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习俗，称书法家写的字为“墨宝”。无论是向书法家买字或要字，都叫“求字”。一“宝”一“求”，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书法的崇敬。因此书法家架子大一点，墨宝难求，也是理所当然。
如果哪位书法家毫无架子，字也好求，就会让人感到格外新奇，无比欣慰，然后蜂拥而至……天津书法界就真有这么一位公认“人缘儿好、好说话”的“好好先生”——宁书纶。
宁先生在书坛上也算“有一号”——天津话里的“有一号”就是“数得着”、在前面占一席地位，相当于官场中的一二把手以下、常委以上。他八岁学书，“以唐楷入门，精习柳、欧、赵，研临隶书及魏碑诸体，博采厚积，然后确立自家面目。其行其楷秀而不媚，畅而不浮”。宁书纶至今已写了七十年，从未辍笔，用秃三千多管毛笔……
老先生一管在握，汪洋恣肆，含情万里，笔墨如风行雨散，润色花开。放下笔为人，却极其谦恭仁厚，随和通达，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应诺不是一时的盛情难却或兴之所至，而是半个多世纪来一贯如此。人们都说字如人，人如字，但初识宁书纶的人，却似乎难以把一个言行规范、举止一板一眼的人同他那隽秀清丽、超逸悠然的墨字协调统一起来，反差越大，相互映衬越有趣味。只有交往深了，才能发现他的人和字在骨子里的和谐与一致。所以他的笔墨春秋就有点意味，在不计其数的书法家中，他是少数能用笔墨在宣纸上广结“天下之缘”的……
与农人
几年前，宁书纶接到甘肃一位农民的来信：“由于国家政策好，我发家致富了，盖了新房子，屋里想挂幅字，字比年画好，永不过时，永远好看，偏巧我的先人传下来一幅于右任的中堂，想配副对联。想来想去求您最合适，因为您人好字好……”宁先生着着实实地惊奇了一番，感动了一番，如今的农民可真了不得，居然收藏着于右任的字，更怪的是还知道有他这个宁书纶，知道他在天津。虽然地址写的驴唇不对马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许多年来他可没少收到这样的怪信，只要前面写上了天津市，后面不管胡乱写个什么地方，邮递员总能把信送到他的手上。
宁书纶当晚就写了副对子：“丽日风和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
第二天亲自到邮局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农民又来信，说没有收到，求老先生再写一副寄去。这回收到了，还寄来二斤炒蚕豆表示感谢。蚕豆炒熟后叫“蹦豆儿”，像玻璃球一样又硬又脆，当然也很香。宁先生开心大笑，即便自己有副钢嘴铁牙，用了快八十年也已松动破损，对付不了这硬蚕豆。
他把炒蚕豆送了人，却紧跟着又接到七八个甘肃农民的来信，也都说自己有幅于右任的中堂，要配副对子……又逗得老先生好不开心地笑了一阵，以后很长时间只要一提起这件事还会笑。这就是农民，编瞎话也不换个词儿，于右任哪有那么多的中堂都藏在他们甘肃农村？但他还是一一写好寄去。此事曾在书画圈儿里传为笑谈，有人笑他迂，明明知道人家在骗他的字，还去上当，而且是上农民的当。
宁书纶有自己的解释：“人家能骗我什么？不就是几张纸、几十块钱的邮费吗？我从小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人家求副对子可不能驳这个面子。国家级的领导人找我要过字，我感到荣幸。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农民找我要字，这份荣幸更让我动心……”
与洋人
作为书法界的名人，宁书纶免不了要参加一些有外国人在场的聚会。这些洋人有的买过他的字，有的向他要过字，大多是为了留作纪念，给自己增加一点中国文化色彩，或者纯粹是觉得中国字好看，附庸风雅给环境增加一点美感。有一家中外合资的缝纫机制造公司的外方技师，人称“大西洪”，买了幅宁书纶的字挂在房间里，一有机会就向人夸耀：“中国的毛笔字漂亮得像大美人，风情万种，姿态妍美，我每当想念妻子了，就看墙上的这幅字。”
一个不懂中国书法的外国人，倒没有完全说错，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里就说过：“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大西洪”存的那幅宁书纶的长条行书：“从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确实写得情驰神纵，飘逸脱尘，望之如灵如动，精魄摄人。“大西洪”越看越爱，越看越秀，字似通神，越久越美。渐渐地他便“走火入魔”，想尽办法，托人打听，一定要见见能写出这种字的人长得是什么样？偏赶上那几天宁先生感冒住院，“大西洪”闯进病房，见到了一位清癯长者，神清气和，善意迎人，脸上一团笑纹：“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没有吓你一大跳吧？”
