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日本的景象让荣一非常震惊，到处是因战乱而逃难的群众、破败的房屋。一时间，何去何从成了荣一时常思考的问题。将军是退休了，可新政府就一定靠谱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想了很久，荣一都不得要领。最后，只得先来东京，处理一下欧洲之旅的善后事情。
这时候，荣一的老爹听说儿子回国了，那叫一个高兴，带着点土特产就奔东京看儿子。
父子俩相见，真是未语泪先流，分别几年，父亲眼中的儿子虽然面带憔悴，但显得更加成熟果敢；而儿子眼中的父亲，虽然已显苍老，但眼光更加平和坚定。
父亲问道：“如今天下大乱，新政府尚未稳定，你有什么打算呢？”
荣一沉吟了一下：“我不想为新政府服务，既然将军是我的旧主，不妨先在东京陪伴些日子吧。”
父亲没有说话。
荣一接着说：“这次去欧洲对我影响很大，我希望日本也能变得那么强大繁盛。请父亲相信我！”
老父亲含着泪点点头。虽然不知道儿子心中的理想，但他坚信这个儿子非同一般，一定能创造出比自己更加伟大的事业。
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儿子能出人头地，立下不朽功勋。
“我全力支持你！”
送别了父亲，荣一依旧迷茫。直到有一天，他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叹息道：“新政府刚刚创立，各地货币混乱，外国人不断施压，各个藩也是财政混乱，真不知道怎么办啊。”荣一听了这话，忽然想到自己在欧洲参观了那么多商会银行，为什么不把这种制度在日本建立起来呢？
说干就干，该出手就出手！涩泽荣一马上联系了几个有钱有势的土豪乡绅，反复解说银行的好处，最后，这帮土财主答应投资建立一家从事信贷的商会组织。
简单说，这个商会为各地藩提供一些贷款，然后出售债券，同时也为有实力的企业老板提供贷款服务，然后收取利息养活自己。
到了明治二年（1869），商会的经营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开始买卖借贷米啊、茶啊这些日用品。同时，涉足航运、仓储等行业。
在老家抱孩子的媳妇听说老公发达了，很是高兴，她带上女儿，跟着新五郎一起投奔荣一。见到儿时的好朋友和妻小，荣一自然是喜不自胜，那天夜晚，喝得不省人事。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又来了。
原来，荣一他们在法国的时候，跟老外借了8万法郎，答应回国之后还。等回来之后，荣一赶紧把钱还了。可是新政府不知道啊，他们在处理幕府债务的时候，又还了一遍。后来，政府知道了，就跟荣一说，你把这钱追回来吧。同时，还要他把上次去法国的经费情况详细汇报。
涩泽荣一赶紧找借钱那老外，双方交涉了一个礼拜，最后，老外答应还钱。拿到钱之后，荣一开始整理去欧洲的各项账目，因为一直是个商界奇才，这点工作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可是政府的人不懂啊，他们发现，荣一做的账非常清晰，条理分明，心下大为佩服。几个月之后，荣一得到消息，新政府要他到民部省任职，负责国家的租税工作。
如果你不了解民部省的重要性，那我告诉你涩泽荣一的两位同事，你就明白了。一个是伊藤博文，一个是大隈重信，而这两个人都曾经担任过日本首相。
不过，当时的涩泽荣一对新工作不是很满意。他原本在地方弄了个商会，能赚钱，又有一帮好朋友，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突然跑到政府里，没有熟人，没有兄弟姐妹，深感寂寞。
后来，荣一跑去见了大隈重信，诚恳地说：“请大人还是让我回去经营商会吧，管理国家，我没有经验啊。”
大隈重信这人性格直率，他大声说：“什么叫没经验，我有经验吗？恐怕连天皇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做吗？财政、邮政、货币、军队，都要改革。经验？我们哪有经验，我们不都是为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吗？”
这位前辈的话掷地有声，摸着石头过河的理想让荣一感到有些惭愧，他放弃了跳槽的想法，安心地从事租税工作。
十几天后，荣一又找到大隈，说道：“国家刚立，改革刻不容缓，旧的东西该丢就要毫不犹豫地抛弃！”
大隈重信点点头：“我全力支持你！”
荣一看时机成熟，接着说：“我看咱们应该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审查民部省的决定是否正确，让一些年轻人来监视政府。”
大隈很高兴，同意了他的想法。很快，这个机构建立起来，还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改正挂，荣一任挂长。民部卿、大辅、少辅的决定必须都要经过这个“挂”的审议。
在这个“挂”的推动下，租税改革正式开始。民部省废除一直延续的实物地租，改为用通货来收取，增加了政府收入。接着，荣一又协助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修建了铁路，进行了邮政改革，让日本这个国家不断走向近代化。
