可是，每次遭受父亲的家法惩治时，他从不用武功去制止家暴，而宁可忍受肉体酷刑。可见，中国的“孝”文化、董家的“孝”传统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和灵魂。
董芝兰对待爱情简直可谓极端忠诚。自从与恋人汤玉兰私定终身后，便始终坚守誓言，履行承诺。无论是父亲的暴力处罚，还是母亲的苦苦哀求；无论是麻姑横刀夺爱，还是桂花死缠烂打；无论是县长的政治威胁，还是省长之女的家世诱惑……所有一切，都不能撼动他的初心。
汤玉兰被麻姑劫持失踪后，尽管董芝兰身陷牢笼，毫无人身自由，但他还是想尽各种方法寻找她、营救她。最终得知：汤玉兰先被卖到汉口花楼街妓院；后被嫖客（一个国民党军官）赎出去做姨太太，且生有一孩儿；因不堪忍受大老婆折磨，汤玉兰逃至延安，又与八路军军官结为夫妻，并生下三个儿女。恋人经历的无以言表的苦难，令他痛彻心扉。当知道恋人还活着时，他又万分欢喜。无论汤玉兰经历了什么，他坚信她仍然爱着他，就如他一如既往地爱着她一样。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一点在董芝兰的身上也非常突出。他逃婚至武汉，结识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干部汪潇，两人志同道合，遂成朋友。汪潇被害前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到偏僻闭塞的农村去兴办学堂，发展农村教育。后来董芝兰果真在穷乡僻壤的大悟山区创建了芳菲苑学堂，并一生扎根那里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在他的思想逻辑里，朋友之所以托付重任于你，皆因对你及极其信任，自己绝不可辜负朋友，再苦再难，也必须想方设法去完成托付。
董芝兰认为朋友就是朋友。无论他春风得意，还是四面楚歌；也无论他富有高贵，还是贫穷低贱。对待朋友，就应始终如一，不可因朋友的境遇不同而有差别之心。所以，当发小汤玉成前来托孤时，他二话不说，照单全收，不因汤玉成溃败逃亡而有丝毫疏远。
对待家仆刘丹枫和二憨子也莫不如此。在一般人看来，主仆之间的社会地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董芝兰却倔强地要填平这道鸿沟，坚决要求与二仆以兄弟相称，从不因他们贫穷而生鄙夷之心。一直把他们二人当作朋友、助手、同事，乃至知己。他常对人说，刘丹枫除了身个比他矮点外，其他一切方面都在他之上，他很庆幸人生能得到这么一个知音。在那个还存在着严重等级观念的时代，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语，皆被视为疯狂，就连刘丹枫本人都不能承受如此厚爱。
第二、“慷慨”精神。“慷慨大方”这个优秀品质也一直贯穿于董芝兰的一生之中。
首先，他为了建造芳菲苑学堂，自筹资金，变卖家产，终于在那个偏僻小镇建成了一所新式学堂。其次，他的芳菲苑学堂对贫困家庭学童不仅不收学费，甚至还补贴生活费。再次，他宁可被家人骂作败家子，也要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分发给佃户耕种，不收一粒租子。最后，当董芝兰了解到黎师长领导的新四军是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时，他又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把辛辛苦苦培训的学生军以及购买的各种武器，全部交给黎师长指挥和使用。
第三、“担当”精神。严于自律、珍惜名誉的董芝兰，表面看是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实际却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他极富“担当”精神，不畏权贵邪恶，敢于碰硬，扶助弱势群体。
当日寇侵入湖北、国军溃退后，他毅然组建学生军保家卫国，敢于与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抗争。
当新四军来到大悟山区宣传组织抗日时，一些社会人士避之不及，唯恐沾惹共产党给自己带来祸端（即国民党秋后算账）。董芝兰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他认为抗日是正义之举，是关乎民族存亡之大义，新四军是抗日的军队，他就应该跟他们联合作战，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国民党秋后算账的问题被抛到九霄云外。
当同事周凤停弃他而去却陷入日寇魔掌时，为营救老朋友，董芝兰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日寇据点，大智大勇与敌人周旋谈判，最终救出了周凤停。
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果真大搞清算。在国民政府眼里，既做过汉奸又做过新四军盟友的三阎王，自然是罪上加罪，十恶不赦，非杀不可。董芝兰又不顾各种非议和责难，坚持为三阎王奔走呼号。认为三阎王做汉奸是大错特错，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知错改错，浪子回头，要做好人。后来一直坚持抗日杀敌，多次立功，将功赎罪。知耻近乎勇，应该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当董芝兰路遇弃婴时，尽管他从未抚育过婴儿，也不懂如何抚育，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弃婴抱回家抚养。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捡回一个弃婴，众人都反对，同事和朋友也纷纷劝说，可终究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他忍心一个弱小的生命在荒郊野外夭折吗？
当国共两党最后对决时，大军南下，国军一路溃退，解放军穷追不舍。董芝兰得知两军即将在孝感境内展开厮杀时，忙将学堂改作临时医院，发动全体师生用自制自熬的中药救死扶伤。
第四、“独立”精神。董芝兰独立自由的灵魂超越了当时的潮流，其“独立”精神从不为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既不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接受好心朋友介绍的所谓美满姻缘，更不屈服权贵们强送硬塞的美女。他只遵从自己的心灵，寻觅真正两情相悦的伴侣。
其次在于他对职业的选择上。尽管社会上盛行着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之风，亲戚朋友也劝说并引荐他到政府部门去工作，可他只听从心灵的召唤，选择了教育事业。这个职业不单不赚钱，反倒让他散尽家产，可他就乐意，就喜欢。
还有他对国共两党的看法也与众不同。当时国民党非常强大，共产党极其弱小，国民党不仅千方百计围剿共产党，还运用舆论宣传工具污蔑、抹黑、妖魔化共产党，盲从的人们自然听信国民党自吹自擂，人云亦云。董芝兰却不信。他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已经腐败不堪，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总之，汪忠杰创作的这部鸿篇巨制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较为完美的中国贵族形象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部难得的精神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