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自我
大熊猫的女儿
最近，我比以往更常接到邀请，去发表演讲或是与一些“贵宾”会面。这大概是因为我自二〇〇八年起就定期为这份报纸写专栏的缘故。我肯定，人们在听到我的名字时，几乎立刻想到的就是“她是李光耀的女儿”。我怀疑许多读者之所以开始阅读我的专栏，也是因为对李光耀的女儿感到好奇，想知道我对一些事情有何想法和感受，特别是有些人还觉得我是反体制的人。
我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女儿，而我为父亲感到很骄傲，这不代表我必须赞成内阁的所有决策。但我也不反对体制。相反，我希望体制能为新加坡做出正确的决策。当它做出一个我认为是不明智的决定时，我会尝试给予反馈，希望说服当局重新考虑其立场。要不然，我一个神经科医生，为什么要答应为《海峡时报》的“智库”专栏执笔，或约每隔两周就在此（《星期日时报》）写文章呢？如今，我希望人们是因为觉得我的文章有趣并富有教育意义，才会成为读者。
至于我的家庭，我知道有一些外人，包括家族里的一些成员，都认为我在家里是最没有地位的，甚至连大嫂和弟媳也不如。我并没有为此而不开心。
我们在社会里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我选择扮演一个相对低调的角色，但它能给我满足感，因为我能帮助和安慰我的病人。医生几乎能马上在工作上得到精神满足，而制定公共政策或做商业决策的人，则需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果。但无论人们对我的印象准确与否，这终究影响他们对我的态度。
很多人觉得我背后有“靠山”。但我在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同事都知道，去年发生的事情已证明，我的家庭背景并没有让我得到特别的保护。他人或许相信我握有权力，并享有特权。但我要像任何一个作家一样具有影响力，就得说服新加坡人接受我的任何一个看法。
至于特权，究竟什么算是特权？我从小就能自由进出总统府。尽管我每年会有一两次带朋友到那里走走，可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到那里去跑步或运动了。
但就如我之前所说，人们的看法始终会有影响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像对别人那样对待我。我会尽量对他们一视同仁，设法让他们感到自在。在展开讨论时，一些和我不太熟的人可能会听从我的意见，而不知道我更喜欢有激烈的辩论。我不可能什么都懂，更不可能次次都是对的。
我很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在刚过去的一周，有朋友把《经济学人》周刊里一项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调查的报道发给我看。报道指：“人们想出人头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替孩子在人生中争取更好的机会。那些父母既有钱又有学历的人，确实比较没有福气的同辈赚更多钱，也学习更多……”
我的朋友评说：“无论你相信是先天条件还是后天努力更重要，很多时候确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新加坡）我们让每个人享有平等机会，实际上却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更多帮助，但我们不能要求有均等的结果。”
我回答：“是的，我们皆有不同的优缺点。此时此刻，我们也是同在一个国家、同一条船上的人。对你我而言，眼前所见才是最真实的，这是新加坡的亿万富翁和清洁女工都逃不过的定律。新加坡人应打造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得到公平待遇的社会。这不代表人人都要领一样的薪水。但除非我们知道或很怀疑对方来者不善，我们在人与人的接触中应给予每个人相同的体谅。我说‘体谅’而不是‘礼貌’，是因为觉得后者有些虚伪。我或许既不会帮到你也不会害了你，但我仍能礼貌地对待你。”
公元四世纪，中国有一名伟大的文人陶渊明。他和其他读书人很不一样，不追求功名利禄，一心想归隐田园。然而，由于无法靠耕种养家活口，他最终被迫担任一个小官职。他在上任不到八十天，就有一个职位更高的官员造访。尽管有人提醒他要好好款待这名高官，否则就会惹祸上身，陶渊明却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可能相等于他一年的俸禄。当我说“我不会为五公斤的黄金折腰”时，我的知心好友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意思是我会不惜代价坚守自己的原则。
身为“李光耀的女儿”相当逗趣的一点，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即便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想和我讨论，也会希望见我一面。母亲对这些人总是带着幽默的语气说：“他们是见不着大熊猫，想着或许能见到大熊猫的女儿也不错。”
或许，人们想见见“大熊猫的女儿”，反映的是他们对我父亲的敬重。这是他们对他的赞许，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无论人们怎么看“大熊猫的女儿”，只要身体情况许可，我就会继续做我认为是正确和公正的事。
《星期日时报》，2010年2月28日
拥有堂吉诃德的傻劲
无论形势有多艰难，我们都本能地希望维护正义和追求梦想。印度象头神伽尼什，是艺术与科学的守护神，也是破除万难和带来新生之神。它是印度教众神之中，最广为人知和最多信徒膜拜的神明之一。
