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榜之后，中举者照例要入谢主考官，苏洵携二子进翰林院，来谢欧阳修，来谢梅尧臣。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亦称翰林院。作为皇帝的顾问，翰林学士正三品，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宰相多选自之。
翰林学士欧阳修，在任上做得风生水起，用假寐藏住忧心，一任草木枯败，从容压住虚掩他的飘风，日子滋润胜过宰辅与神仙：“尝谓宰辅有任责之忧，神仙无爵禄之宠。既都荣显，又享清闲，而兼有天人之乐者，惟学士也。”
学士此言也非虚拟，后世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所记“书马犬事”，抚摸旧的轮廓，微妙处，寒枝翅晚，或能挥开记忆中的一曲旧调，不曾蹉跎过：
欧阳公在翰林时，常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公曰：“试书其一事。”
一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
一曰：“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
曰：“内翰云何?”
公曰：“逸马杀犬于道。”相与一笑。
父子三人被引领进入书房，只见正当中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欧人瘦小、脸苍白、眼(高度)近视。面白过耳，唇不包齿。”（刘小川《品中国文人》）欧阳修长相不如人意，早就成了小酒馆里，举子们煮酒围炉的谈资。据说当年欧公刚中进士，欲拜谢主考官兼富豪晏殊。那天欧公乘兴而去，恭候主考官大人多时，总算等来了晏殊的豪车，不料晏殊只隔着帘子，远远地瞟了一眼，见欧阳修长相实在“抱歉”，于是径直驾车绝尘而去，不留见面的机会…。
故事被录在北宋笔记文集《默记》中：“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晏殊以欧公为“目眊瘦弱少年”，高度近视且瘦弱。但苏轼不觉得眼前的这张面孔有多么“抱歉”，倒更多些有趣、庄严、和蔼。
挨着欧阳修，右边的一排椅子上坐着四五个翰林院同僚。上首一人“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想必是尚书都官员外郎梅尧臣了。不同与眼前的形象，苏轼心里的梅公却是另一面，爱女情真，泣血人生：“其喜也笑，不知其乐；其怒也啼，不知其悲；动舌而未能言，无口过；动股而未能行，无蹈危；饮乳无犯食之禁；爱恶无有情之系。”（梅尧臣《小女称称砖铭》）
三人急忙上前施礼，欧公及众人纷纷起身还礼，向苏洵道：恭喜苏兄，二令郎高中！苏洵忙道：“惭愧惭愧，若不仰仗各位大人提携，犬子怎会有今日。”
“到底还是令郎的文章好啊”梅圣俞赞道。引领苏家父子落在左边的一溜椅子上。
下属献茶后，梅圣俞按耐不住，急于想解开他脑际中那个缠绕多日的密码，还没等三人坐稳，开口便向苏轼问道：苏大公子，恕梅某唐突，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于何书？
于官场应对，老泉或许有些经历，却也够不上老手。突围樽俎折冲，全在灵动机智。在来这里前，父子三人在寓所也模拟了各种应对之策。却不料都官梅上来就发此一问，枝节横生。苏洵心下不悦，“我等还没热身，你老梅就出绝招，实在不讲武德！”，正欲起身进行搪塞，替大儿子接下这一剑势。旁边的苏轼暗自按住了老泉的手，稳稳站起，躬身回道：
“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见老友如此直接，虽不是故意，给人感觉下马以威，出乎欧阳修意料。欧公忙吩咐侍从：“快取书来！”一边圆还道：“公子有所不知，自那天圣俞公选取公子文章，以此典故示某，我二人均不知出处，某故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今日看来此言不虚。
翰林院最不缺的就是故纸典籍，话音刚落，下属已经呈上《三国志.孔融传》。欧公翻书，梅公在一旁照看，专注的神情生怕错漏锱铢。《孔融传》这章，没几页便翻完了，也没见苏轼说的那个典故。二人放下书，正疑惑间，苏轼忙又躬身解释道：
“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虽则在言词上，二人感觉有点儿被戏耍，但苏轼那一双眸子所透露的，并无戏耍之意，只有自信。
“典故虽为公子杜撰，但其立论，则全然契合我辈所求之‘明德慎罚’。”梅圣俞徐徐道。
“二位贤师误会了，其实这‘三宥’还是有所本的”，苏轼再次躬身答道。
哦，和谐的气氛顿时凝固，话语在空气中碰撞、打结，苏轼的语调时缓时急，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周礼.秋官.司刺》有云，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讼狱。”
“三刺，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
三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
三赦，一赦曰弱幼，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一击即中\准确地应用语调\把握节奏中少有的延时、停顿\又不忘即兴而来的词语\嵌入一颗星\照耀整个马场……”
欧阳修虽有看过千帆的定力，但眼前这个年轻人，还是给了他的灵魂以迎合的战栗：“苏公子，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所言的“三刺、三宥和三赦”，是先秦司法的一种程序。
先贤认为，“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生命无二，死刑乃大辟之刑，一旦错杀，无可逆转。是故先秦之时，已立“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即疑罪从轻、从无。又别设“司刺”一职，“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
“三刺”，是死刑定案时，有司如遇案情有疑，罪名难决，或事关重大，则须召集三组陪审员—士大夫、众吏、庶民，共同听审。群士坐于法庭之左，群吏坐于法庭之右，众庶坐于法庭之前。以其意见决之。
“三宥”，三种罪行可从轻发落。汉代郑玄的《周礼注》，“不识”，乃指将陌生人甲误作仇人乙杀伤；“过失”，过失伤害、杀人；“遗忘”则是杀人于未知情。
“三赦”，三类人如犯死罪，应获赦免，不施以极刑：幼弱，为服刑人员；老旄，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蠢愚，为缺乏行为能力的智障人士。
由是，有司如遇富有争议的死刑案件，将会被要求启动“三刺”的程序，并甄别是否属于“三宥”、“三赦”的范围。这个程序，由“司刺”的法官负责。只有当来自贵族、众吏、庶民的三组陪审员，都确认犯人的死刑罪名成立，且排除了“三宥”、“三赦”的适用性时，方可施以刑杀：“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如此处决一个死囚，方显司法的正义，方能衡平顾及情、理、法，方能让人口服心服。
秦代周后，“三刺、三宥、三赦”也不复存在。然则“慎杀恤刑”一直为历代传承。宋代更以“回向三代”为志，“慎刑”不可动摇。在这一原则之下，宋朝司法形成了一套隐蔽的防止错杀的司法程序，包括“录问”、“翻异别勘”、“鞫谳分司”等设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