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自己在那场铺天盖地的文化革命到来之前，文学已给了我最初的启蒙。
那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和班上的几个女同学如饥似渴地私下里交换着一些学校图书馆不可能有的中外名著。在那些有血有肉的充满了人性的光芒和智慧的文学书籍中，我们年少的心象海绵一样张开了所有的细胞；我们吸吮着一种生活环境中不可能给我们的营养；我们看见了一个博大的世界，古今中外那些不曾经历的历史一段一段地向我们展开；一个又一个不曾见到的人物向我们走来。我们屏息静气地沉醉其中。上课时，我把书放在抽屉里看，被老师发现了，没收了却又还给我了；回家了，我拿着电筒躲在被子里看，我的父母还以为我早已入睡了。即使是在横扫一切的年月里，还是有人悄悄地藏住或留下来了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我有幸遇见了这样一些朋友，并且如饥似渴地看了许多。我记得一位长姐似的朋友，常常给我讲《简爱》的故事，至今我偏爱《简爱》，我甚至觉得简爱象个影子总是伴随着我，并常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还记得一个朋友借了本《安娜卡娜琳娜》给我看。那本书纸张又厚又旧又黄，没有了封面，又丢了几页开头，我把她藏在床底下的纸箱子里，没人注意了就拿出来有滋有味地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一部著名的外国小说，也不知道托尔斯泰是谁。反正我囫囵吞枣地看完了，有些滋味是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才越来越深地品味出来的。
我的心由此滋润着、活泛着，并且如百足的冬蛇，冻而不僵，很容易在春天里就复活起来，并且游刃有余地找到了自己生长的土壤。
那天在电台，我做了一档关于书籍对人生影响的节目。许多人都纷纷打进电话告诉我，好的书籍并不在多，往往对自己的一生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那么一、两本书吧。
大学梦
很多年以后，我都很难忘记自己曾经对大学的向往。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个迟来的梦，当这个梦终于触手可及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
在上山下乡全国一片红的七十年代里，我心不在焉地念着高中，忽然地刮过一阵学生可以考大学的风，糊里糊涂的我一下清醒过来，原来读书不是无用的。虽然那股风渐渐地又无影无踪了，但那道闪电般的风却让懵懂无知的我一下开了窍，我开始认认真真地读书了，大学的殿堂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对我发出迷人的微笑。
永远不会忘记工作后的有一天，我在芜湖出差，同行的一位老师和我走过一段院墙后指着一个大门对我说，这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我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夜色朦胧中，那个大门后的校园一下变得神秘而又充满了诱惑，我就象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只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大学生们。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是知识青年在下放农村后由贫下中农推荐的。那天晚上赭山顶上安师大艺术系大楼里影影绰绰的灯光抓住了我渴求的目光，我真希望自己就那么一直走进去，一头扎进高等学府深深的海洋中能淋漓尽致地畅游一番。然而，那道门坎却高高地、冷冷地将我拒之门外。正是那种可望而又不可求的向往让我懂得了什么叫遗憾。
