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婴虽被立为秦王，但他十分清楚赵高的为人及其险恶用心。他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及心腹太监韩谈密谋说：“赵高在望夷宫中杀死二世，他怕群臣杀他，才假仁假义地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与楚军有约，消灭秦室以后在关中称王，现在等我斋戒以后入告祖庙时，乘机在庙中杀掉我。我只说有病不能去，他必定来催促我，那时就把他杀死。”过了几天，赵高派人请子婴去祖庙祭祀，子婴便推说有病。于是，赵高果然自己来催，一进门就说：“祭祀祖庙是大事，大王为什么没去呢？”话音未落，预先埋伏在四周的韩谈等人一拥而上，将赵高杀死，并灭其三族。一生中惯以阴谋杀人的赵高，最后竟也死于阴谋之中。可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赵高虽然死了，但秦王朝也随之大势已去。子婴只当了46天秦王，刘邦就率兵入武关，至灞上，子婴便“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投降了刘邦，秦朝遂告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207年。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其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贾谊《过秦论》），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于是，乃废除分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秦王朝。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业绩！当此之时，这位“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确乎有点踌躇满志了。他为自己更名号为“皇帝”，以示至高无上，又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并且，他自己是“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声威赫赫的大帝国刚开场也就匆匆地收了尾，仅15年便“二世而亡”了。这种强烈的历史落差，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为之感叹，并引起后世的许多评论。举其要者，西汉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即认为秦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任用了赵高。这种看法在汉朝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如贾谊的《新书》、陆贾的《新语》就都持有这种说法。后来唐朝的柳宗元、明朝的李贽等思想家、学者也都认为秦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的结果。而明末清初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进一步分析说，秦的短祚而亡的原因非一，但“莫甚于不知人”，“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就是说，由于秦国的命运被操纵在赵高其人的手中，这样，即使是一个中等才能的守成之主，也是很难保持秦国不亡，更何况又是二世胡亥这样一个只知荒淫逸乐的昏庸无能之徒呢？它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不只是胡亥没能看透赵高的本质，就是“神灵明圣”的秦始皇及辅佑秦始皇定天下的才智兼备宰相李斯等人，也都为其所蒙骗，或为其所利用，落得个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结局。看来，秦的“二世而亡”主要在于内而不在外，而这位赵高应是罪责第一、难辞其咎的。我们不禁要问：赵高这样一卑贱的“刑余之人”，为什么能够一步步爬到丞相的高位，钻进秦王朝政权的心脏，从而颠覆刚刚诞生不久的大一统的秦帝国呢？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赵高搞阴谋的手段和特点，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宦官干政，甚至操纵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正是封建专制政体本身的产物。
从主观方面看，赵高作为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首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伪装、隐蔽得很深，善于投主所好，骗取信任。从秦始皇到秦二世，都被他的伪装忠信所蒙骗了。秦二世对他更是深信不疑，甚至当李斯上书揭露他怀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陛下不图”，“恐其为变”时，二世根本听不进去。而他对赵高的那些看法和评价，诸如“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等等，正反映出赵高的“善伺人主之意”的欺骗性和伪善性。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古代史记·宦者传》中曾深刻指出：“宦者之害……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如果说这是一般“宦者”所共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在赵高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次具有极端的冷酷性。也许由于“宦者”们的生理上的残缺，导致心理上也异于常人。如欧阳修所说：“其为心也专而忍。”近年唐墓中出土的宦者俑，于奴才相中透出一脸阴冷刻毒的神气。虽然不能说历史上的宦官都是如此，但它确实概括了人们对宦者的普遍印象。而这一点在赵高身上也体现得相当充分，他为了诛除异己而大立“严法”“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史记·李斯列传》）。在秦二世当政的几年里，暴政胜于始皇，使得“天下苦秦”，人人自危，动辄得罪，陷害了无数无辜，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是他的永无满足的贪欲和权势欲，李斯揭露他“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同上）。他由一个普通宦者——中车府令——郎中令——中丞相，最后到弑君篡位，野心无限膨胀，直至灭亡。第四就是他极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如篡改遗诏，陷害李斯，愚弄并架空二世，指鹿为马及夷宫政变等，无一不是在耍阴谋，弄权术，尤其善于利用二世和李斯的弱点及统治者的内部矛盾，纵横捭阖，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客观方面看，封建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君主的极端孤立和虚弱，而这正是产生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专制的君主来说，几乎一切人都是不能放心的。同族兄弟可能图谋篡位，文官可能架空自己，武将可能发动兵变……周围都是潜伏的隐患和危险。这样，作为皇帝家奴的宦官，他的低贱的身分在皇帝看来难以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并且把事情交给他们办，似乎更放心，更方便一些。我们看秦二世对李斯所说的一番关于信任赵高的话，就很能反映君主的这种心理：“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高，当谁任哉。”历史事实反复表明，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放弃让宦官参政这种选择。人们往往指责阉宦弄权乱政，却没有看到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正是封建帝王自己。帝王要利用宦官，而宦官也就同时利用帝王。这就是秦、汉、唐、宋，明、清等历朝都有宦官弄权，以致酿成祸乱的历史原因。
赵高其人，以野心家、阴谋家、乱臣贼子的形象载入史册。他所导演的指鹿为马的丑剧，已成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同义语。他所施用的手段和伎俩，反映了封建时代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共同本质和特点，至今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