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宫著铭向朱镕基写信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
·国务院于1990年6月2日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一次筹备小组的碰头会上，说着说着，尉文渊突然流泪了。
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的决心，中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实，北京早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立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了。
那是1989年12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第一任理事长经叔平到上海与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主任、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商定，要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
此时，朱镕基正在筹划开发浦东的事，预算总规模要达几千亿人民币。而且，上海市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没有这么多钱来搞。
1989年，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日子过得也不顺畅。在这些成员里，只有王波明和章知方是专职的。
有一阵，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闲得简直令王波明腿软。没事情了，其他人也不常来，就他和章知方整天呆在办公室里，两两相望，心头是说不尽的落寞。
困难之时，时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王岐山鼓励大家，还是要坚持下去，先把组织问题解决好。
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当时其实是民办的性质，后来，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主任李青原找人帮忙，好不容易才把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挂靠到体改委名下，把组织问题给解决了。
朱镕基的浦东开发计划，恰巧给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一个机会。一直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在遭遇重重困难之后，在北京还没找到机会，反而是亟待开发的上海，给了他们信心。
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宫著铭向朱镕基写信说：
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朱镕基问：什么叫股票交易所？
宫著铭就向朱镕基解释了大概意思。上海以前也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
朱镕基听懂了，马上引起了重视，同意试办。
于是，在1989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搞活上海金融”的座谈会上，朱镕基当场确定，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组成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3人小组，抽调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6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的方案。
国务院于1990年6月2日正式批复：
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3人小组向朱镕基建议，筹备工作由上海市牵头，请北京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同志协助。
朱镕基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
3人小组主要对上海证劵交易所的成立提出意见和方案，具体事务则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当时人民银行筹备小组人少，而大家都不懂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他们写报告提建议：
争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
朱镕基在报告上批道：
这个时间太晚了，要在年内成立。
此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这样，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刚调来不久的尉文渊负责。
由尉文渊来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一点偶然。
尉文渊出身军人家庭，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住地窝子，在冰天雪地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
训练之余，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烧石灰筑营房，极劳累的体力活，他戏称为“基建”工作。
这项工作培养了他此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的非常明显的性格特点，就是能吃苦。
18岁的尉文渊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兵5年后他复员回上海，在电影院当服务员，他工作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被选到上海某区委任宣传干部。
恢复高考后，尉文渊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母校挽留，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当了副处长。32岁时，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
虽然仕途顺利，但尉文渊对机关里坐办公室的生活一直心有不甘，老想做一点竞争性、挑战性更强的工作。
尉文渊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对他十分赏识，把他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
那是在1989年的11月，尉文渊还未满35岁。此时的势头和各方面的信息都很明显：以他的能力和条件，在银行系统的升迁之路将是极其顺畅的。
在1989年的条件下，筹办证券交易所谈何容易，老处长出去筹办了一阵，进展不大。
这也难怪，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交易所该怎么筹办，所以这绝不是个轻松的工作。
1990年6月，在海外访问的朱镕基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
朱镕基的宣言，让国内负责筹备工作的人员措手不及，他们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候，尉文渊感觉到老行长龚浩成有意主管金管处，于是尉文渊便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去筹办这个交易所。
就这样，国家大局与他个人处境微妙地纠缠在了一起。龚浩成同意了，但他明确表示：你去锻炼锻炼。第一是把交易所建起来，第二是找好接替的人，然后就回银行，另有重用。
1990年7月3日，尉文渊正式接到通知，去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紧张地开展筹备工作
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为了学习和了解什么是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找来几位曾参与旧上海证券市场的老人座谈。
但由于在战乱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很好地发展，旧上海的证券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运作，且这些老人只是一般的参与者或工作人员，虽然热情很高，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调研了一圈，尉文渊仍然一头雾水。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尉文渊和筹备组的同事们可以说是“股盲”。他们唯一可以间接借鉴的办法就是出国考察，但此时要出国是很敏感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于是，尉文渊就决定从最容易的选址开始。
先要找个交易场所。这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尉文渊一下子感觉到把事情做实了，不再那么茫无头绪了。
证券交易所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尉文渊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
他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处找大厅的时候，心里仍然不清楚这个大厅该派什么用处，席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看了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都失望而归。
绝望之中，有人说北外滩浦江饭店有个大厅。已经不抱希望的尉文渊冒着中午的太阳步行来到浦江饭店。
这个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以前叫礼查饭店，虽然已很破旧，但那气势还在。
尉文渊眼前一亮：就是这里了！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都在同步进行。
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
12月3日，朱镕基来这里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当他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脸色才舒缓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
