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出新谱，对于中国宗族史及谱学史研究者的吸引程度，一直远低于建国前问世的传统谱牒。就族、谱的发生史而言，固然是先有族后有谱，但族、谱本身有自己的逻辑，一旦形成后即在不同的条件下自主展开，尤其是谱牒，更要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不会出现简单的对应，具体过程也难以用保存一进行、动摇一衰退、瓦解一终止的公式作一般概括。
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所编、刻、印、抄而成的谱牒类文献，统称“旧谱”，此后所出即为“新谱”。这一定义比一些学者在基本忽略建国后30年新谱的情况下，只将“文革”以后所出谱牒称为“新谱”更为明确，也便于研究者操作。
另外，在理论上也应注意，谱牒本身既非政治性文件，亦非宣传类作品，作为宗族文化的文字表现形态，它是对基层社会中某一宗族内部的世系、聚居、人口、规则的记录，接近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亚文化”概念，与发生在社会主流层面上的国体变动和政权更替，不属于同一层级，因此不会也没有必要将“时代背景”作为证明本身合法性或合历史性的要素。当然，以建国及新政权建立前后为谱牒之新、旧边界，毕竟可使新谱获得一个起点，保证研究的顺利开展。
以1979年为界，将建国后的新谱分为前30年与后35年两个阶段，符合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变化。因此，虽然以建国后前30年所出新谱为研究的重点，也一定要将1980年以后的新谱发展纳入研究的宏观视野中。
在《总目》著录的建国后30年所出新谱中，谱籍所在大陆各行政区的数量分别为：安徽8种，北京1种，福建151种，广东202种，广西7种，贵州3种，海南7种（原属广东），河北3种，河南18种，湖北16种，湖南184种，江苏69种，江西41种，辽宁10种，内蒙古1种，青海7种，山东70种，山西7种，陕西19种，上海10种，四川14种，浙江250种，云南4种，重庆3种（原属四川），“全国”36种，“世界”2种，不详7种。
中国新谱所涉及的地区包括大陆、港台和海外三大部分。就新谱研究的学术潜力而言，除大陆外，最主要的应属对台湾新谱的研究。谱学研究者对台湾地区1949年前、后所出谱牒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目录学领域。2008年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总目》出版，据笔者统计，在总共52401种谱类文献中，台湾1949至2003年所出新谱为5779种。最近10年的新谱数量已有初步统计，正在进一步核实、分析中。
因此，1949年以前的台湾谱牒，充其量只是中国一省之谱牒，而1949年以后，随着各省移民的大量进入、长期定居和台海架构的逐渐确立，台湾岛内逐年新修积累的谱牒，已成为罕见的“中国谱牒之窗”。这在中国文化史和谱牒史上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值得精确统计，认真研究。
第一，1949年以前的台湾，不过是脱离日据、回归祖国不久，且远离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核心的边陲省份之一，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其重要性远非1949年以后的台湾可比。
第二，谱学研究者曾经普遍认为，中国传统谱牒的发展历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大陆地区已基本中断，没有中断且有所发展的，只是在台湾地区。
第三，在谱牒学的逻辑框架中，不仅包含了对谱牒功能、谱牒资料的研究，还包括了对谱牒类型和谱牒样式的分析。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谱，在对传统谱牒类型、谱牒样式的继承、创新方面，提供了远比同时期大陆新谱丰富、生动得多的现代样本，为中国谱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1949年以来的台湾，经历了都市中心化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完成了由传统宗族向“后宗族”形态的转型，谱牒的编撰亦从多方面反映了城市（镇）化过程中脱离了“村-族”聚居状态的城镇居民对传统文化形式的需求。
总之，台湾新谱的发展以及在中国谱学史上的地位，都离不开大陆新谱，离不开对大陆新谱的认真研究和系统总结。
就中国谱学史而言，包括新谱在内的所有现存谱牒，显然都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科学化的研究既需要对资料进行广泛收集，系统整理，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周密设计，精心部署，分区调查，分题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