在印度和尼泊尔，四处都可见到伽尼什的神像。印度教的不同教派皆供奉此神。它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以致连耆那教和佛教以及在印度以外也有供奉它的信徒。这也说明为何它虽不是印度教众神明中法力最高的一个，却还是广受欢迎。我经常看到人们把它的小雕像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
我有一尊伽尼什的木雕像，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邦长送给父亲的礼物。我很喜欢这个木雕像，因此过去三年一直把它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二〇〇八年五月，我把木雕像拿给因脑溢血而入院的母亲看。我当时正赶着去给病人看诊，只让她看了雕像一眼，说：“伽尼什理应替我扫除阻碍我完成任务的障碍。”母亲淡淡地回答：“可怜的伽尼什。”当时护士们正在换班，因此母亲的床边围了不少人。大嫂何晶刚巧来探望母亲，肯定是看到护士满头雾水的表情，便解释道：“伽尼什不知玮玲要它做些什么？”伽尼什的雕像如今还摆在我的办公桌上，但它并没有厚待我而给予帮助。或许是因为它知道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神，因此觉得我不值得帮忙。
就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有朋友到西班牙旅游，回来时给我带了一尊堂吉诃德的小雕像。那是一个身材瘦削、一手握着长矛，一手持着盾的老翁。朋友附上一张字条，写着：“此乃奇人也，典型的西班牙汉子。《来自曼查的骑士堂吉诃德大人》这部作品，说的当然就是此人的故事。他极力为那黄金年代逝去的理想而奋战，过程虽可歌可泣，却也是徒然。”
我的父亲曾送给我这部小说的英译本。我在书本的简介中看到这句话：“威斯坦·休·奥登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基督教圣人的影子。他与‘对上帝和自己都缺乏信心’的哈姆雷特正好相反。”在下一个段落，将这本西班牙语小说翻译成英语的伊迪丝·格罗斯曼写道：“堂吉诃德说，他此生的追求是要消除天下不平事。”
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就像堂吉诃德那样，总是在和假想敌做无谓的斗争，即便难以成功还是要打抱不平。但我不是基督教徒，更不是什么圣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堂吉诃德视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因为他虽其貌不扬，却正义凛然。我对送我小雕像的朋友说：“他明知毫无希望，仍到处行侠仗义。这样的精神令人钦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喜欢音乐剧《我，堂吉诃德》里的主题曲《不可能的梦》。我们心中都有遥不可及的梦，但有多少人真正有决心和毅力去实现它们？当初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打造成第一世界大都会的有志之士，是否也曾觉得自己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上的其他人显然这么认为。但他们自己纵然有疑虑的时候，却还是不断尝试，说服新加坡人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唯才是用、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他们确实让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倘若他们没有这么做，今天的新加坡也不会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称羡的对象，而新加坡人的生活也不会过得如此惬意，以致最近有调查显示，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之一。
堂吉诃德的雕像如今会继续摆在我家里的桌上。他那弱不禁风的样子，相信无法给予那些到我办公室来找我的人任何忠告。但他能提醒我，只要认为自己做得对，就要战斗下去。
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迷信。这两尊伽尼什和曼查骑士的雕像，只是象征性地提醒着我要做正确的事，即便遇到阻力也要勇往直前。
“可怜的伽尼什”或许没有如我希望的那么有效，因为多数到我办公室来见我的人都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但只要我自己知道就足够了。就像那首歌《不可能的梦》一样，它和堂吉诃德的作用是提醒我“用尽所有的勇气”，“伸手去摘那颗遥不可及的星星”。
能“排除万难”的，终究只有自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伽尼什，也有一个堂吉诃德。
《星期日时报》，2011年1月2日
让人受不了的精英主义
我在新加坡出生和长大。这里是我的家，有我离不开的亲人和朋友。但许多新加坡人觉得我性情古怪。虽然多数人都基于礼貌不当着我的面这么说。直到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为何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之后，我才发觉自己原来有多古怪。我极其讨厌本地一些上流社会人士自觉高人一等的态度。有人指我这也是一种反面的势利态度，因为我往往会避开那些爱炫富或不愿帮助社会上较不幸者的有钱人。
无论是货车司机、病人还是来自新加坡最有钱家族的朋友，我都是一视同仁。我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看的不是对方对自己有何利用价值，而是他们的人品。我偏爱那些为人正直、有同情心和有勇气的人，并觉得有太多人过分强调一个人的学业表现、职位、外表和仪表。