朱镕基问尉文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尉文渊说装饰包厢的圆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镕基立刻说：你找耀华皮尔金顿，就说是我朱镕基说的，叫他们马上定做。
朱镕基又问尉文渊：“你敢不敢大胆管理？”
尉文渊回答说：“敢！”
就这样，尉文渊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
尉文渊从很少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中国人熟悉的《子夜》里描述的就是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的选择，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赞成口头竞价模式。因为当时就那么几只股票，交易会很冷清，口头竞价能够满足需要，还能造点气氛。但尉文渊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
而尉文渊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那么快，难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交易所，还要重复那种古老的方法吗？于是，他向领导提出，让我们试一试电子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
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的准备，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助设计口头竞价的方式。搞了一段时间，比划来比划去，但是找不到感觉。
因此，尽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中规定的是口头竞价和计算机交易两种方式，其实“宝”全部押在电子交易上。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他们连最简单、基础的交易方法都没有掌握，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
但是，生性好强的尉文渊，不甘心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他一投身于这项全新事业，便在暗地里使上了劲儿：要办就办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邀请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直至开业前几天，整套电脑交易系统才刚刚安装就绪，以至连试运行的时间都没有了。
“谢玮这小子真行，‘吭哧吭哧’几个月，居然搞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世界一流电脑系统！”尉文渊喜不自胜地说。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才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
尉文渊出去的头两天，他对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看不太懂，心想，糟了，自己搞的那套东西不太一样，心情有点慌张。
几天后，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香港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
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开业前的茫然与困惑
1990年12月18日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前夕。
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第一任上海证劵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坐在刚刚装修完的交易大厅，心里一片茫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向更纵深推进的标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将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
但是此刻，尉文渊却忐忑不安。
更糟糕的是，此时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只有等待。
紧赶慢赶，交易系统总算准备就绪了。但既没有经过测试，更没有做过试运行，谁也不知道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其实在确定选择了电脑交易的大原则和技术方案后，尉文渊天天询问系统建设的进展情况，但直到快开业了，大家心里仍然没有底。
还有个大问题是清算，清算系统根本来不及搞，成立了个清算部，到时候能正常运营吗？
只有天晓得。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
尉文渊和他的筹备班子也从来没见过一家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在信息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硬是摸索着把一个证券交易所建成了。
可是，随着开业的临近，刚开始时的那种懵懂无知的自信渐渐被销蚀。
此时，尉文渊有一个困惑挥之不去：我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即使有问题，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修正和调整的可能了，因为明天就要开业了。
就在几天前，一次筹备小组的碰头会上，说着说着，尉文渊突然流泪了。
除了极度的疲惫外，更要命的是那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事情搞砸了谁也负不起责任，可是你又无能为力！
尉文渊后来回忆说：
当时自己突然感到就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那样无助，不知会被甩向何方。
身不由己，这种茫然的焦虑突然间把我淹没了。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尉文渊是个不会向命运屈服的人。
开业前一天不仅忙乱，麻烦事还多。
在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时，疲惫的尉文渊在搬桌子时压到了脚，当时就肿了起来。
晚上，伤口发炎，他发起高烧来，浑身冷热交作。
但是想到明天就要开业，全世界的目光都将向这里聚焦，而所有的努力、辛苦也都将在明天见分晓，尉文渊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关头是不可能离开工作现场的。
他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终于熬到了天亮，他的脑子里满是证券交易所开业的事！
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9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
尉文渊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致开业词，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都出席了。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时正式开始交易，由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
11时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的数据了。
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尉文渊后来回忆说：
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它带点沉闷的感觉，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
放下锣锤，他艰难地走进电脑房，看到谢玮他们兴奋地抱在一起跳啊跳，交易成功了！
开市锣声刚刚响过，电脑系统便“十分争气地”把交易行情迅即显示在交易大厅那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午宴上，尉文渊没吃几口饭。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了医院。
尉文渊在医院呆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
有人问他开市第一天的感觉。他说：“没有感觉。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我都不知道。”
尉文渊的确是拼了命。短短半年时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应付着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尉文渊不仅敲响了开市锣，更敲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宏伟乐章的开篇。
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的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都高效地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白手起家，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海证券交易所累得多。
开业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里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
此时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即后来的方正科技、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这被称为“老八股”。
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真空电子，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未达3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365.70元。
如此，上海3大券商都在当天露了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