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0月，住友家正式进驻这里，他们把这座矿山命名为“别子铜山”，开始了采矿大业。杉本助七成为总负责人，长兵卫也重新被起用。
到了12月，别子铜山产量达到了3万多公斤，成为日本最大的铜矿。住友家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到了后边。
另一方面，吉冈山的排水工程也有了很大进展。
杉本助七除了负责别子铜山之外，还需要推进排水工程。就这样，他奔波在两个矿山之间，每天看着水从干道上缓缓流过，整整用了6年时间，山里的水才被排完。
如此看来，毫无疑问，友信是有眼光的。因为友芳在排完水之后发现，这个吉冈山矿产太丰富了，绝对超过了日本已有的任何一个矿山。这么说吧，在吉冈山开采之前，日本出口铜约为250万公斤，但吉冈山被开采之后，这个数字飙升到了500万公斤，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
到此时，住友家的产业链更加清晰。每年，几百万公斤的铜矿石从全国各地运往住友设置在大阪的泉屋冶炼所，然后进行加工，再卖给铜座役所，换来沉甸甸的钱。
跟着沾光的还有德川幕府。政府每年从住友家弄来相当于35万公斤的铜作为税收，又通过出口赚取了大量利润。
这样，住友家与幕府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住友家开发铜矿必须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之下进行，每年上缴大量金钱；另一方面，德川幕府也不敢小觑住友家的力量，一旦双方发生矛盾，住友家就以不再开采作为要挟。
就这样，官商之间时而同进退，时而互相博弈，让住友家的繁荣景象延续了200多年。到了德川幕府末年，整个日本和延续百年的家族企业都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让我们暂时喘一口气，先放下住友家的故事，开始用一种更宏大的视角来追溯一下百年前那场风云激荡的革命征程吧。
风云跌宕的革命
每一次风云跌宕的社会变革，都会让一位商界奇才君临天下，拯救家族生意于水火。这是偶然吗？乱世造英雄的重点并不在“乱世”，而在于一股长盛不衰的商业精神早就根植在一群人的脑海。于是，无论世间怎样流转变化，他们都能积极进取，也许有妥协，那也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攀上财富的永恒之塔。所以，明治维新的狂飙是日本商业界遭遇的第一次猛烈催化，让不甘心失败的商人们涌现出来，创造奇迹，当然，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患难之际，三井中兴
不甘寂寞的农民兄弟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200多年里，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坐落在江户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幕府，领导者是征夷大将军；另一个是住在京都的天皇。德川幕府一直不用挟天子就能命令诸侯（分封到各地的大名），掌握着国家的命脉，他们象征着武力强权；而偏安一隅的天皇则是日本人的精神领袖，永不可失。
按理说，在这种奇特的统治结构下，很难催生出健康的商业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军人治国常常显得紧张而多疑，他们更愿意把刀枪延伸到各个角落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喜欢用统一的商业政策来维护集权统治，就像二战中的德国以及前苏联。但日本似乎是一个例外。
从商业层面来看，日本的发展程度非常成熟，几乎已经为迈进工业化作好了充足准备，而其独特的社会机构也像催化剂一样让这个国家顺利过渡。让我们仔细分析一番：
江户时代，日本主要实行分权制，各藩财政都比较独立。幕府每年都去地方收钱以维持自己的运转。除了拿现成的，幕府还垄断着日本的矿山、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荷兰）和商业的经营许可权。
幕府给公务员发工资主要是用大米来衡量，叫做石，一石相当于180升稻米。所以，拿工资的同志们到了开支的日子拎着大包小包的稻米跑到钱庄去，按照市价用稻米来兑换货币，再出去花天酒地。
用稻米发工资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每年的稻米都会集中到米市上来，然后再发送到各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海运和河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运输网络。
不过，用大米发工资也有弊端。虽然幕府也征收一些税款，大米是主要的税源，但税率很低。这就促进了农民发家致富，商业的负担也不重，结果，政府的收入越来越少，时不时就陷入财政危机。
我们前边说过德川家康对货币的改革，但是到了幕府末期，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政府就开始疯狂铸造货币，发行了很多成色很差的货币，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严重。随着口岸的开放，外国人对日本这种泛滥的货币意见越来越大。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变迁。德川家把首都弄到江户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程，通过填海等诸多手段，把这个小港湾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而大阪则因为地理位置处于日本的枢纽，更是成为日本大米期货的集散地。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再加上，商人和高利贷者云集大阪，更是让这个城市颇具商业性格。如今被我们反复提及的日本企业相当一部分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结构表面上和中国还是比较类似的。简单说，就是士农工商。士为武士阶层，掌握着兵权；农就是农民；工指的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在商之下还有两个备受歧视的阶层，一个叫做秽多，也就是忒脏的意思；还有一个叫做非人，干脆就不是人了。
