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所处之世，正值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天下大乱。郑国小而，处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大国侵凌小国是常事，国小卑弱的郑国更是多次遭受侵凌之辱，晋、楚、齐、秦等大国都对郑国虎视眈眈。国内则是“族大宠多”，内部矛盾重重，祸乱不已，内乱频仍。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国家面临崩溃之时，子产相郑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等着他去治理的郑国是一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然而子产丝毫没有畏难情绪，而是迎难而上，雄心勃勃，力图振兴郑国。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城池赠送给郑大夫伯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向对此不理解的子大叔说：“要想叫人没有贪欲是很难的，假如能让每个人都满足自己的欲望，借重这种人使他们为国家做事，就可按照理想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我使他成功，并不是别人让他这样做。我为什么要爱惜这块土地呢？反正还是归郑国人所有。”他还说：“要想安定国家，必先安定大族。”这就是说，一定要优先照顾国内的大族，使其稳定、和睦，然后才会有国家的安宁。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子产之所以笼络大族，除了虑及于此外，还分明别有深意。他刚刚执政，根基本来就浅，立足未稳，这也算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为了暂时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做的策略性妥协。这也就为其日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使其能够从容行事。
子产治理郑国政绩斐然，他使国都和边塞地区人们所坐的车和穿的衣服尊卑有序，公卿大夫们穿的衣服也各按规章。田地都有封疆界线，人民住宅区每五家编成一组互相保护。公卿大夫忠诚俭朴的，就给他们以适当的奖励；而那些奢侈散漫的，则按罪的轻重加以处罚。这些改革都是适时而行的，而这又意味着更为震动人心的改革、更为大胆的革新措施即将出台。
子产雷厉风行地划定封疆界线。早在二十年前，子驷也进行过这种改革的努力，但那次引起了暴乱。春秋中后期，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被破坏了，一些贵族肆意占有原来的公田，并将其变为私田，而且他们还掠夺了农民的私田，从而使代耕公田也变成了徭役剥削。这一方面导致了各诸侯王国政府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引起广大人民和一部分没落贫穷贵族的不满。子驷封疆界线是将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普通民众，这必然侵犯了既得者的利益，结果那些丧田的贵族发动了暴乱，子驷被杀，其改革也自然失败了。而子产的父亲也是在那次暴乱中牺牲的，因此他不会不考虑到改革的后果。
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事实上，他的改革得到了大臣子皮的有力支持，郑国的强族驷氏、良氏也都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下，子产进行了田制的整理和改革。改革伊始，阻力很大。子产改革一年后，世人都唱道：“把我的衣帽藏起来，把我的田地围起来，哪个想要杀死子产，我愿意同他一起去。”群情汹汹，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可是仅过了三年，郑国的生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基本消除，人民的生活也日渐安定、富足。这时，人们又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郑国人民又唱道：“我有了子弟，子产负责为我们教育；我有了田地，子产为我们种植；万一子产离我们而去，有谁能代替他呢？”子产的改革终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体现出他的巨大的改革魄力！
在进行封疆改革后五年，子产又进行了“作丘赋”的改革，亦即按“丘”（十六井）征发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丘内新垦土田越多，分摊的军赋也就越轻，这一方面刺激了荒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增加了政府收入，有利于巩固政权。子产的这一改革，适应了春秋后期战争频繁、各国普遍加赋的趋势，无疑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当然，子产的这次改革也同样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郑国都城的人诽谤他说：“他父亲横尸于路上，他自己就变成了蝎子的尾巴来毒害百姓，让这种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可怎么办呢？”子产听了之后，毫不动摇地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所做的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会计较我个人的生死得失，全力以赴地办好。更何况我常听人说，一个推行善政的政治家，决不会轻易改变行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太随便，政治制度不可以轻易改变。”他最后坚定地说：“我决不改变自己的行政措施。”如此坚定的意志，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中是极其少见的，这也正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过了两年，子产又进行了第三项改革，即“铸刑书”，也就是将刑典铸在鼎上。此举在国内的反响并不强烈，倒是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关注。晋国叔向就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在信中写道：古代贤德的君王不制订刑罚是因为担心人民产生争议之心，处处以仁慈之心来救助人民，此外他们也鼓励忠诚之士，严惩放荡之徒。接着他又写道：“夏商周都是由于政治纷乱才制定刑罚的，而刑罚完成之时，也正是衰乱之世。”他指责子产手握大权，首先是封疆界线，人民谩骂；接着又作丘赋而招致诽谤，现在又铸刑于鼎，“用这种政策治理人民，是治不好国家的”。最后，他警告子产说：“人民已经知道争端，他们就会舍弃礼义，而专于刑书。一点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地去争，如此下去，人民诉讼的案件反而会增多。为了争取胜诉而竞相贿赂，到阁下执政结束时，郑国也就濒临败亡了。据我所知，一个国家将要灭亡时，法令必然繁多，这也许正是对今天的郑国而言的吧！”
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公元前513年）后晋铸刑鼎时，孔子所持的反对意见如出一辙。孔子说：“民心全在刑鼎上，怎么还会有上下尊卑之分呢？朝野上下没有贵贱之分，又怎么治理国家呢？”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即礼只施用于贵族阶级，刑（即体罚）则施用于平民、奴隶。而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这多少有些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时郑国的商人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尽管这些革新措施遭到了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子产始终坚定不渝地进行改革。
