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如此开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段看上去隐约有智者的思辨在其中闪烁的话，其实细究起来，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句话作为一顶帽子扣在任何一个过往时代的头上，都不会觉得言过其实。因为是过往，所以我们做任何推断性的报告都是可以达成谅解的。
夏日的暑气在渐凉的秋风中还未消失散尽，立于淮水岸畔翘首东望，凤阳近在咫尺。安徽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幼年、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我的故乡直线距离不足二十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深入凤阳腹地，漫步于村落、田野，驻足于明中都皇故城、皇陵、鼓楼、龙兴寺（皇觉寺）等遗址，那些被时光摩挲的雕梁画栋早已不复昔年神韵。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故纸堆里翻翻拣拣，让不惑之年的我越发困惑。很多时候，对于历史表象背后的行为逻辑总是感到无从把握。难以计数的历史记载，使得那些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命运如同一个个孤立的点，难以将它们捏合成型。就拿朱元璋来说，在封建王朝的绵延长河中，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像他和他所建立的王朝那样，展示出与这个民族如此契合的历史况味和人性的复杂与诡异。每一种解读，都像是在解读我们自己。
一
列车飞驰，城市从我们眼前像水一样向后洇去。很多时候，消失的又何止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抬眼看时，我们眼睛所见的只是这一瞬，与下一秒钟无关。火车的位移让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不堪一击。眼见不为实，耳听也不为虚。眼睛看见的，耳朵听来的，不过是时间大厦的碎片。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记忆模块占有了其中的零光片羽，就说这座大厦原来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每天都在打量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怕一眨眼错过了什么。我们会惊叹于某条路上开满了花朵，惊叹那么多的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可直觉告诉我们，那是时间一寸一寸筑垒起来的，而恰好这一刻你路过。就像人的心病，是靠情绪的尘埃一粒一粒积攒起来的，与星座和家族病史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在时间里消失了，如同水融入了水。你不能说，你写的是历史。你只能说，你写的是当下，是这一刻。风吹过的大地，卷走了在时间里凋零的花朵，也卷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常命运。我曾经尝试着走进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想要更多层面地展示一个王朝的前行历程，一个民族的精神困惑。可最后发现所有的近距离，都无法抵近历史那秘而不宣的核心地带，这不免让人好生泄气。除了那些早已消失无影的当事者，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带有限制性。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时间，以及在时间里消失的人和事。望着暮色苍茫里的古战场，看着貌似庄严的旧宫殿，仿佛能听见久远的喧嚣在时间的深处魂不守舍。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神秘力量，让人穷追不舍，又让人徒劳无功。
这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感觉，俯瞰苍茫大地，突然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布满了各种交集后又散开的曲线，像一盘无法掌控的棋局，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来一场多米诺骨牌似的改变。我不是一个爱拿历史随便开玩笑的人，一个连本民族历史都谈不上尊重的人，还能指望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所馈赠吗？泡在泛黄的古籍堆里已经有些年月，很多时候还是会被一些看上去简单得接近于弱智的问题深深困扰。比如说，自己会在文思泉涌的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向精神层面的另一个自己发问：什么是历史？你写的这些东西是真相吗？
另一个自己就会反诘，你生活于当下，连当下的万象百态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凭什么去向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一群容易遗忘的人索取过往的真相？博尔赫斯说：“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往事并不如烟，真相绝对不是书写的真正目的，人性才是。时间是拨弄人性的那只手，人性是吐纳时间碎片的机器。
与古人对话何其荣幸，我多么希望在自己的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观棋的理性，更有扬眉阅世的感动，毕竟历史并非单纯的始于事，止于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将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做标本研究，倒也未必真能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不如将那些人和事置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围绕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盲点也许就容易被衬托出来了。于是我便将自己探究的目光做了一些适当的放大，我深信，阳光之下确实并无新事。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往事，是一群人又一群人的集体往事，而在这往事的经纬度上曾经寄生过数以亿计的血肉灵魂。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往事与当下的自己无关联，反而会在我们沉浸往事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参与过的那些时间，在穿越大脑皮层的时候依然是鲜活的。一个人无论离开自己记忆的那段历史有多么久远，对于个体而言，自己的往事永远是经过冷冻保鲜处理的，而模糊和消失的过往只是相对于时间而言。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已经消失的时间能够重现于眼前，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复活”。
过去了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昔日重来，更不可能搬进实验室进行解剖后，再去做防腐处理。所谓的历史“复活”，不过是历史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度，而这种相似又不是完全的契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是可以复活的。历史就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又一个点，是一段又一段的往事，它是有生命力的。所谓的消失，只是时间层面上的消失。作为一个历史文本的写作者而言，他的使命就是带领自己的读者去实现那段历史的复活。记得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心理学老师曾经说过一个神秘的词语——“神入”。而这个“神入”就成了我试图复活历史的路径。何为“神入”？神入者，它的简单化的同义词是“换位思考”。其实它不仅限于思考，更是我们感受他人内心体验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你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情感、理想、信仰和意图等，并理解历史事件的演绎变化，即“主体进入客体之中去想象客体”的研究活动，从而感悟历史，让“历史”得以“死去活来”。