在这里要特别描述一下日本农民的生活。日本农民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从当时的法令来看，农民是不能擅自离开自己土地的，但史料上记载农民迁徙的案件并不少。一种农民是因为难以忍受苛捐杂税而被迫迁徙，还有一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奔赴水草丰美的地方。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农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们会借着去神社里祭祀的名义游山玩水。而一个村落只要按时按量缴纳赋税，还是有一定自治权的。村里的村官通常负责征税，他们本身也是农民。当政府派遣检察官下来检查税收情况时，村官就邀请检察官大吃大喝，酒肉温泉洗浴一条龙之后，检察官流着泪向上级汇报说，这个地方太穷了，饭都吃不上，自然税收大减。
后来政府为了稳定税收就实行了“定免法”，根据过去三年、五年的平均收入来决定税收。
江户史学家田中圭一说，江户时代的农民是一群极不安分而且非常独立的群体，只要税收政策稍不合理就敢起义闹事和幕府搞对抗。如果四个农民不堪税负凑在一起就敢扯起大旗上书“FARMER FOUR（F4）”而与幕府的无聊官吏血拼。
农民虽然火气大，动不动就起义，但他们绝不是大字不识的乌合之众。对比中日两国维新的背景你会发现，“教育程度”，似乎决定了维新的成败。教育，在维新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这也为日本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中国百日维新之时，梁启超曾经评论说，中国科举网尽举国上下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 。
而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已经广泛普及，并且形式多种多样。譬如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研究以及民间小孩子们的识字学习。
与中国类似的是，在德川幕府时期，公立学校也是把儒家学说当作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有特色的是，日本的儒学教育家们把修正中国的古典思想体系当作最重要的功课来作研究。
比如说，中国的儒家学说讲求三从四德，这个大家都知道，女子要忠贞不二。像潘金莲，这个追求爱情和性解放的伟大女性1000多年以来一直被人辱骂，可曾有人想过，哪个美女嫁给武大郎不会郁闷终身呢？
日本因为摒弃了中国儒家学说中禁欲的思想，也导致了今天色情文化如此发达的境遇。饭岛爱的死引发了日本和一直被要求禁欲的中国人的广泛怀念。日本人的怀念是缅怀一位伟大的演员，中国人是怀念那些藏在硬盘里遐想的日子。
让我们回到有关教育的话题。除了儒学之外，日本在与外国发生了关系之后，很多学问所也开始讲授荷兰语、西方技术等济世之学。
在日本地方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起初藩学校是为了培养武士，让这些保安不仅身体强壮而且具备文化素质，避免业主的挑剔。到了江户末期，很多藩学校也开始增设了军事、外语等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武士阶层逐步成为了一个有文化、有技术、有力量、有理想的四有新人，他们蓄势待发，等待着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
除了学问所和藩学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与寺子屋。民间学塾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开的学校，传播儒学、国学，后来重点教授外语和技术，学生也不仅限于武士。到了江户末期，很多渴望报效祖国、改变国家境况的有志青年纷纷加入到民间学塾来，像后来的倒幕英雄高杉晋作、日本最著名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日本著名改革家兼教育家福泽谕吉，都毕业于民间学塾。所谓的寺子屋则是进行儿童教育的民间学校。因为日本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滋润的，所以很多老百姓都热心于教育自己的子女，寺子屋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泛，从城市到乡村都随处可见。
总之，据现存的数据统计，当时日本人的识字率绝对是亚洲最高的，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中国。
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教育都有了广泛的发展，原本割据的各个地方因为需要贸易，也促进了商业观念的形成。这一切都是日本自我蜕变的养料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