也许是我痴迷的心想终于感动了上苍，第二年国家教委就宣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高等学府的大门终于向全社会的青年们敝开了，只要你有过得硬的成绩就可以打开高等学府的那扇门。我和许多同代的人就象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一样，立刻投入了迎考的茫茫人海。那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那时候单位规定上班时间不准复习，我们只能用下班后的时间复习功课，整整丢弃了五年的数理化再抓起来谈何容易，而我们又提心吊胆的从不敢张扬自己报考大学的事，万一考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工作，都说一百个人中才能录取一名大学生，我们却象溺水的人一样紧紧抓住了高考的这块舢板，失去了那么多年的大学梦终于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又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我记得同行中的一个叫小蔡的女孩，因为在家居长，又是顶替了父职才有了工作的，她的工资是全家生活的来源，她只好眼睁睁地放弃了高考的机会。复习迎考的日子今天想起来也是感人的，很多被解放的老师和他们的知识又重新出现在讲台，那些老师心甘情愿地免费为我们补课，教室的里里外外坐满了也扒满了我们这些回炉的学生，人人的情绪都是热烈的，高考似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的大事。
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一口气报了两个安师大，一个是中文系，另一个是历史系，驻足安师大门口的那个夜晚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至很多年以后，我从安师大中文系已经毕业十几年了，我还是忘不了自己曾经象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用忧伤和憧憬的目光面对无法实现的梦想的那种心情。
录取通知书
我的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春节过后的一个极平常的下午收到的。先是听见邮递员喊我们家门牌，然后一封很普通的信件就到了我的手中，拆开一看，一张巴掌大的纸片落了下来，原来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考之后的日子，一切都趋于平静。经常听见别人议论的就是录取的比例是如何的低，我越来越不敢奢望自己会成为那百分之一的幸运儿，而我母亲总是很宽慰地对我说：像你这么大的女孩也该谈恋爱结婚了。和我玩得较好的几个女同学也不愿失去我这个朋友，于是，我就能很轻松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努力过了，剩下的也就是听天由命了。
捏着那张又轻又薄的录取通知书，就像捏了一笔巨额的奖金。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是一而再、再而三直到确信无疑是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了，我的心才真正欢喜雀跃开来，灿烂的阳光几乎就是为我一个人开放的，我有一种飞跃的感觉。在此之前，我所有的梦都是苍白的。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任何绮丽的梦想都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上学、下放，如果能从农村抽调回城，不管能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幸运的事了。
不曾想到的时代变化却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当那些雪片一样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飞遍了大江南北，千家万户的时候，该是如何的轻盈又是如何的沉重，从此有很多已经"安家落户"的人又开始了决不甘心的挣扎，不知有多少人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改变着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命运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记得我所在的学校有不少年轻教师都报考了大学，最后也录取了几个人。而我们这些去上学的人，从此的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走得最远的是明，她最终去了美国，如今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她硕士毕业后做起了房地产商。她曾三次回国探亲，那一次，她将一把硬梆梆的美币留给我女儿作纪念，听着那些硬币碰撞的声响，我想起和明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我们谁也不曾想自己的明天，更不曾料想，正是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们彼此的命运，当命运之神降临时，那种瞬间的感觉真是终生难忘的，正是在那样一个瞬间，命运船只已经扬帆，并驶向我们不知的明天。