二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元朝末年，有那么多豪门贵族、英雄豪杰蜂拥而起，谁也没有想到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会是要饭出身的朱元璋。有人说，中国历史是个两段论，“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得天下者得民心”。前者告诉当事人如何去实现得天下的理想，后者是说得了天下其他都不是问题，包括民心。
有人会问，皇帝，到底干什么？
或许朱元璋会告诉你，前半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后半程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更何况没有人比朱元璋更懂“民心”究竟为何物？很多时候，他就是“民心”的代言人。
而我在这里告诉你的是，如果朱元璋没有最底层社会的生活经验，没有突破人生底线的黑心与辣手，他朱元璋就不是朱元璋。
天下攘攘，求生无门的百姓是最为可怜的一群，土地贫瘠，灾异频仍，沉重的税赋不减反增。总而言之，他们要承担天灾人祸带来的各种压榨。也正因为如此，只要那些投机的造反者开出不纳粮税这一项条件，便可挑动四方纷乱。可造反者终究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当年开出的“均田免粮”也不过是一句蛊惑人心的口号，是获取利益的手段，收敛人心的策略，而不是信仰。求生与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活自己，后者是为他人。
新的王朝需要旧王朝的血来祭奠，王朝鼎革之际，不同人的命运便会纠结其中。而在这大开大合的时代背景下，最能窥见人性。
一座金銮殿，成了无数造反者的终点，他们打倒皇帝，目的是把自己变成新的皇帝。每一次天崩地裂过后，世界变了，又像从未变过，因为它很快就与前朝完成了一次无缝对接。坐龙椅的坐龙椅，上断头台的上断头台，折腾完自己，又来折腾一个时代。
明朝之所以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标志性时代有它的道理，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存在。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至十七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的风云突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将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素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朱元璋统治期间，严厉地打压了整个官僚阶级、地主阶级，恶整了文人、士大夫等，几乎清洗掉整个功臣集团。弄得朝堂内外一派血雨腥风，动辄获罪，社会的中上层每每生活于紧张与恐怖之中。
如此剧烈、反复的社会及政治震荡，这是在朱元璋之前的任何时代从未有过的。像刘邦，不过是杀掉了几个异姓王而已；武则天虽然将李唐宗室及其同情者几乎一网打尽，但她也同时提拔了相当一部分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子——在这里，历史就让人困惑了：朱元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呢？不是说他已经完成由农民起义领袖到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的蜕变了吗？但朱元璋时代地主大量获罪破产，且其治国刚猛，反贪的手段和决心又可谓旷古未有；如果说他代表农民，那为什么洪武年间还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呢？朱元璋对农民、农村的管制又为什么会那么严苛……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与非、好与坏、正与反的问题，单纯的歌颂与批判也是不适宜的，因此对于一个帝王的评价也就不能是千人一面。近年来，朱元璋被人反复拿出来评说，各种声音汇流成河。就好像面对一面白墙，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这是一面白墙。如果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他们将那面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同样是这面墙，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这也是为什么，面对那些面目全非的文本记录，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看清楚所谓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推断更多元，我们的猜测更繁杂，我们的想象也更开阔。
中国历史永远绕不开帝王话题，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史。有人说，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可是，皇权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限制底线的权力，会毁掉一个专制帝王的人生，朱元璋就是典型案例。如果在中国历朝皇帝中间评选劳动标兵，朱元璋应该名列榜首。可是又有几个皇帝能有他那样的精力与毅力，他用一个中国式农民的狠劲儿来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悲惨的童年经历像是一道符咒压在他的人生命数里，让他丝毫不敢懈怠。他怕一懈怠就大权旁落，就豪杰不服，就地方不稳，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对地主富豪的厌恶、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这造成了他的猜忌多疑、残暴嗜血和追求不切实际的“稳定”。他甚至规定，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的急用。
朱元璋是创业之君，意味着他要经历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王朝更替和暴力夺权的血腥游戏。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投身其中的人，都要经受炼狱般的心理磨难，每个细节的背后都曾经摩擦产生出人性的火花。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费尽心机所建立的那种血腥的极权统治？也许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元璋拥有那般为所欲为的权威与能量？他的存在究竟给他的王朝，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他执政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目的是为天下苍生缔造一个朗朗乾坤般的理想国。在艰难的前行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还可以这么说，没有这股暗流涌动的力量，朱元璋就成不了朱元璋，那么这股暗流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在结束本书之前，我又一次从凤阳到南京，沿着朱元璋昔日的足迹重新走了一遍帝王成长路。亲手触摸那些在时光里陈旧了的遗迹，让我确信生活曾经在六百多年前来过这里，也让我情不自禁地坠入欲知往事的诱惑之中。在最好的时代行走，在最坏的时代思想。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这块曾经风云际会、战火弥漫的大地上，我就像是一个痴迷的寻宝人在历史的瓦砾中寻寻觅觅，翻翻拣拣。在往事的蛛丝马迹中让久远的回响在心灵中震荡，在天地间复苏。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从中读出人性的幽暗与光辉，读出现实问题之所在，引领我们走出一个时代的迷宫。
宗承灏
2016年6月14日于北京东直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