我是一名医生，也是新加坡规模最小的公共医院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院长。我有三百名员工，其中有一百人是医生。我向医生们强调，无论病人以什么层级支付医药费，他们都要尽最大努力医治每一个人。我在评估医生的表现时，会看他们把病人照顾得多好，而不是他们为国立脑神经医学院赚多少钱。
我的医生们都知道，我有朋友会以政府津贴病人的身份前来求诊。我警告他们，如果被我发现他们没有好好医治任何领政府津贴的病人，他们的评估以及花红和加薪都会受到影响。医生们都知道我说到做到。我提醒他们，我们存在的意义和成功的指标，取决于我们能把病人照顾得多好。这才是有医德的表现，也应是我们当医生的原因。不管有没有领政府津贴，几乎所有病人都能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获得最佳的治疗。
我与下属互动的时候，也同样讲求平等。我之所以担任院长，只是因为每个机构都需要有组织结构。但我鼓励下属在不同意我的看法时畅所欲言。这在新加坡的一些机构里往往比较少见。许多人之所以不敢知无不言，是因为担心影响事业发展。
但这也有损领导层的形象。在许多机构里，为人上司的并不喜欢下属提出相左的意见。这种因学识而产生的傲慢最要不得。《生命所渴求》这首诗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要聆听别人（所说），即使是愚笨的、无知的人，也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应听从这样的劝告，尤其是领导人和医生。
每当我看到有不对的事情，却看似无人要纠正时，我就会直言不讳。很多时候，我会自行尝试去纠正不对的事，但过程中却得罪了体制内的不少人。正因为此，我被人贴上“反体制”的标签。一些人则更不客气地说：“她敢这么做是因为背后有人给她撑腰。”我对这些不实的批评毫不在意，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我若明知道自己有能力去纠正一个错误却没有这么做的话，我将无法面对自己。
我背后也没有靠山。倘若我面对任何纪律处分，我的父亲内阁资政李光耀并不会出手干预。我也并没有反对体制。我为新加坡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我不是政府的喉舌。我能独立思考，也能从他人可能忽略的角度去研究一个问题或课题。
几个月前，医学研究生院的一些学生出席了我一个有关医学道德的演讲。他们过后送了我一张感谢卡，而每个人都在卡上留言。有人写道：“您虽持独特意见，却不是在和体制作对。您是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另一人则写道：“感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说出许多人不敢说的话。”
如果年轻一代都能对我们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持有这样的看法，这对新加坡的医学界而言将会是更好的事。
自二〇〇三年爆发沙斯疫情后，政府便着手让新加坡变身成为一个举办各种艺术节和文化节的活力都市。不久后，我们也有了综合度假胜地和首个世界一级方程式夜间大奖赛。
但倘若我们无法给予社会上的每一名成员同样的关怀和尊重，那我们如何算得上是文明的第一世界国家呢？
这个世界上也有其他的第一世界国家，有着比新加坡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更势利的人们。但这不能成为新加坡人不努力去尊重和关怀彼此的借口。毕竟，《圣经》和孔夫子都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许多社会理论上都接受这个道德戒律，却往往知易行难。
就如新加坡在许多其他方面与众不同，让别人惊讶于我们的成功一样，我希望它在此事上也会是例外。
《海峡时报》，2008年7月30日
“卧薪尝胆”
五月下旬，我在住院很长一段时间和随即陪伴父亲出国后，终于回到家中。我在医院和酒店里所睡的床都很舒适。在这样的床上躺了大半年以后，我在回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睡得很不舒服。我能感觉到在我的睡房里，薄薄的运动垫底下硬邦邦的木地板，隔天一早醒来时右手和右脚酸疼不已。
我是在二〇〇二年把我的床给丢掉的。当时，我把一台大型的台式电脑、彩色激光打印机、划船机和椭圆机搬入卧房里，把那里也当作自己的书房和健身室。如果把床留下，我就没有空间走动。因此我把它搬走了，晚上改而用运动垫打地铺，白天则把它收起来。
我很快就习惯这样打地铺睡觉，至少直到今年五月都没有问题。之前，我每次短暂出国或住院后，都能重新适应这样的睡觉方式。但我从未试过离开家那么长一段时间，而我的身体显然已习惯了躺在床上的舒适感。当我再度躺在硬邦邦的地板上时，它便开始“抗议”了。
我选择过简朴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这符合我的人生哲学，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人一旦享受惯了，就很难舍弃舒适的生活方式。我不会因为没有华丽的衣裳首饰、精致的美食、奢华的家具或昂贵的汽车，而觉得缺少什么。但我没有料想到的是，自己会因为大半年都睡在床上而开始想念有床的日子。这个经历让我更加确信，人一旦奢侈惯了，就难以自拔。
我的生活比多数中等阶层和中上阶层的新加坡人来得简单。你或许会问：如果负担得起，享用自己的财富又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只不过我们许多人在过去一年的经济衰退也发现到，一个人的财富是有可能突然缩水的。
更何况，一开始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或许很快就变成了必需品。我想要睡在床上而不是地板上的心态，就印证了这个真理。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习惯睡在床上，但情况就是如此。