不过，刑书的公布也的确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我本是一个毫无才干的人，因此也顾不到子孙的问题，只想拯救当世的生民之苦。”如果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得如此严重呢？
子产毕竟是一位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他的耿耿忠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临死前曾向其接班人子大叔传授统治经验，说：“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用宽道来治理人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推行严刑峻法。譬如火很猛烈，人们看到以后就畏惧它，因此很少有人被火烧死；反之，水却很柔弱，人民都喜欢去戏水，结果反而有很多人被水淹死，可见用宽道治民实在很难。”这就是有名的“宽猛论”，即用安抚与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后来子大叔执政，不忍心推行严刑峻法，而是采用宽道治民的政策，结果是郑国的盗贼蜂起。子大叔很懊悔地说：“假如我从一开始就听从子产的遗言，也不会弄到今天这种地步。”于是他兴兵讨伐这些盗贼，并将他们全都杀光，这样盗贼才算暂时绝迹了。子产进行刑法改革，尽管当时这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有的条文也非常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让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一些，它的颁布与实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有助于社会进步。
子产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其执政期间，郑国由乱而治定，由弱而强，受到四方诸侯国的敬重。当然，这不仅有赖于子产在内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且与他在军事、外交方面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分不开。公元前524年，郑国发生了特大火灾，子产曾发放武器给与晋国交界处的军民，并登上城墙告诫大家道：“小国一旦忽视国防就会有危险，更何况还有火灾呢？一个国家之所以不被轻视，就在于有完备的国防。”这在当时的郑国无疑是切合实际情况的。
子产的外交方针是“善事大国”。他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巧妙的外交辞令，周旋于大国之间，从而使得郑国能够安然自立。同时，在与大国的交往中，他始终不失国格与尊严。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会盟，以确立霸主地位，当时有不少诸侯国甚至周天子也派人参加。子产和子大叔陪郑定公参加了此次会盟。会上发生了贡献数目的争论，子产认为贡赋的分配应按照各诸侯爵位高低而有不同，郑国只是相当于男爵的诸侯，不应与公侯相等。他还略带诘难地说：“晋国索取贡献的命令没有哪个国会不来的，对于贡赋毫无限度，小国一旦无力缴纳，就会得罪晋国。各诸侯所以要参加会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求得和平。如果贡赋毫无限度，那小国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最后他异常尖锐地指出：“小国是否会灭亡呢？这就要看此次会盟的结果了。”子产从中午一直争论到晚上，他的理直气壮不能不使晋国考虑并最后接受了他的要求。
结盟之后，子大叔责怪子产说：“若是你的话引起诸侯的反感，一旦他们联兵攻打我国，那我们抵抗得了吗？”子产回答说：“晋国政治纷乱，权力操纵在豪门手中，整天忙于内部的勾心斗角，哪还有闲暇来讨伐我们呢？更何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竞争意识，也会在无形中衰落下去，更不用谈什么国家势力了。”可见，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而且也强烈地体现了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忠君思想。
晋国的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公元前526年，宣子出使郑国，他趁机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大叔、子羽等都怕得罪了晋国，商量着要商人把玉环给他，但子产坚决不答应，并说：“如果大国的人随便向小国发号施令，小国都是有求必应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一旦他们贪得无厌，那到时候用什么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呢？”他尖锐地指出：“韩宣子是奉命出使我国的，可他却私下里要求得玉环，那他的贪心可就太大了，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后来韩宣子私下里向商人购买玉环，业已成交，子产仍然坚决阻止。他说，政府与商人世代订有盟约；商人不可以背弃政府，政府不强买商人的物品；政府对商人不奢望、不强夺，商人有什么畅销的宝物，政府也绝不加以干涉。他还严正地对韩宣子说：“您为了一只玉环而向敝国提出要求，并且要敝国向商人强行购买，这等于是教敝国违背誓约，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做呢？您为了一只玉环而丧失一个诸侯，我想您是不会这么做的。”子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韩宣子，使他将玉环退了回去。后来宣子又在私下会见子产，并以宝玉和骏马相赠，说：“您规劝我放弃那只玉环，也就等于是赐给了我金玉良言而免我一死，现在我又怎能不用玉和马来答谢您呢？”这样，子产不仅维护了郑国的尊严，而且还提高了郑国的国际威望。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也日益显露。公元前541年，公子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建城垒，郑人知道此事以后很担心。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转移国人的视线，而并非要真正进攻郑国，因此他抚慰国人说：“我们不必担心，楚令尹（指公子围）将有大的行动，而事先要铲除两个人。这场兵祸不会波及郑国，我们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果不出其所料，这年冬，公子围就弑杀郏敖而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列国形势是了如指掌的，从而能够做出正确判断。
五年后，楚国公子弃疾到晋国去，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大叔随同郑简公一道去欢迎他。弃疾非常有礼貌，当他拜见简公时，如同觐见楚王一样，乘用八匹马。而在会见子皮时，有如会见上卿一般，使用六匹马以示郑重。会见子产时用四匹马，会见子大叔时则用两匹马。同时，弃疾还下令随从人员，不得随便割草或砍树，尤其不可以擅自侵入田地，不可以毁坏房屋，不得强买民货，而且他们住宿时对郑国百姓和蔼可亲，丝毫不给附近的人民添麻烦，来往出入都是如此。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大叔推测弃疾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公被杀，弃疾称平王。这也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真可以说是料事如神。
郑国能够在险恶的环境中赢得二十多年的安定局面，一方面得益于子产在国内推行的改革，使各种利益集团相对制衡，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子产的巧妙而成功的外交活动，使邻国相安和平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