卖火柴的女孩
卖火柴的女孩曾经是我。
曾经的我对大学充满了无法言尽的向往，那是七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我们这代人面对的是上山下乡的狂潮，面对的是读书无用的低调，我记得我们那时在学校整天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就是不学文化。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完全是违心的，是老师和父母强迫我去念的，心不在焉的我有一天突然清醒过来了，因为听说学生又可以考大学了，原来读书不是无用的，于是，我才开始收了不着边际的心好好念书。等到高中我毕业时，考大学的风却不知又刮到了哪里，我们面临的还是上山下乡，只不过，我的运气不错，因为教师青黄不接，我和一些同学留在城里当老师了。
当了老师，我才知道一桶水与半桶水的关系，而我就是半桶水，周围那些念过大学的老师就是一桶水。他们说起他们的大学生活，让我的艳羡中滋生了绝望的悲哀。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师出差，办完事，那个老师站住了，他对我说这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我一抬头就看见赭山顶有一座大楼，正灯火通明的俯视着我，而赭山下面有不少大楼也闪烁着明亮的灯光，迎着学校大门的是一条两边种满冬青的路，三三两两的学生正向我们迎面走来。我那时的感觉就是一个穷人，是那种穷到尽头很难翻身的感觉，在我羡慕的目光中充满了嫉妒，嫉妒中又充满了渴望和忧伤，就是一个卖火柴的女孩的感觉。
从此，安师大就像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隐隐地藏在我内心深处，而对知识的渴求变得更加具有自觉的意识。那时我找了许多书来读，每次读书的时候，都怀着一种虔诚和一种遗憾，那种遣憾就会幻化成安师大夜晚中的一幕。
当我终于成为安师大的一名大学生时，我对那所校园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充满了喜爱。每天吃完晚饭，我都会在校园中散步，几乎赭山的上上下下，学校的所有拐拐角角，都让我走了个遍，也许是渴望之极终成梦，自己都无法相信，只好用了这种方式去做了整整四年的验证。
上大学不用花钱
因为我考上的是师范大学，所以吃饭是不用花钱的。
记得我第一次去食堂打饭，要了四两饭，一个炒猪肝，食堂里的胖大妈一下就嚷起来了：吃这么多饭，还要吃得这么好啊？！我的脸一下羞红了，幸亏后面排的不是男生，但还是不知自己错在哪。
后来才知道，在我之前的那些被贫下中农推荐上来工农兵学员中的女生都是很节省的，她们把省下来的饭菜票退成现金用来零用，和添置自己的行头了。我发现女生打饭都是二两、三两的，很少有人吃到四两的。也许是天天坐着上课、看书、上晚自习，很少运动的缘故，我的饭量到后来也只有三两了。
到了学期结束，我们按月发放的饭菜票吃不掉的果然就退换成现金了。那时学校食堂伙食很不怎么样，但是学校没有小餐馆，校外也没有私人小饭店，我们只能将就着，每天一下课，大家就会疯似的拎着饭盒叮叮咣咣的往食堂跑，好点的菜去晚了就没有了。食堂门口只有几个卖茶叶蛋和卤干子的人，我们可以用粮票去换，有时拿出粮票去换干子、茶叶蛋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男生眼巴巴、羡慕的目光。大三大四的时候，有些男生开始谈女朋友了，那时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吃饭不用愁了，女生会用自己剩余的饭菜票心甘情愿地贴补他们。
记得那些家境不好的女生用饭菜票省下来的钱换成零用或是添置一些衣服已是后来的事了，但我们那时对穿衣的讲究和热情远远比不上对书的迷恋，我们的心思大都放在书本上，如饥似渴地读书和买书是我们那代大学生共同的特征。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用省下的饭菜票的钱，去了一趟黄山，住的是简易棚，二元多一个床铺，吃的是便宜的粗茶淡饭，来回才用了三十元，那时的钱很值钱，那时的黄山也比现在要美。
不记得自己多余的饭菜票退成钱还做过什么用处，但记忆中却没有用来添置过什么衣服，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几箱子书，那时候的书并不贵，但学生们的口袋里也很少有什么钱，唯一奢侈的费用就是买书了。