我不是在主张我们都要活得像苦行僧一样，但节俭和简约的生活方式，确实能帮助一个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有效抵挡现代消费主义世界的诱惑。
那些富丽堂皇的豪宅让我感觉恶心。我对那些能在五秒内达到时速一百公里的跑车感到不屑。这样的马力和速度在新加坡的公路上有何用处呢？相同地，奢华的宴席、昂贵的美酒、名牌服饰、鞋子和手提袋，都是很浪费的。
如果我们把花在这些奢侈品上的钱用来提升幼儿园，不知能帮助到多少孩子。
或许是我有别于一般人。我的家具简单实用，所用的椅子都是母亲之前经营的李及李律师事务所丢弃的旧椅子。我房里连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都没有。父母从小就教我做人要节俭。小时候，假如我或哥哥弟弟在使用水龙头后没有把它关紧，又或者在没有必要时把电灯或冷气机开着，就会被责骂。我的父母决定不迁入总理官邸斯里淡马锡，是因为不想我们这些孩子有管家和用人服侍。我所就读的南洋小学和南洋女子中学，都在校训中强调节俭的美德。
中国有句成语叫“卧薪尝胆”，字面意义是“睡在柴草上和尝一尝苦胆，以让自己知道受苦的滋味”。这句成语背后的典故是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约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吴国打败了越国，并把越王勾践和其夫人押送到吴国为俘虏。越王在吴国为奴多年后终于获释，并在回国后决心要复仇雪耻。
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都睡在柴草上，吃饭前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让自己永远不忘受辱的滋味。在一轮精心策划后，他终于成功攻占吴国。《圣经》同样认为受苦是值得赞许的事，例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至四节就写道：“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所以，让自己缺少一些东西，甚至是受一点苦，其实是有益的。有许多我们喜欢的东西，若享用过多反而不好，比如肥肉、巧克力或酒精。除了不让自己沉溺于享受，受苦也不一定是坏事。适当地吃一些苦头有助于培养出好的品格。
因为健康的缘故，我在生活中吃了不少苦，但就算能够避开这样的遭遇，我仍然会选择磨练自己。因为我在受苦时领悟到的道理，是没有老师或书籍可以传授的。
正如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星期日时报》，2009年10月18日
一个遵循佛法的无神论者
上周五是卫塞节，是佛教徒庆祝释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和逝世（或圆寂）的日子。当别人问起我的宗教信仰时，我都会说自己是尝试遵循佛法的无神论者。世人永远无法得知，文字记录是否真的准确传达了佛陀的教义。例如，我就不确定到底是佛陀具体赞同了轮回之说，还是佛教默默接受了当时普遍的信仰。至少，我自己没有看到轮回有清楚的科学证据。
而似乎能肯定的是，佛陀并没有把自己视为神。但在他离世没多久，人们就开始为那些他说过会带来痛苦的事情，而供奉及膜拜他的塑像或头发、牙齿和指甲等遗物，而这样的做法久而久之也普遍被接受。
多数人觉得，宗教若只有一套戒律而没有一个拟人化的形象作为代表，便很难给予他们慰藉。亚伯拉罕便是这么一位以人身显灵并全能、全知和仁慈的神明。但尽管人类是以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却禁止信徒赋予自己一个具体的形体。即便如此，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徒仍祈求像圣母马利亚这样的圣人圣女的庇佑，由此可见人们对一个拟人化神明的需要依旧存在。
伊斯兰教则禁止人们描绘先知的形象。二〇〇五年九月，丹麦的《日德兰邮报》因刊登了描绘穆罕默德先知的漫画而引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强烈抗议，一些示威活动更演变成暴力冲突（并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犹太教同样禁止人们为神造像，但由于它不向外传教，因此近期当有人违反戒律时，也没有引发任何大规模暴力事件。
我最近刚去过东京，并参观了当地的神社和佛寺。让我觉得逗趣的是，人们可以到寺里购买占卜算命的签纸。如果买到了下下签，还能把它系在贩卖店旁的木架上，而这么做据说有“把衰运留下”的作用。
这类售卖签纸的小店，无论是在神社或佛寺都能见到。我分别在一个神社和一个佛寺各买一支签，而两支都是“上签”。我也看到木架上挂着一块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各种与世俗追求有关或无关的愿望，如祈求考试顺利、希望身体健康或求财。这和在新加坡道教与佛教寺庙所能见到的情况没什么不同。
这也和许多新加坡人在看到车祸发生时会记下车牌号码，或从重要日子得到下注灵感的做法类似。一些新加坡人还会向“送真字”者道谢。例如，八岁中国女童黄娜遇害的日期，据说曾让许多万字票[2]迷中奖，当中便有人出于感激，而把部分奖金“捐赠”给黄娜的母亲。结果，这名母亲一共收下了几十万元的“善款”，足以让她在老家建造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卡尔·马克思据说曾表示“宗教是大众的精神鸦片”。他的原话听起来则较温和：“宗教的苦难反映的是现实的苦难，同时也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正如它是无灵魂之境界的灵魂一样，宗教也是受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只有舍弃宗教所带来的虚幻快乐，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马克思的意思是，宗教为贫苦的人制造替代快乐的幻想。这些人的现实经济条件，必定无法让他们在此生获得快乐，但宗教告诉他们，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会在来生找到真正的幸福。他承认，人们确实活得痛苦，而宗教能给予他们安慰，而这就和鸦片能缓解人们肉体伤痛的道理一样。