涩泽荣一一直认为，近代国家的建立，必须要发展贸易。偏巧有一天，大隈重信怒气冲冲地跑来，跟他说：“洋人一直说咱们的蚕丝质量太差，你说怎么办？”
荣一哈哈大笑：“在下以前就是搞这营生的，我来想办法，改善蚕丝的质量吧。”
大隈还有些怀疑：“你有什么好办法？”
荣一说道：“引进外国的工厂设备，发展自己的蚕丝。”大隈重信点点头：“嗯，是个好主意，你去办吧，这可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官营的项目，一定要成功啊！”荣一坚定地点点头。
不久之后，一座占地1 000平方米的纺织厂拔地而起，滚滚浓烟从巨大的烟囱里不断冒出，300多名纺织女工在外国技术人员的领导下每天忙碌在从法国进口来的生产线上。
纺织厂建立之后，荣一还有了一个新职务——制丝厂主任。
比起朝廷里的工作，这个职务更让他兴奋，每天都混在工厂里，监视财务、了解生产，忙得不亦乐乎。
就在他当主任兴奋的时候，政府决定让荣一担任大藏省大丞，全权负责改革各机关的财务工作。这也是个实打实的活，光凭扯淡拉关系是不能完成的，必须要懂得财务制度。荣一一直自学英美的会计学，这回总算用上了。他三天三夜没睡觉，起草了一份文件，规定各个部门官员用钱都必须得到大藏卿的认可。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非常支持这个规定。可是别的官僚受不了了，心说老子在城里吃西瓜都不要钱，为国奋斗这么多年拿点钱都要审核？这帮官僚跑到荣一家门口破口大骂说他假公济私，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荣一面对众骂淡淡地说：“这个规定是我起草的没错，但经过了伊藤公的确认，你们不高兴也没办法。再说了，这是按照美国财务制度作的规定，日本要想发展必须学习。你们想阻碍日本发展吗？”这下那些反对的官员们不敢说话了，谁也不敢担上阻碍日本前进的罪名啊。
平息了众怒，伊藤博文很高兴，说要请荣一吃饭。而涩泽荣一严肃地说：“改革官僚财务制度只是国家发展的一小步，我认为，真正让日本变得强大的重要动力还是实业。”博文点头称是，并告诉他，你有什么想法就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朝中有人好赚钱
说实话，当时涩泽荣一能提出发展工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的武士们都喜欢带着刀四处浪荡，对经商很排斥，甚至很鄙视商人。在这种环境里，荣一同志能看到工业、商业的力量不能不说是种进步。为了完成这个理想，他和大隈重信等人制定了“殖产兴业”的宏伟目标。
不过，商业一发展，很多人就会过分追求金钱，忽视了人对社会的责任。荣一针对这种情况写了本书，告诉大家，商业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谋求一己私利，而是要造福社会。这话虽然简单，但影响很大，现在的日本公司都以此为信条。比如松下幸之助也说过，企业创造利润是为了给员工谋福利。
正在荣一热火朝天地大干资本主义的时候，麻烦又来了。
那是明治六年（1873）5月的一天。当时的大藏省大辅井上馨怒气冲冲地跑进办公室，叫道：“老子不干了，老子不干了！”这位井上大人平日里就脾气暴躁，逮谁骂谁，人送外号雷公爷，成天以雷人为乐。
井上馨和涩泽荣一关系很好，或者说，是朝廷里的死党。
涩泽荣一很诧异，老雷公为什么要辞职呢？
原来，在19世纪70年代初，明治政府出现了分化。大体上，官僚们分为武力派和文化派。前者张牙舞爪，随时准备出去打架，消灭别的亚洲国家；后者则比较低调，主张观察时局，待机而动。
井上馨属于有文化的人之一，涩泽荣一属于有文化的人之二。
1871年，一大批文化派出国考察，暂别首都，日本政界成了武人的天下。留守的文青井上馨备受排挤。等这帮留学生回国之后，朝廷又开始旷日持久的斗争，有人说，日本已经崛起，出兵打中国台湾、打韩国吧！也有人说，日本刚刚挣了点钱，别瞎浪费，还是攒几年再说吧。
表面的斗争引来的是无数官员的宦海沉浮，有人扶摇直上，比如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有人收拾包袱回家，比如西乡隆盛。
井上馨也成为辞职下野的人之一，涩泽荣一很快又成为其中之二。
对三井家来说，这才是一件很二的事。因为涩泽荣一和井上馨跟他们的关系最密切；而大隈重信和大久保利通是三菱的死党。所以，三菱在沉淀了几年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机。
1871年11月8日，有六十多个琉球人在海上遇难，后来漂流到了中国台湾，台湾当地居民以为是外敌入侵，把他们抓住剥光了衣服，最后杀掉了50多人，有十几个人侥幸逃脱。按说，这事属于中国内政，但日本外务省和当时正在琉球出使的鹿儿岛县知事大山纲良向政府进言，要给琉球人讨说法（无耻！）。
1873年，日本使节出使中国，天皇特意把使臣叫到跟前，厚颜无耻地说：“告诉他们，中国伤害了我的国民（数次屠杀我国人民），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