记忆中，用一斤粮票换三块卤干子，或是用粮票换几个茶叶蛋解解馋就是一种很不错的享用了。但现在的大学生面对这个物欲的社会，受诱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知是他们的幸还是不幸，有人为现在的大学生计算过，从交学费到生活费没有几万元是上不下来的，不禁为自己庆幸，如果当时要家里不用说几万元，就是几千元来供自己上大学，那自己对他们的愧疚是一生一世也还不完的了。
用不掉的饭菜票
那年因为我考上的是师范大学，所以吃饭是由国家供给的。
记得我第一次去食堂打饭，要了四两饭，一个炒猪肝，食堂里的胖大妈一下就嚷起来了：吃这么多饭，还要吃得这么好啊？！我的脸一下羞红了，幸亏后面排的不是男生，但还是不知自己错在哪。
后来才知道，在我之前的许多女大学生都是很节省的，她们把省下来的饭菜票退成现金用来零用和添置自己的行头了。我发现女生打饭都是二两、三两的，很少有人吃到四两。也许是天天坐着上课、看书、上晚自习，很少运动的缘故，我的饭量到后来也只有三两了。
到了学期结束，我们按月发放的饭菜票吃不掉的果然就退换成现金了。那时学校食堂伙食很不怎么样，学校也没有小餐馆，校外也没有私人小饭店，我们只能将就着，每天一下课，大家就会疯似的拎着饭盒叮叮咣咣的往食堂跑，好点的菜去晚了就没有了。食堂门口只有几个卖茶叶蛋和卤干子的人，我们可以用粮票去换，有时拿出粮票去换干子、茶叶蛋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男生眼巴巴羡慕的目光。大三大四的时候，有些男生开始谈女朋友了，那时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吃饭不用愁了，女生会用自己剩余的饭菜票心甘情愿地贴补他们。
记得那些家境不好的女生用饭菜票省下来的钱换成零用或是添置一些衣服已是后来的事了，但我们那时对穿衣的讲究和热情远远比不上对书的迷恋，我们的心思大都放在书本上，如饥似渴地认真读书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共同的特征。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用省下的饭菜票的钱，去了一趟黄山，住的是简易棚，两元多一个床铺，吃的是便宜的粗茶淡饭，来回才用了三十元。
不记得自己多余的饭菜票退成钱还派过什么用场，但记忆中却没有用来添置过什么衣服，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几箱子书，那时候的书并不贵，但学生们的口袋里也很少有什么钱，唯一奢侈的费用就是买书了。
记忆中，用一斤粮票换三块卤干子，或是用粮票换几个茶叶蛋解解馋就是一种很不错的享用了。现在的大学生面对这个物欲的社会，受诱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知是他们的幸还是不幸。
零 食
至今我对蚕豆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现在的蚕豆种类很多，有五香的、椒盐的，还有糖炒、油炸的，但都不及我上大学时吃过的那种蚕豆。那种蚕豆是羽从家乡带来的，是羽的母亲用铁锅炒的，每年放寒暑假回家，羽都会带上好几斤炒蚕豆回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的时候，羽就会抓上两把，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边聊天边散步边吃蚕豆，完了再去教室上晚自习，吃蚕豆散步后来就成了羽和我每天的一道功课。
有人说女孩子好吃零食是天生的，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少吃零食，那时零食不多，我们口袋里的钱也不多。
记得是下午上自习课的时间，有时我们在寝室看书，看乏味了，就会有一个人去买一角钱一斤的辣萝卜条来，然后我们喝着开水吃辣萝卜条，常常是辣得吸溜吸溜地一边津津有味的看书。
那时我们寝室的女生最愿意我回家，从芜湖到马鞍山，火车票只要八角钱，但我一般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返校，家里人会为我准备一大堆吃的，有我爱吃的菜和许多零食。到了学校，就给寝室里的每一位同学分一小堆，一小堆糖果、瓜子、糕点之类的东西弄得大家象过节一样的开心，而我感觉自己象幼儿园的老师。
那时芜湖的傻子瓜子也开始上市了，想吃的时候，我们就用粮票去换，有一个芜湖市的老太太经常会在我们吃过晚饭后拎着小篮子到女生宿舍旁转悠叫卖，她也许掌握了女孩子好吃零食的特点，因为她从不去男生宿舍转悠。