我们或许能这么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话：“宗教是镇痛剂（止痛药）。”既然所有人类社会都有宗教信仰，那么宗教必定有其确保人类生存的作用。至于人们是否应该对“异教”信仰采取蔑视的态度，我斗胆说：不应该。
日本人的两大宗教，虽然给世人留下了不少绝美之作，却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生灵涂炭。或许是有心人扭曲了神道精神，借此给日本人民洗脑。日本人当年甘愿为裕仁天皇牺牲的心理，如今就被自称圣战士的自杀式恐怖分子所模仿。
相信世上有超自然力量存在，究竟是宗教信仰还是迷信，想必是见仁见智。总的来说，较能体现组织性的迷信想法，自然就变成了宗教。希望我这句话不会得罪有宗教信仰的读者。
我承认，要证明我认为世上没有神明的想法是对的，和证明别人相信世上有神明的想法一样困难。在声明这一点后，我想强调的是，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且让我们对所有不鼓励人们相互残害、杀戮或伤害的宗教信仰抱着容忍的心态。对别人宽容，就是对自己宽容。
《海峡时报》，2010年6月2日
友情与孤独
兰登书屋版的《韦氏大学词典》对“朋友”有如下定义：因为对某人有好感或敬意，而与之有联系的人；提供援助的人；贵人；支持者；与另一个人关系良好的人；属于同一个国家、政党等的成员。
根据字典上的这些定义，我是有朋友的，而我能推心置腹的好友应该也不只是屈指可数。然而多年以来，我几乎是自我封闭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为人高傲，不愿去理会朋友，而是因为我想要“奋力跑完那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取自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短诗《如果》）。
无论对方是朋友、泛泛之交，还是陌生人，我都从不拒绝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合理要求。只要对方的要求讲理，而事情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就会伸出援手。
但我不认为和朋友一起度过休闲时光，是合理利用我那“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的方式。但随着我的年纪越大，健康也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我就意识到，在这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里，我其实应该把更多时间花在朋友身上。
我的朋友大致上可分三大类。人数最多的一类，是那些既是朋友也是战友的人。中国人将之称为“同志”，意思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韦氏大学词典》对“同志”的定义是：一个与自己从事同个活动或职业等的人；同伴、伙伴或朋友；同为兄弟组织、政党等的成员；一个共产党员或同为共产党员的人。
比起“战友”，我更喜欢“同志”这个称呼，而当我提到“同志”时，我指的是那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韦氏大学词典》列出的第一个定义差不多。
这群朋友包括我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许多同事，特别是那些曾与我同甘共苦的资深医生。
国立脑神经医学院在本月庆祝成立十周年。我把心中的感谢和友情献给那些在它看似难以为继时仍坚守岗位的同事。我想对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朋友和同志，包括新来的医务及非医务人员说，无论院长是谁，不管医学院属于哪一个医疗群，又或者将来发生什么事，以下这句话将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作为国家的脑神经医学中心，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团队将为病人团结一致，携手迈向未来。”
另一类朋友，则包括我从小或打从青少年时期就认识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我的老同学。我们只是偶尔见面，甚至是只有当有人需要帮忙时才会保持联络。我在莱佛士书院的老同学让我很感动。我在一九七二年离校后便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失去联系，而此后从未有人试过与我攀关系。然而，在我陷入人生低谷时，他们却愿意花时间来探望我。我在南洋女子中学的同学也是如此。她们虽然无法亲自来看我，却也通过电邮表达了对我的关怀与慰问。
我还有一个朋友也算是这类知交。他是我在一九八七年聘用的一名研究助理，如今已是一名急诊医学顾问医生。他在看了我的专栏并得知我生病后，特地抽空来探望我。
还有另一类朋友，是我在机缘巧合下认识的人。他们当中既有家财万贯的富翁，也有货车司机、运动教练、物理治疗师和保镖。我对后者和对那些一般被视为与我平起平坐的人，态度是一样的。我早已不顾什么社会礼节，而我在结交朋友时，也从不考虑对方对我有何利用价值。
但尽管我身边有许多朋友，我一直都深知自己终究得独自面对命运的安排。朋友或许能让最后的旅程好走一些，但每个人都必须独自走向尽头。或许那些相信有上帝的人，会因为上帝能陪伴自己走到人生的终点而感到欣慰。但我也看过很多笃信不同宗教的人，在临死前仍充满恐惧。