“大西洪”不知如何作答。老人哈哈大笑，感冒顿消，一身轻松：“有个作家早就说过了，你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又何必非要看看下蛋的老母鸡呢！”“大西洪”只是一再表示歉意，来得唐突，没有带鲜花，没有买礼品，临走拿出一百美元非要塞给护士……
其实，靠笔墨真正能结下点缘分的，还是跟东方的“洋人”，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书法艺术上容易沟通。几年前，在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宁书纶被朋友拉到一个小型聚会上，在场的一位八十多岁的日本人山川育英，当年并没有作为侵华的日本兵在中国作过恶，席间却两次站起身，为日本侵华所犯的罪行躬身谢罪，言辞诚恳，老眼滴泪。他喜欢书法，饭后向宁先生求字。宁先生大概是对他刚才的谢罪表现感到欣慰，便慨然应允，并顺笔改了一下陆机的句子，把“山、川”两个字嵌在其中：“山蕴玉而增辉，川怀珠而添媚。”山川育英大喜过望，深躬施礼后就在袄袖上抠唆，最后抠下一粒纽扣样的宝石作为回赠，宁书纶坚辞不受。但此后，逢年过节，山川育英必来信问候，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字体丰厚端凝，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
韩国人也有这股劲。宁书纶先后曾在神州书画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处教授书法二十余年，当然以教授中国学生为主，几十年下来门生两千，也算是一番气象。这其中自然也有一批外国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只是利用在中国留学之便选修中国书法艺术。
宁书纶自编教材，这倒逼得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法理论著作：《赵体书写指南》、《楷书千字文技法》、《行书〈圣教序〉书法技法》、《宁书纶书法集》等，有时连毛笔都是他给学生提供……在这些洋弟子中尤以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学得最认真，有的留学期满后又特意多留两年，专门跟他学中国书法。回国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寄来一封长信，厚厚的一大沓子，多用正楷，有的也用行书或隶书，实际是向老师交作业。宁书纶批改后，一一回信加以说明。积几十年来的“信作业”，他装订成四大册《艺海飞鸿》。有位韩国学生柳英绪，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1998年春节，宁先生给这位海外弟子中最得意的门生回赠了一副春联：
野竹上春宵才见早春莺出谷
桃花飞绿水更逢晴日柳含烟
1983年，李瑞环率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邀请宁书纶同行。这样的一个团里有一位书法家，自然格外受人瞩目，其责任不言自明。日方在神户大饭店请他即兴挥毫，名为“书法表演”，实则是展示中华文化。日本也是个重书法的民族，在场的有不少日本书道高手，那架势一摆又像是一场笔墨擂台。宁书纶先用行书写了一幅中堂，录的是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围观者先被纸面上充盈激荡的气势所震慑，然后请求讲解词意，待宁书纶注释完，那些日本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书法高人纷纷上前，有的要收藏他的字，有的请他再写一幅，神户大酒店的老板沾地主之光先把字拿走，表示不仅要裱糊珍藏，还要缩小精印，广为宣传，作为酒店全体员工的座右铭。当宁书纶到京都，写了一个楷书的“和”字，求字者竟跪伏于地，双手高举着接他的字。就这样，他结交了一批自称是他的学生的日本书法家。
与穷人
在天津的文化圈儿里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宁老！”
