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埃尔去世以后的年代，是玛丽加紧工作的年代。
1908年，她获得克尔曼大金奖章；
1909年，她获得埃利约特·克瑞生金奖章；
1910年，她获得亚尔伯特奖章；
1911年，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
……
正当她在科学天地里大显身手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她毅然关闭了她视为生命的实验室，搞了二十部私人汽车，组织了一个流动X光透视急救队。她亲自带队，开赴前线。
在当时，使用X光透视伤员身上的弹片，还是一个首创，因此，玛丽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她带着她的急救队，从这个战地，开到那个战地，有时要连续工作几个昼夜。不久，整个前线都认识了玛丽的急救车，战士们亲切的称它为“小居里”。
战争是残酷的。伤员越来越多，请求救助的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单靠几部“小居里”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玛丽又亲自指导创设了220个透视站，并为这些透视站培训了大批技术管理骨干。据战后的统计，玛丽的急救队和这220个透视站所救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
学者的求实态度和战士的无畏精神，在玛丽的身上完美地融为一体。没有司机，她就自己开车；汽车出了故障，她就自己下车修理；有些仪器需交火车运输，她就亲自动手，装车、卸车。一个伟大的举世闻名的学者，为什么如此不拒小事、把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前线服务上去？1915年1月1日她给一个朋友的信上说得很明白：“……我正尽力设法早日起程，决意用全力为我第二祖国服务，因为此刻我不能为那不幸的祖国效劳，它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困苦，现在又浸在血泊里了。”
战争，使玛丽的科学研究计划化为泡影；战争，点燃了她那炽烈的爱国激情。有一天，她把女儿叫到跟前，对女儿说：“政府要求捐助金子，并且还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仅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那些金质奖章，它们对我毫无用处。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家财产的主要部分。我愿意把它提出来，购买战时公债……”女儿完全同意妈妈的主张，于是，瑞典钱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又变成了公债，变成了“捐献”。可是，当她把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时，收款的官员们只收下了金子，而拒绝把那光荣的金质奖章送去销毁。她只好耸耸肩膀，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可笑。
1918年，大战的结束和波兰的独立，给玛丽带来了双重喜悦。她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在奴役中诞生、在禁锢中生存的我们，即将看到我们所憧憬的祖国复兴。本来我们自己未能指望会赶上这一天，指望我们的孩子能看到它。然而这一天居然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我和你一样，相信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