很多年以后大家在一起还会记起吃鸡的事，同寝室的一个女生，家里托人给她带去了一只烧鸡，她等中午大家午睡了，然后一个人开始独食。她是个性子极慢的人，慢条斯理的品味那只鸡，并且连骨头也不放过的咀嚼一遍，咔吧、咔吧的，她哪知道撩得大家躲在帐子里辗转反侧的怎么也睡不安宁，那只鸡是分三个中午吃完的，从此那三个中午就成了大家永恒的记忆。
那时芜湖街市上也有不少零食，油炸臭干子、五香蛋、凉粉、糖葫芦，我们经常上街，却很少去买零食吃，不好意思象芜湖人那样在大街上吃东西，我和敏一直很想吃糖葫芦的，主要是怕被男生撞上，结果一直到毕业了，这个心愿也未完成。
政教系的女生
与政教系女生同住过一间寝室是大学一年级的事。
之所以难忘是因为那是最最无趣的一段日子。她们天天三点一线，生活规律可用时刻表划分，一枪准能打中一个地方。她们是她们所学的专业的活标本，她们很刻板也很自律，她们也争论一些问题，但从来不会越轨，争来争去的问题都在教条与定义的范围内。说到剩余价值，说到资本论，说到马克思理论是否过时的时候，她们是绝对的书本的化身，与我们中文系女生唇枪舌战，是很坚定的卫道者。于是不过瘾的我们就去找教政治的教授们理论，教政治的教授心怀鬼胎，总是理屈辞穷，他们不是想坚持什么，他们只是不想承担什么罢了，但是他们在政教系女生眼里却是绝对的权威。
政教系的女生上完课又去上晚自习，日子过得很苍白，星期天也不例外。她们抱着大部头的有关政治的经典和定律死记硬背，她们自己不以为然，而我们已在她们所制造的紧张气氛中累得满心憔悴了，这样的大学生活，我们感到一点意思也没有。政教系有一个很活泼也很有味道的女生，可惜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可爱。她在期终考试的时候，却表现出了战士才有的奋勇顽强。复习考试的那段日子，她一大早就背上一个水壶，拎了一袋馒头就出门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直等我们上床睡觉了她才回来。临考的前几天，她居然深更半夜才回来，她见到我们也不再说笑，神情绷得很紧，一脸的沉重，不知是她本来就有些驼背，还是书本压力太大，我发现她的背微微有些弯了。
不管政教系的女生是如何看我们中文系女生的，反正我们叽叽喳喳、喋喋不休的总是一副无政府主义的嘴脸，我们总喜欢调侃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在政教系女生看来也许都是废话，所以她们吃了饭就匆匆背了书包上教室用功去了，留下寝室好让我们不停地打嘴仗。
政教系女生参战也有一次。是我们之中的敏，这个少不更事的女生，居然在看完《安娜·卡列尼娜》后，用一副烂心烂肺、幸灾乐祸的口吻说安娜是个坏女人，死有余辜。这是我们中文系女生第一次内战，敏尖嘴利齿毫不示弱，与我们吵得天翻地覆，这时，政教系女生也终于忍不住加入了我们的内战，她们总算也没有认为安娜是个坏女人，政教系女生关键时刻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有人说高级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高级而无趣的，一种是高级而有趣的。我想政教系的女生应属前一种。
朴素的青春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双褐色的翻毛皮鞋，从大一穿到大四，鞋帮的两边磨出了几大块黑乎乎的疤，但我从未以为然。毕业后一位女生很清楚地提及此事，可见那双鞋已是显眼得难看，也可见我对自己的着装是很不讲究的。因为那样一个时代，许多女孩子有关"美"的意识就是一片处女地根本就没有开发，记得羽的第一件花衣服还是我陪她去挑选的。羽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是很男性化，并且是灰、蓝、白系列的，羽说下放农村的几年里，她想应该和贫下中农们尽快的缩短距离，所以才一再的朴素。当羽穿上那件白底上印着黄、蓝相间的花衣服时，她的身上也总算焕发出一些青春少女的气息，而几年大学上完，羽却越发的好看起来，一副很秀气的模样，和她刚刚上大学那副"妇女队长"的形象简直判如二人，可见羽对美已有所觉悟。
对我们这代女大学生来说，因为经过了"谈美色变"的年代，又曾经接受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教育，即使有关美的新生事物被发现，也不会一哄而上，而是小心翼翼的接受着的，我们需要的是接受美的决心和勇气。
