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三年了，可是人民的缅怀之情，反而与日俱增了。
凡是和周恩来同志有过哪怕一面之缘的人，谁不把这一面之缘当作珍珠一般秘藏在自己心底记忆的宝匣里，并且在纪念的日子里，打开这记忆的宝匣来欣赏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闪光的一瞬呢？
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从周恩来同志那浓眉下沉毅的眼神里汲取无穷力量的人，从他那仰头一笑，巨手一挥中得到精神鼓舞的人，特别是在危险处境中受到他的亲切关怀的人，在这一年一度的祭日里就更不用说了。
我和周恩来同志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可是三十七年前在重庆红岩村的那次见面和他对我的亲切关怀，特别不能忘记，他那爽朗的笑声和谆切的教导，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恍如昨日。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那是一个寒冷的春天，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作地下党工作的人，面临着新的考验。我所在的工作地区的党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的领导同志被捕了，我的爱人和刚出生的孩子也被捕了，我奉命到重庆南方局去汇报工作。
南方局当时设在重庆红岩村山上，公开的名称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那时南方局是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他就住在红岩村山上。
南方局派一位我原来认识的老蔡同志来通知我，要我“上山”。“上山”，这是当时我们到红岩村南方局去的代用词。我得到这个通知后，久久不能平静，就象女儿要回娘家，巴不得一步就到。我一想到马上就要穿过重庆这层层的黑雾，回到红色山村我的老家里去，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和许多战友，党呵，我有多少话要对您诉说呵！我不断地搓手说：“我就要上山了！”
“但是‘上山’也不是容易的事。”老蔡告诉我说：“你是第一次上山，门路不熟，不当心就有落入敌人虎口里去的危险。现在形势紧张，上山更困难一些，特务重重包围和监视着‘山上’。”
“那么我怎么上山？”我问。
“我就是来教你怎么上山的。”老蔡在草纸上画了一张草图，指点给我。他说到了红岩村山下，有一条上山的石板路通到三岔路口。这一段路倒不打紧，虽然也有特务监视，但是走路的人多，只要沉着走上去就行了。但是从三岔路口往前走就要当心。老蔡指着草图说：“这里有一棵黄桷树，从这里直走就可以到‘山上’。从右手石板路上去，是一条大路，有许多特务监视，有被盘查以致被捕的危险。但是最危险的是从左手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到伪‘参政会’，那是特务的据点，一走下去就通到阴曹地府了。”老蔡打趣地说，然后严肃地吩咐我，要记牢方向，直走过去，也可能碰到特务的盘问，就说是到前面路旁一个小公馆去找刘县长，问当家庭教师的事。过了这个公馆门口，直走上去，就到了机关大门口了，抬头望见一栋假三层的两层楼房子，那就对了。
老蔡还怕我不清楚，叫一位小何同志专门带我到红岩村对面一个山路上，暗地指给我看，再三叮咛我，天黑时候乘机进去，不要走错了路！
我真无法说出当时的心情，只觉得有一股暖流灌入我的心里。党呀，真是象母亲一样关怀自己的儿女的安全，周副主席呀，你多么关怀在白区坚持斗争的下级同志呀！特别是我才从敌人的魔爪下逃脱出来，想起已陷入敌人罗网的同志和亲人，几乎难以忍住热泪横流。但是我终于忍住了，我对小何坚定地说：“请相信我在山下长期同特务‘捉迷藏’的本事，一定可以安全上山。”
这天天黑以后，我上山去，虽说到底安全到达，途中却并不是一帆风顺。上山一段平安通过，也认真地在三岔路口辨认了该走的直路。但是不知怎么的，一过了那个公馆，在黑地里走岔了路，转到一个竹篱笆边去了，明明看到我们的房子，却不得其门而入。我赶快摸着篱笆转回来，在途中偶然把篱笆弄响了，就听到楼上有人跑动的声音，后来知道，楼上的警卫同志以为出了什么事，在赶快警戒。我沿着篱笆终于找到我们的大门。我走进去，上了梯步，抬头看到作了防空伪装的两层楼房。啊，终于到了！
我走进门房，并没有马上得到警卫同志的信任，只有等我把约好的口号通报以后，出来一位同志接我，警卫同志才高兴地和我握手，并且指引我从门背后隐蔽着的一个小门走上楼去。
在楼上的走道里见到了迎上前来的钱瑛大姐，她是我们的老上级。我才叫一声：“大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的眼泪不住地转，要涌出来。钱大姐已经知道我们那里出了事，大概不想一见面就刺痛我心灵的创伤，她只紧紧握住我的手，却没有说一句话。我正想张嘴说“大何和小刘被捕了”，她用眼神制止了我，用很低的声音说：“知道了。”
我自信，我面对凶恶的敌人可以不眨一下眼，但现在在亲人面前却难以抑制眼泪的迸发，我用手抹泪。过去我听钱大姐说过，她的爱人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我现在和她的处境一样，定会得到她的同情。但是她却用坚毅的眼光望着我，好像说：“坚强一些，更坚强一些。”