一位热心的记者，将一位垂危的无亲无友的四川籍打工妹送进了医院。然后就把宁书纶请到了义卖现场。救人更胜救火，得动真格的，“春日同和秋霜方厉，南山争高北海度深。一姹紫嫣红耻笑颦，独从末路见精神……”他连写两大张，按当时的价格每张千元。
前年的一天，古籍出版社一位性情内向的编辑突然敲开了宁书纶的家门：“妹妹和妹夫都被汽油烧伤，面积达95%，得需要大量的书法作品打点医生。您的字说值钱也很值钱，却又不同于现金，送人拿得出手，接礼的人也敢收，不算行贿受贿，不会给人家惹出麻烦……”宁书纶不等人家说完就问他需要多少，那位编辑憋得满脸通红，说：“得要十来张。”也真难为他了，这个口实在不好开，哪有上门求字张口就要十张的！
宁先生二话不说，把柜子打开，和夫人一起翻腾，把平时积存下的自己得意的作品都拿出来，有中堂，有条幅，有对子，数了数一共十五件，包好都塞给了那位编辑。
行笔至此，要提一提宁先生的夫人，一般来说人们都讨厌书法家和画家的夫人们，不管来的是生脸儿的熟脸儿的，堵着门口不让进的是她们，进了门像防臭贼一样随时准备堵住你的嘴不让你开口要字的是她们，你如果非要不可让你先看墙上的价目表、然后伸出手叫你先交费的也是她们。宁夫人却恰恰相反，先生要说送给谁字，夫人帮着找。先生倘若感到不太满意，夫人还在旁边提醒：“那天你不是写了幅很得意的吗？大概是顺手塞到放书的柜子里啦。”于是就把最好的字翻出来给人家。也许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许多年来，为赈济救灾、为残疾人募捐、为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筹集资金，宁书纶先生捐出的书法作品无以计数。社会上曾送给他一副对联：“善行当仁不让，义举捷足为先。”
凡事都有原因，宁书纶的热心热肠也跟他的经历有关，他知道什么是穷，什么是难。三年度荒时期，他们一家住在北马路一间小平房里，白天上班，晚上练字，当时经常停电，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电费，索性天天就在煤油灯下练小楷。他谨遵古训：“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以小楷为难。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充实而有余。”还有一个原因，一练字就不感到饿了。全家人都已经浮肿，惟母亲最苦，因为长子的早逝哭瞎了一只眼，对宁家未来的寄托全部押在宁书纶的身上，自己往嘴里放得就更少了。有天买到一把咸萝卜缨子，老人刚吃了一口就噎在了嗓子眼儿，然后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也许是长时间喝稀汤，嗓子已不适应固体物质了。眼看老娘就要被饿死，宁书纶想办法买到几块豆腐，拿回家将豆腐放到母亲嘴边，老人拒绝下咽：“我吃不吃都没用了，你吃了比我吃强，你可千万不能饿出事来！”
几天后母亲去世。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书法艺术属于“书香门第”和“富贵人家”所专有，用现在的话说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艺术”。实际上，宁书纶是贫民书法家，是大众书法家。
但，宁书纶的“不拿架子，不炒自己”，也带来一个麻烦，有好作品就送人，他的字藏于民间，自己却存不住自己的作品，要出版书法集还得现找朋友们去搜罗，这可就难了……
1998年夏天，有人用书本遮住了落款儿让他看一个扇面，上面是用指甲大的小楷写的《岳阳楼记》，共计三百六十个字，满纸工心，笔正字秀，骨骼清俊，神采粲然。他太喜欢这字了，望之惟逸，发之惟静，看上去又有点眼熟。待朋友把书本拿开，他看到了自己的落款儿。旁边站着一位衣着俭朴的老者，含笑问他：“宁先生，真的一点也认不出我来了？”
“看着面熟，但不敢贸然招呼……”
那位老者告诉他：“1943年我是华丰银号的职员，您在庆益银号管总账，字写得好已经远近闻名了。有一天我求您为我写了这个扇子面儿，还有一张我到贵号办事您用毛笔给我写的字条，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五十多年啦。‘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带字的东西都烧了，就是这两件宝贝舍不得丢，东掖西藏地存了下来……”