当我和一个印度族朋友聊起独自面对死亡的问题时，他给我念了一首淡米尔（泰米尔）歌曲的歌词。我在此粗略地把它翻译成英文：
妻子随我来到大门前，
朋友伴我走到大街上，
孩子跟我来到了坟场，
而谁又陪我走到最后？
这又何尝不是多数人要面对的现实。我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比有九条命的猫儿还要幸运。因此，我能毫无怨恨地独自面对生命的结束。如果我能够在离去之前完成我所要做的事，我或许还会感到一丝宽慰。
直到这一天来临前，我很感激朋友陪我度过人生的起起落落。至于那些不仅是朋友，也是战友和同志的人，我想对他们说，但愿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团队能永远尽力给予病人更好的照顾。
《星期日时报》，2009年6月28日
外在美与内在美
自去年八月八日观看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后，我就开始思考“美丽”这个概念。和大家一样，我被当时演唱《歌唱祖国》这首歌的九岁女童林妙可深深吸引。我当然知道她之所以能上台表演，或多或少和她长得好看有关，但我也不曾怀疑那不是她自己的歌声。因此，当我发现她只是为这场表演献出自己的样貌而不是自己的歌声时，我实在感到很不忿。真正的歌唱者是七岁的杨沛宜。
尽管后来有媒体报道说杨沛宜并不介意当幕后代唱，让林妙可领了自己的功劳，但我还是认为对她有欠公平，尤其是林妙可过后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儿童节目上重唱这首歌，还略微走音。
我不是唯一觉得杨沛宜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在北京街头上受访的许多人，同样认为主办单位不该隐瞒有人代唱的事实，并应该让杨沛宜在八月二十四日举行的闭幕式上接受世界的掌声。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许多中国网民也炮轰这种做法，认为不该在此事上“造假”。来自世界各地的批评声浪也源源不绝。西方媒体借此事说明，中国会为了力求完美，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这种对外在美的追求，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世人都会对自己认为是“漂亮”或“美丽”的东西流露出一种自然的偏爱。
我们或许能看看俄罗斯金发美女玛丽娜·奥洛娃的例子。这名女子现在已是YouTube视频共享网站上最“吸睛”的红人之一。她在六年前仅带着五十美元和一纸语言学学位文凭来到美国。但最重要的是，她有引人注目的“事业线”（乳沟）。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之后，曾担任过保姆、模特儿和临时演员。终于，她在一个名为“热辣单词”的YouTube网络视频节目中，找到了事业的春天。
她在这一系列教导人们讲英语的节目中以性感的打扮亮相，并操着浓浓的俄罗斯口音以及用挑逗性的语言向观众讲解一些英文单词的起源。正如《莫斯科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奥洛娃女士不仅仅是凭教学内容而取得成功。
据报道，奥洛娃女士这么反问：“要不然我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对文字感兴趣？众所周知，性是最有卖点的。”
据报章报道，“热辣单词”这个网络节目在过去两年吸引超过两亿三千八百万次点击，让奥洛娃女士赚取六位数收入。
实验也证明，当在婴儿面前摆放两个人的照片时，他们会花更多时间看那张被多数人评为较好看的脸孔，而无论什么种族或国籍的婴儿都会有相同的表现。大眼睛、对称的五官和一张像是由多张不同脸孔叠加而成的“平均脸孔”，都是被认为具有吸引力的。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初次与某人见面时，最先留意的是对方的脸孔。而在体形方面，丰臀细腰——也就是腰围占臀围的比率必须是零点八——的沙漏形身材，据说是男性的最爱。人们对于某种体形的偏好，或许有其文化因素。
鲁本斯画笔下的女人，被委婉地形容为“丰满”，因此“鲁本斯式女人”也意指身材圆润的女子。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名模崔姬。骨瘦如柴的她，在十六岁那年成为风靡全球的少女模特儿。崔姬在英国受追捧为“一九六六年的代表脸孔”后，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在纽约隆重登场。当时人们以为她所掀起的热潮在一个月内就会消退，却万万没想到这股潮流居然持续了好几年。就如当时的文评人所说，崔姬的短发和中性形象一举改变了时尚界。
无论是鲁本斯式的富态美还是崔姬的骨感美，这两种极端凸显人们在不同的文化或时代背景当中，对理想身段的要求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其中既有审美因素，也有对健康的考量。
比如，人类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女性的身材既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吸引异性繁衍的关键。女子的体形一般腰部较窄，臀部和胸部较浑圆，一般可分长方形、梨形、苹果形和沙漏形四种。
沙漏形身材是西方文化视为最理想的身段，而其他体形一般都被拿来与它做比较。实际上，世上只有估计百分之八的女性拥有这样的身材。
英国模特儿中介协会认为，女模特儿的理想三围应是八十六、六十和八十六厘米，身高至少要达到一点七米。这么说，许多新加坡女性，肯定也包括我在内，就不合格了，因为我们都达不到这些“理想”标准。
大多数人都会对怎样才算是有吸引力拥有类似看法。很少人会不承认歌声普普通通的林妙可确实比杨沛宜长得好看，虽然后者的歌声显然更好。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看人时，或许主要看的是外貌，但也有其他人会看到别的特质。