我被安顿住下以后，钱大姐告诉我：“现在形势十分紧张，‘皖南事变’后，我们这里随时有被敌人突然袭击的危险，我们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只准备让你在山上住三天，听取汇报和研究工作，再让你阅读一些文件后，就要下山了。”
我点头同意。我一上楼就看得出来，大家都在紧张地作战斗准备，连紧急情况下烧毁文件的火盆都是经常烧着的，三楼上更是听到电台正紧张地发报，大概是同延安联系吧！钱大姐对我说：
“恩来同志正指挥着全局的战斗，十分紧张，日夜辛苦，他没有工夫听汇报了。我们谈完后你下山前，他准备见见你。”大姐又强调一句：“他就是在百忙中，也一定会见见你们这些在山下斗争的同志的。”
当然不能用一小块地区的工作去干扰周副主席，我同意。但是在下山前，能见到他一面，该是多好呀！这正是我切盼的事。
在山上三天的紧张汇报，三天的愉快生活，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看到这个战斗集体的三天活动，真当得起贴在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就是在这严重的斗争关头，每个人都准备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却还是那么乐观。在紧张的工作和刻苦的学习之余，还是那么歌声不断，还照常搞各种文娱活动。几个同志在窗口指给我看：“那是特务的机关枪巢，正对着周副主席窗口的。”“那是几条夹着尾巴的狗，正替我们护院守门哩。”他们是那样的岿然不动，他们那种大无畏气概，也使我力量倍增，巴不得马上下山，投入新的战斗。
我汇报完工作，阅读了一些文件，约好通信联络办法，就准备下山了。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和我研究下山的办法，准备在傍晚时分，敌人交接班防备不严的时刻，从后山树丛中一条隐蔽的小路，攀藤附葛，下到嘉陵江边的马路上，经过小龙坎走到沙坪坝，从那里下河坐船回城里去。我没有带任何违禁品，准备了充分的假证件，是不怕特务盘查的。
这时，钱大姐来找我说：“走。”
我几乎跳起来跟着她就走。我知道我几天盼望着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走到过道中间，推开一间房子的门。啊，敬爱的周副主席从藤椅上站起来，微笑着，热情地和我握手，叫我坐下。钱大姐简单地介绍了我，并提到我们工作的地区发生了破坏事故。恩来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十分关怀，特别问到被捕的大何和小刘的情况，也略略问一下山下工作的困难情况。他是那样的疲倦，从他那眼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但是，他还是那么爽朗地笑，把头一抬，把手一挥，好似说：“这算不得什么。”跟着，他又严肃地对我说：“当前要注意精干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我注意地听着，又看着我敬仰的周副主席。他的满腮胡子才刮过，两颊显出铁青色，比抗战初期我在武汉工作时在办事处见过几回的样子清瘦一些，可还是那么精神勃勃，可亲可敬。
我在那里坐了多久，我说了些什么，简直记不起来了，我为一种幸福的感情淹没了。
“你就要出去了吗？”周副主席问。
“今天就下山去。”钱大姐替我回答。
“怎么走法？”
“已经研究好了，从后山小路下去。”我回答。
“不行，现在形势变了，那样下去不保险。”周副主席把手一挥，对钱大姐说：“这样吧，坐我的车走，派警卫护送他下山。”
他马上叫来两个警卫同志，亲自交代：“送他下山，坐我的车走。”
我乍听之下，几乎以为是置身梦中。我记不清当时我说了一些什么，甚至我记不清我是怎么向周副主席告辞的，怎么向钱大姐告辞的，就已经和警卫同志走在下山的道中了。我的眼泪竟是这样地不听指挥，我连忙用手背擦干净。
我们走下红岩村，在街边停着一辆小汽车。警卫同志拉开车门，让我上车，我才跨上车，汽车已经发动了，以高速度向小龙坎开去。才开了一会，警卫同志从后窗指给我看，说：“你看，他们跟来了。”
果然在我们的车子后边跟来了一部吉普车，显然是特务跟踪来了。警卫同志告诉我说：“在前面转弯地方，我一开车门，你就跳下去，钻进路边躲起来。”我点一下头，这种躲避特务的办法，我是熟悉的。
这位司机同志开车的技术真高明。在复杂的情况下，操纵自如，以高速度向小龙坎、沙坪坝开去，向磁器口开去，把后面特务追踪的吉普车，甩得老远。我们开到弯子最多的一段公路上，在一个僻静的弯道里，车子突然停住了。警卫同志把车门一开，我立刻跨了出去，从路旁小道钻进坟场里去，躲在一个坟的后面看。我们那部车子继续以高速向磁器口开去了，特务追踪的车子也以高速向磁器口开去了。我不禁笑了起来。毫无疑问，我们的车子到磁器口兜了一圈就开回红岩村，特务们回去要挨大特务一顿臭骂是肯定的了。
我从坟场走出来，慢慢走回沙坪坝，下河边坐小汽船回城里去了。一路上，特别是从红岩村外嘉陵江上开过去的时候，我的眼前还闪射着周副主席的眼光，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目光，那么亲切，那么充满了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