记得是大一的那年夏天，街上开始流行裙子。我和琪的箱子里都有裙子，那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我的裙子是母亲为我买的，那时裙子刚刚面世，买到裙子的母亲比我还要兴奋，裙子曾经被那个很"革命"的时代打入冷宫好些年了，当她们从禁忌中重新走向街头的时候，穿过裙子的女人们心情由此可知。而我似乎还没有在校园里穿出裙子的勇气，我和琪一约再约，终于咬咬牙穿上了裙子，并且两人始终不离，实在是害怕失去独自面对的那份勇气。我们的裙子果然迎来了许多目光，女生的、男生的、但都是欣赏。很快校园里穿裙子的女生就多了起来，我和琪才松了一口气。我清楚的记得琪的那条裙子是深绿和浅绿相间的格子裙，而我那条是鸭蛋青的百褶裙，但我也清楚的记得，一直到毕业，不少系的女生包括我们班的女生始终没有穿裙子的勇气，也许是曾经禁锢得太深，我们害怕美，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追求阳光下的美丽应是女人无可厚非的权利时，我们已经不年轻了。
我们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专卖时装店，只有大点的商店里才有卖服装的柜台，但那也是千篇一律的大众服装；不存在款式，也不存在品种、花样。那时刚刚开始流行烫发，但还是没有很专业化的美发店；更不用说美容店了，我们不懂化妆，也没有见过商店里卖过任何化妆品。素面朝天，朴素而又不讲究的着装是我们那代女大学生的共同特征。
从日记写起
那天翻出了一册老日记本，是大学时代用过的，打开一看，自己就被自己曾经的真诚所感动了。每篇日记，在我工工整整的笔迹旁，都留下了用红笔订正的错别字和病句。那是项大姐为我批改的。
项大姐是我大学时代的同桌。老三届毕业的，曾在县广播站做过记者，流畅的文笔和准确的用词造句曾经让我羡慕不已。而我因为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批判稿写得比作文多，文字经不起推敲。也曾涂鸦过，但写出来的东西常常令自己也不满意；也因为自己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受了一些欧化语式的影响，以为定语越长、形容词越多就越好，所以常常在很长的句子中写到谓语就丢了主语。句子不通，错别字成了我的常病，让项大姐改自己日记的想法就是那时萌发的。
现在想来自己那时真够单纯的，确实没有想到日记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载体，是不能随便对他人开放的，而我在大学的前两年竟毫无保留地向项大姐全部敞开了。令我感激不已的是项大姐不仅做了我的语文老师，替我捉错别字、改病句，而且以她真诚的人格保守着我日记的秘密，并且成了我真正的知心大姐。
其实写作的欲望我一直都有的。记得我第一篇文章是写一个在唐山大地震失去了母亲和小弟弟的小女孩，那是一个十分纤细苍白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我为她失去母亲的那种无助的神态和永远失去的那份亲情而伤感。不巧那文章被一位同学见了，他说我充满了资产阶级小情调，有一种不健康的忧郁，小心别让人抓住小辫子了。那篇文章在那种时代是不可能发表的，但我把它看作自己成功的处女作，因为发乎情，写的是人性，而不是那个时代的高大全的政治主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说班里有一个女生曾在《安徽文学》上发表过小说。那个女生立刻就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显眼，很是令我仰慕。文学在我们那个年代就象神坛，有一种圣洁和很难高攀的感觉，而我从进了大学的那天起，就决心向文学的圣殿攀登，并决心先从文字的基本功做起，整整两年，我都在用每天一篇日记的方式练习着，直到大三的时候，我的日记终于不见了被红笔订正的字迹，我才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首诗是从月亮写起的，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一轮又圆又皎洁的月亮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融于其中不可自拔。诗从此而发，毕业前写了整整一大本诗，也曾寄过，大四的那年，我的首作终于在当时的《采石》（今天的《作家天地》）上发表了，那种兴奋与激动自然是无法言表，那是一个文学至上，文学令许多人都注目的年代，甚至有人说那是一个每片树叶上都站着一个诗人的年代，我终于有幸成了其中一片树叶上的一颗露珠，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今天虽然我不断有作品在刊物上发表，但那种兴奋与激动早已荡然无存了。因为创作已成了我生命的一个部分，平静的付出自然的收获，而我的勤奋却远远不如当年了，而当年的勤奋却为我的创作奠定了最好的基础。