我的母亲教导我绝不能以貌取人，我也有意识地不让一个人的外表（这里不单指外貌，还包括声音和言谈举止）影响我对他的看法。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人品，尤其是他是否为人正直，有没有同情心和勇气。
但愿世上大多数人都能这么想，但至少涉及林妙可和杨沛宜的这场“假唱”风波告诉我们，现实并非如此。
《海峡时报》，2009年10月21日
我是运动狂
很多认识我的人，甚至是泛泛之交，都认定我是一个古怪的人，而彰显这古怪个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我对运动的痴狂。我的运动瘾，几乎可被形容为一种强迫症。
自从十三岁那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越野赛跑并取得佳绩后，我就养成了天天运动，尤其是带氧运动的习惯。大约同个时期，我也开始游泳。我是个耐力型运动员，从不擅长在陆地上或泳池里做短距离冲刺。反之，距离越长，我就越有可能胜出。我从未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因为天生有过人的耐力还是全凭意志力而战胜对手。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有顽强的意志。我经常会在游泳或跑长跑时，想起吉卜林的诗《如果》：
如果你在筋疲力尽之时，
仍能用最后一点力量奋力向前，
哪怕只剩下意志在高喊“顶住”！
你也能够顶住。
吉卜林的诗句，反映出我的态度。我在中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期间，学过空手道，还通过了黑带初段试。后来，我有一回用手挡住对手的踢击而导致骨折，母亲此后就不许我在念大学先修班时继续练空手道。
运动也是我的镇静剂。假如我哪一天没有运动，我就会比平日做完全程运动时更浮躁和无精打采。
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培养过不同的健身习惯，以配合学习和工作。有一年的冬季，我到新英格兰接受为期三个月的神经外科训练，为在麻省总医院成为小儿神经科医生做准备。当时，我每天凌晨四点就会起身，在上班前先跑步和游泳，早晨六点半就和神经外科部门的高级住院医生一同巡房。当时，我也在同时修读让自己成为儿童专科医生的更高文凭。
为了兼顾学业和运动，我会在跑步前录下自己朗读课本内容的录音，然后在跑步时带着随身听边跑边听，以求“奋力跑完那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
为了保持这个习惯，我在接受神经外科训练的三个月里，每晚九点就关灯睡觉，才能在凌晨四点起身跑步和游泳。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每天一早都会跑十到十五公里和游泳两公里，之后才到医院上班，下班后也会再游泳两公里才回家。
就算是出国，我也保持同样的运动量。如果出国时无法跑步，我就会做两小时的踏板韵律操，而我会把踏板调到十英寸的高度（比一般建议的高度多两英寸），一只手还举着两公斤重的哑铃。我每回出国都会把踏板装在帆布袋里随身携带。登机柜台的工作人员有时会问我里头装的是什么，而我会把帆布袋打开，让他们看里头的塑料踏板。之后，我会要求他们贴上贴纸，注明里头装的是易碎品，还会让他们把它当作是……高尔夫球袋。
人们有时会问我，我在一天内做三四次运动，运动时都想些什么。我在运动时，并不会把精神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而是任由思绪像在树上荡来荡去的猴子，在脑海里一一闪过。这也是初学冥想的人让心静下来的一个方法。每当我完成一天的锻炼时，我就会感到心平气和，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有时，我在运动时会灵光一闪，突然想到如何解决之前解不开并搁置的难题。此时我会纳闷，答案明明就摆在眼前，为何我之前却没有想到？
为了避免有人在摔倒时严重受伤，我家里有一道二十米长的走廊铺上了厚厚的地毯。此后我就改变了健身习惯，如今只需穿上背心和运动短裤踏出房门，就能赤脚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或跑步。我一般每天会走上或跑上十五公里。这等于花两到三个小时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或跑动三百七十五次。
到了周末，我可能会走上或跑上二十公里，还会做锻炼体力和平衡的运动。
人们会好奇我为何有时间做那么多运动。我只能说自己从不浪费时间找运动场地。我每晚七八点就上床睡觉，平日凌晨四点左右就起身运动。我一般也回绝交际应酬的邀请。
我的运动量已超出维持健康所需，但我仍坚持这么做，因为它让我感觉良好。运动不但让我感到心平气和，也让我有信心面对一天的挑战。
此外，我的思绪也变得更加敏锐。了解我的朋友看到我面带微笑、健步如飞，就会知道我肯定是完成了当天全程的锻炼。当我无法完成锻炼时，我的脾气可能会暴躁一些。
我并不是在主张每个人都要学我做大量的运动，多数人将无法做到，也不会享受这样的锻炼过程。重复性运动损伤是常有的事，而我的身体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累积性损伤。但我已学会如何做出调整，以保持我的健身习惯。要让身体健康，其实没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运动。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还会危害健康。我是一个选择挑战人体极限的凡人。如果我的身体因此而受罪，我也无权利埋怨。
《星期日时报》，2015年7月5日
我为什么选择单身
我的父亲在一九五九年成为总理，当时我只有四岁。不可避免的，许多人只知道我是李光耀的女儿。