有人劝宁书纶出高价把扇子面儿买下来，那老者却分文不要，愿意白送给他。宁书纶也实在是喜欢，不要说五十多年前的作品，他手上连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都没有。但是，自己喜欢，人家收藏者更喜欢，不喜欢就不会保存这么长时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有人能如此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正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吗？
他终究没有要回自己的字，反而又送给收藏者一幅大字。
与杂人
杂人者，什么人都有。
宁书纶到监狱讲课，不是讲书法技巧，而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人和写字一样，心端笔才正，神清字才秀，学书在法，其妙在人。并为犯人题词：“不二过。”
他对犯人尚且如此，对机关干部、团体、企业求字，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山东孔府一尊日本人赠送的孔子玉雕像，下面有碑文；广东一座孙中山雕像的碑文；宋春元雕像的碑文……都是请宁书纶写的。少的四五百字，多则八九百字，有的用正楷，有的用隶书。天津文庙的碑文两米宽、三米多长，光是在纸上叠格儿就叠了三天，然后用了十天时间才写好。
宁先生说得很实在：“现在写字的人比字还多，中国的常用字不过六七千个，全国的书法家恐怕不止这个数。既然爱上这一行，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的。怎么传世呢？感谢政府的信赖，在一些永久性的工程上选中了我的字，得以留存于世，是天大的安慰。”
老先生活得平实，知足。因此快乐，多智。
他为闹市区的一家商场题过一块大字匾额：“天海商厦。”这四个字写得充实丰灵，气感风云，经得住看，经得住评。成了当地的一景，也成了他的广告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路过此地，有意或无意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态观赏它，品评它。有心人看了这字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有北京来的部长，有九十多岁的老学究，有喜欢书法的青少年，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想方设法地找到他。来找他的人还能有别的事吗？
宁先生有几大册厚厚实实的记事簿，那也可以说是他的作品目录。几十年来，每年他都平均为五百多名不认识的人写字。有人劝告他，物以稀为贵，你写这么多就不值钱啦。既然找你要字你就给，谁还再去花钱买你的字呢？
这是几句好话，老人却不以为然，一个年近八秩的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他多年坚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自古靠写字没有发财的，古人讲敬惜字纸，哪有借字纸捞钱的。我衣食住行，无忧无虑，是朋友们帮我换房买房，给孩子安排工作，我有病给我请医生，买药送药。社会待我不薄，我除去写字没有其他本事，怎么能为社会吝啬笔墨呢？要字的人多，说明社会需求量大，这是好事。你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中国字快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商品名称、价目表上白字不断，别字连篇，甚至胡乱造字，把大白菜的菜字写成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才能的才，这算什么字？有的连门脸儿上的招牌都写错。更不要说把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得歪歪扭扭，瞎瞎瘪瘪……我没有能力到马路上去给人家改正错别字，只好谁让我写我就写。这对我不过是提笔之劳，至少让大街上，让商店里，让人们的家庭居室中多一点正确的字，少一点谬误。如果再多一点美感，少一点丑陋，那就是意外之喜了。用天津话说叫混个傻人缘儿，讲点大道理叫清洁中国文字。”
这番议论没有丝毫的矫饰陈腔。老先生的笔下人生已经进入返璞归真的境界。欧阳修有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焉知写得多就不值钱？写得多，流传就广，你不存他存，你不藏他藏，也许反倒会传之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