着 装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双褐色的翻毛皮鞋，从大一穿到大四，鞋帮的两边磨出了几大块黑乎乎的疤，但我从不以为然。毕业后一位女生很清楚地提及此事，可见那双鞋已是显眼得难看，可见那时的我对自己的着装是很不在意的。因为那样一个时代，许多女孩子有关"美"的意识就是一片处女地根本就没有开发，记得羽的第一件花衣服还是我陪她去挑选的。羽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很男性化，并且是灰、蓝、白系列的，羽说下放农村的几年里，她想应该和贫下中农们尽快的缩短距离，所以才一再的朴素。当羽穿上那件白底上印着黄、蓝相间的花衣服时，她的身上也总算焕发出一些青春少女的气息，而几年大学上完，羽却越发的好看起来，一副很秀气的模样，和她刚刚上大学时那副"妇女队长"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可见羽对美已有所悟。
记得是大一的那年夏天，街上开始流行裙子。我和琪的箱子里其实都有裙子，那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我的裙子是母亲为我买的，那时裙子刚刚面世，买到裙子的母亲比我还要兴奋，裙子曾经被那个很"革命"的时代打入冷宫好些年了，当她们从禁忌中重新走向街头的时候，女人们对裙子的感情可想而知。而我似乎还没有在校园里穿出裙子的勇气，我和琪一约再约，终于咬咬牙穿上了裙子，并且两人始终不离，实在是害怕失去独自面对的那份勇气。我们的裙子果然迎来了许多目光，女生的、男生的，但都是欣赏。很快校园里穿裙子的女生就多了起来，我和琪才松了一口气。我清楚的记得琪的那条裙子是深绿和浅绿相间的格子裙，而我那条是鸭蛋青的百褶裙，但我也清楚的记得，一直到毕业，不少系的女生包括我们班的女生始终没有穿裙子的勇气。也许是曾经禁锢得太深，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追求阳光下的美丽应是女人无可厚非的权利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
我们的那个时代，没有专卖时装店，只有大点的商店里才有卖服装的柜台，但那也是千篇一律的大众服装；不存在款式，也不存在品种、花样。那时刚刚开始流行烫发，也没有很专业化的理发店；更不用说美容店了，我们不懂化妆，也没有见过商店里卖过任何化妆品。素面朝天的我们仅仅是开始敢穿花衣服了。
看 电 影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里，电影是人们茶余饭后最好的消遣。记得小时候能和大人一块去看电影是一件比过节还要快乐的事。电影院的门厅里悬挂着明星们的剧照，即使在过去了许多年的今天，她们的魅力在我的心目中依如当年。电影荒芜的年代出现在我的少年，那时正是我们最需要文学艺术滋养的年纪，但我们却象睁眼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横扫一切的岁月里，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部电影，几个样板戏，那些看了不知多少遍的电影的对白与台词既使孩子也烂熟于心，以至刚听到上句，就能接出下句。
我念大学的时候，已是文学艺术解冻的季节。刚刚入学的我们去学校小礼堂看《静静的顿河》，这部由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名著改编的影片就象一件久置箱底的丝绸衣服，尽管布满了岁月的皱折，却保留了摄人魂魄的光泽，被那种光泽滋润着，我发现自己枯竭的心灵如菊般地绽放开来。影片从下午一时半一直放到晚上六点，所有中文系的学生都屏息静气，沉迷其中，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充满了同样的无奈和凄怆的忧伤，那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刻骨铭心最过瘾的影片。
记不清大学四年里，自己究竟看了多少场电影，但那四年，的确是电影鼎盛的季节。古典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影片如峰似蝶，向我们扑面而来。电影院从早到晚几乎场场爆满，那些影片就象走马灯似的几天一换，不断的是新片预告，令人目不暇接。电影有史以来的确拥有了那么一段辉煌和灿烂的日子。
我不知道我上大学的那座城市哪来的那么多闲人，电影总是座无虚席，因此票贩子也应运而生。记得《流浪者》上映的时候，那个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就象决堤的洪水，人们久久压抑的情感的禁区终于得到了释放。许多年轻人看了一遍又一遍，拉兹与丽达的爱情不知让了多少人潸然泪下。本来二角钱一张的票，后来居然卖到了伍元，而当时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虽然这样，《流浪者》的高价票依旧被抢购一空。
