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皇宇文邕掌权之后,做出一系列重大措施改革,其中有三样措施影响甚大。
其中第一项,改革军制,军权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永远都是最大的权利,没有军权,那就跟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除了能够吓吓人之外,一无用处,所以,先皇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军权。
当时军队制度还是府兵制,但是这个府兵制跟现在所用的府兵制可是不一样,当时的府兵制皆是将军的府兵,什么意思?就是说皇帝对于将军具有直接的领导作用,但是将军手下有多少兵,又都是什么兵,这个皇帝是不管的,全部都有将军说了算,这样一来,天下的士兵无疑就是将军个人手下的私兵了,这些兵往往只是听从顶头上司将军的命令,而不服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命令,这怎么能行。
如果皇帝能够驾驭的了将军倒还好说,如果一个将军本身有了反心,不愿听从皇帝的命令,那么,皇帝将彻底失去对于那位将军手下士兵的统治权。
因此,先皇掌权之后下发的第一道政令就是改善府兵制,将原有的府兵军士制改成士官制,虽然依然秉承的是府兵制,只是把士兵的身份改了一个称呼,但是,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改动,原来的军士制是将军的军士,他们直接的领导者和服从者都是将军本人,但是士官制就不同了,士官制,你一个兵将升为士官,是谁的士官?不是将军的士官,而是皇帝的士官,而且每个兵士军籍的升迁,也不再是只有将军说了算,而是有皇帝说了算。
因此所有的兵将的升免权全部都集中在皇帝的手中,虽然顶头上司依然还是那个将军,但是他的权利已经被大大的削减,将军变得只有统治权,而没有随意的任免权,这无疑就大大的增加了皇帝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度。
第二项重大措施就是汉人可以参军做官了,从五胡十六国开始,中原政权就一直有胡人掌握,汉人就一直处于最底下的底层地位,被胡人所压迫,在哪个时代,汉人是没有资格做官参军的,即使是有些汉人做了官,当了兵,那也是一些鲜卑贵族的私官,私兵,是不被朝廷认可的,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职。
先皇掌权之后做出的第二项决定就是充许汉人入军当兵,入朝为官,这个措施实行之后,大大改善了北周朝堂的政治面貌和军容面貌,军队中的兵员得到极大的扩充,朝堂之上也出现了很多汉人的面孔,这项措施的实施意义更加的重大,他不但解决了北周的军源和官源问题,大大充实和提高了军队和官员的素质,同时也缓和了北周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
这项措施怎么能缓和民族矛盾呢?
这很好理解,先皇以前,虽然朝廷政权有胡人掌控,但是在不管是西魏还是北周境内,汉人的人数一直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也就是说当时社会的主力依然是汉人为主,但是胡人政权不允许汉人参军和进入朝堂做官,这无疑就减弱了汉人对朝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所以对于大部分普通汉人百姓来说,不管你朝堂之上风云如何变幻,都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不管谁掌权,都是在胡人系统中轮换,支持和不支持对于汉人来说,根本没有多大分别。
但是这项措施实施之后就不同了,汉人可以参军,可以做官,可以参与到天下社稷的管理和发展中去,这就大大增加了汉人与胡人之间的融合和相处,汉人和胡人之间的矛盾在无形之中也会得到削弱,甚至化解,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和谐度,为北周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机遇。
当然,汉人能够入朝为官,受益的汉人不计其数,其中我和你外公姜卫都是这项措施的直接受益人。
别看你外公在台州之时就跟随在先皇身边,即使你外公坐上右小宫伯的位置,但是你外公的身份一直都是先皇的私兵随从,这项措施实行之后,先皇这才可以光明正大的任命你外公为大殿偏将军,这才是一个朝堂之上正式任命的官职。
当然,也有一些人除外,其中杨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杨忠杨坚父子都是汉人,杨忠更是贵为十二大将军之一,但是杨忠可不是作为汉人被任命的,而是被鲜卑贵族赏赐姓氏普六茹氏之后,才被正式任命的官职,包括当时朝堂其他一些已经坐上高官的汉人一样,都是被鲜卑人改了鲜卑姓氏之后才被任命的官职。
在汉人的传统里,改姓氏从古至今都是大逆,这是背弃祖宗的行为,一个汉人被改了鲜卑的姓氏,那他还是一个纯正的汉人么?
所以,从这点来说,汉人真正能够以一个正统的汉人名分做官的,就是从先皇宇文邕这里开始的。
汉人能够名正言顺的当官参政之后,当时北周的很多汉家大儒都得到了朝廷的邀请任命,其中就有我的恩师颜之仪,恩师入朝之后,被先皇任命为麟趾学士、司书上士。
恩师又向先皇举荐了我,先皇见到我之后,与我相谈甚欢,便任命我为礼曹从事,让我与王劭同修国史,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官,简单来说,我就是先皇身边的一个史官而已,在我从事史官这段期间,我阅读和收集了北周朝堂几乎所有官员的履历,其中就有杨忠杨坚父子。
当然,由于我经常出入皇宫,便于你的外公这个大殿偏将军结识,我们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谁能想到,我一个文弱书生,竟跟你外公姜老头这个莽汉成了好朋友,哈哈哈,真是造化弄人啊。
讲到这里,刘炫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朝堂之上,与姜老汉结识的那段时光,两个老头都无限感慨了一番,共饮了一碗酒水,以此祭奠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