我的一举一动和每一句话都被人关注，有时还会遭到批评。有朋友曾说，我是住在玻璃屋里。最近父亲说我不擅长烹饪后，又有朋友评述道：“你住在没有墙壁的屋子里。”幸好，我的脸皮没那么薄。只要心安理得，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实际上，我的生活是公开的，因为我越是回避大众的眼光，他们越是会胡乱猜测。
父亲在两个星期前这么形容母亲：“我的妻子……不是传统的贤内助。她受过教育，是职业妇女……我们家里有女佣打点一切，她们可靠、专业、可信赖。但（我的妻子）每天中午一定会回家陪孩子们吃午饭。”
其实，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妻子和母亲。唯一有别于传统的，是她同时也是个职业妇女，多年来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母亲最珍惜的私人物品之一，是父亲为她定制的一枚金坠子。他找了一名书法家在上面刻了“贤能内助”和“秀茁兰芽”这八个字，赞她是一个“能培育出优秀儿女的贤妻良母”。
我母亲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而她在我们小时候则把精力全放在我们身上。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委婉地抗议父亲要她做的一件事。“亲爱的，这是一种伙伴关系，”父亲敦促道。“但这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母亲回答。
这样的伙伴关系或许有时不是完全平等的。但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母亲中风后病情每况愈下时，父亲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她清楚表示，和医生相比，她更喜欢父亲照顾她。这凸显了父亲无微不至呵护她的细心。
他总是能记住她服药的复杂顺序。由于母亲左边的视线受影响，父亲会在她用餐时坐在她的左侧，提醒她把盘子左边的食物吃掉，并替她捡起左手掉在桌上的食物。
我向来都很欣赏父亲对新加坡的无私奉献、坚持要做对的事的决心，以及敢与那些想教我们如何治理国家的外国人抗辩的勇气。但父亲同时也是典型土生华人家庭的长子，连一个半生熟鸡蛋也不会剥开。土生华人家庭从不要求家中男子，特别是长子，做这些事情。
但在母亲的健康情况恶化后，他随即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配合她，照顾她吃药，让自己的生活围绕着她。我知道他需要费多少精力来做这一切，而我为他能如此用心感到意外。
既然我的父母如此恩爱，我为什么决定要孤身一人？首先，母亲给我定下了太高的标准。我无法想象自己能成为和她一样的妻子和母亲。其次，我的脾气像足父亲。他有一回跟我说：“我有的特性你都有，但在程度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它们在你身上成为了缺点。”
父亲为母亲定制金坠子时，也为我定制了一枚。不过，他为我刻的字却和母亲的很不一样。我的坠子一边刻着“养精蓄锐”，另一边则刻着“出类拔萃”。后面这句只是为了完整才加上去的，前面的这一句才是他主要想提醒我的。他要告诉我，对生活里的许多事情不要苛求。
我知道我的人生不能围绕着另一半而过，也不想看到对方为我而活。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同形式的夫妇关系。但肯定的是，双方必须改变行为或习惯来迁就彼此。我一向都很坚持按自己的习惯生活，并不想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生活方式。
我第一次约会是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对方是我被派去的病房的医生。我们出席了一个晚餐聚会。我留意到其他宾客都是有钱的社会名流。过后，我赶紧与他撇清关系。二〇〇五年，我和一小班朋友到非洲旅行，同行的李俊能教授列出曾经尝试追求我的人。除了刚提到的那个人以外，还有三个人。后来有两个变成了我的朋友，另一个则同第一个人一样，被我拒于千里之外了。
我如今已五十四岁，是一个快乐的单身者。除了家人，我还有一群要好的朋友。我的朋友多数是男性，但我的名声让他们的女性伴侣永远都不会把我当作威胁。
十多年前，当我还有一丝成家的希望时，父亲对我说：“你母亲和我或许出于私心，乐意看到你不嫁人，继续留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终老。但你会感到孤独。”
我没有被他的话给说服。我心想，一个人觉得孤独，好过两个人因无法彼此适应而感到痛苦。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适合我的选择未必适合其他人。许多年前，有一名年轻的单身女性问我有关在美国一家顶尖医院接受神经科训练的看法，我建议她“把握机会”。她听取了我的建议，离开了八年，年近四十才回到新加坡。如今，她担心自己已错过结婚的机会。
女人的生育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剧降，而孕妇年纪越大，孩子有先天性缺陷的风险就越高。近期也有研究显示，父亲的年龄跟孩子患有与神经发展有关的病症，例如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还有阅读障碍及智力较低等的风险有关联。男性的生育能力也会随着年纪渐长而减低，虽然这也因人而异。
我奉劝年轻男女不要推迟结婚和生育的计划。我不是为了表达政治正确的观点才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劝告。因为身为别人的女儿、姐姐和妹妹，我得以享受天伦之乐，也看到哥哥和弟弟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星期日时报》，2009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