那时学生会星期天也会发电影票，但毕竟僧多粥少，我们就会轮流上街买票。有时碰到几部电影同时放映，我们就会从一个电影院赶到另一个电影院，一下看上好几场；有时下午没课，我们也去看电影；如果碰上中午的电影，我们就去食堂买好饭拎着饭盒子直奔电影院。现在想来的确有点疯，和现在的追星族很有那么点相似。
对即将拍摄的新电影，我们同样给予热情的关注。记得《李清照》要拍片的时候，听说要谢芳演，那时谢芳已到了中年，我们实在不忍心看一个半老徐娘扮少女状荡秋千的样子，于是联名写信去电影厂要求换个演员，结果谢芳还是演了《李清照》。如今我们也到了中年，对电影的那种热情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失去了，而且也不愿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因为我们有了电视，还有了CVD、DVD、家庭影院，当电影可以变成一张碟片时，人们的欣赏方式也变得更加自我，更加随意了。
电影的盛事仿佛昙花一现，因为经历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才出现了那样一个绝无仅有的旷世的繁华吧。
书的诱惑
就象现代女性面临的是不断更新的时装潮流的诱惑，我们这代大学生曾经面临的却是不断面世的那些中外名著的诱惑。
那些中外名著一度被贴上"黄色"的标签然后就被全部地囚禁了。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除了偷偷摸摸地读到过一些"黄书"外，大部分的中外名著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因为经历了太久的没有书读的年代，我们饥渴的心灵太需要书的滋润了。
记得那些中外名著终于可以面世的时候，如一群衔起绿色橄榄枝的鸽子向我们纷纷飞来，我们目不暇接，每得到或借到一本书，我们都会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那时有幸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就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大量地阅读了，大家都恨不能一头钻进图书馆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尽兴的阅读，遗憾的是那么大的一个高等学府，有那么多系，那么多学生，借书看书的时间都很有限，有些好书看完又不得不归还，所以能够拥有一些属于自己喜欢的书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那时很多人家的藏书都被无奈的卖掉化成纸浆或是被人焚成灰烬了，所以重新拥有自己的藏书又成为一种社会的风气。出版社忙坏了，印刷厂忙坏了，新华书店也忙坏了，爱书想书的人也忙坏了。书是一批一批出的，新华书店的书也只能是到一批卖一批，那时在我们中文系学生中最最吃香的事就是有人又买到一本好书了。那时，我们一下课就是直奔新华书店，去碰运气，看能不能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虽然我们都是穷学生，买书就意味着我们要节衣缩食。
记得我刚上大学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借了我一套《古文观止》。因为喜欢又因为是借的，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一篇一篇地抄，包括注释。我的字迹工整，也很有耐心，那套《古文观止》年代已久，洇黄的纸页如果能言，会告诉我她幸存的经历。那套《古文观止》物以稀为贵，成了同学们的羡慕。
至今我还记得芜湖中山路上那家新华书店曾经的热闹和巨大吸引力，师大的学生络绎不绝的在那家书店川流不息，新书一到学生们疯狂地抢购的情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抢购时的欣喜和沮丧的心情我都曾领略过。最记得那书店里有一位中年的女人，高高的个子，梳着齐耳的短发，有一双十分温和的眼睛，在拥挤着抢购书的不断的过程中，她记住了我，有时新书来了，我错过去了，但我一去书店，她就喊住我，我就会得到一本她为我悄悄留下来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总是在我说谢谢之后点头笑笑而已，那种笑容十分令人温暖。现在想来，在爱书的年代，人的心灵也是那样的干净。
对书的喜爱似乎已成了生命的一个部分，是一种永远的乐此不疲的嗜好，书页中散发着的那种油墨清香是任何香味都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