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对目标的追逐中抛弃了自己，或在目标丧失后丢失了自己，没钱他们穷，有钱他们也穷，谁在生活中看到了“我”？李泽厚先生认为，即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生最高境界，也“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他曾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并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这当然不失为一条更生之道，问题是，徐福贵、许三观们有没有“自我的获救”之可能？否，精神贵族的“悟道”生活能离开丰裕的物质条件吗？“灵魂拷问”毕竟只发生在异域小说中，中国没有拉斯柯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主人公），中国也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虽然余华也曾奉陀氏为鼻祖，醉心于血淋淋的暴力描写，可余华驾驭的故事总是在原处徘徊，没有驶向神圣的灵地。他在《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自序里所说的，那个雅可布—阿尔曼苏的普通臣民，他与许三观的确不一样，他期望着“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而我们中国的许三观，他追求的平等，只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妻子犯了“生活错误”，他也去犯同样的错误；他做了乌龟，他想复仇，就教导儿子们长大了去强奸人家的女儿；他养育了儿子，就以为是莫大的恩惠，总想着将来收到回报；他被良心驱使着去救人，又半途而废……这就是许三观的平等？这就是被人称颂的人道？
鲁迅先生曾提出，我们应当建设“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3页。）。他所说的，正是人道主义的爱。许三观们如果有美德，也只是一种居上临下的慈善主义，他以自身的大出血、大虚耗来充当施予者，何谈人道主义？充分的人道主义应建基于人格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既是道德主体意识到的人道责任，也是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绝非自我优越，施惠于人。
如何让作品焕发出博大宏深的人道光彩？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只有作家自身以平等的心态去体己人生，才能通他人之悲欢，真正体察人类的生存境况，从而写出深刻动人的作品。余华作品中的“人”失踪了，却也暴露了深埋的“根”。在此，不妨再提卡夫卡。他的饥饿艺术家会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放弃饮食，《诉讼》中无端被处决的K人虽死了，“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一再瞩目西方的余华难道没读出个中滋味？在卡夫卡笔下，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趋向。而余华笔下，可能走向了不可能。他把生活写死了。他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津津乐道于“已有”、“我执”，岂不知早有所失。只是沉入恐怕不行，重要的还是跳出。弄不好，作家与作品，说不定会两败俱伤。
苏童的多米诺骨牌——小说读札九题
一、苏童：《拾婴记》／《西瓜船》
我对苏童小说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十余年前，那时每见其新作必购而读之，虽小说的名目没记住多少，但是他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忘不了的，所以如今一见“枫杨树”几字，便颇感觉亲切，也许这就是文气的延续吧。读《拾婴记》（《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像是故地重游，有熟悉处，也有陌生点，在意料之中，更有不寻常的期待。在这里，苏童仍然是带着绵软柔韧的情怀，讲了一个牵人心肠的“易形”故事。起初，一个女婴“降落”在罗家的羊圈里，其后便随着一只柳条筐，开始了她的落难之旅，遗弃，不断地被遗弃，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愿意接受她或者暂时收留她，只有一个疯女人把她错认为死去的女儿，最后，那只柳条筐重又降落在罗家的羊圈里——只是里面的女婴变成了一只满眼含泪的小羊。可见，苏童的故事越讲越离谱，人间的温情也越显稀薄，即使作为道具的“葵花棉袄”还在，也会让你打几个寒噤。为“人”难，为“羊”则易，是什么把“她”变成了“它”？为什么作者给这个关于人的故事强加了一个非人的结局？所谓出人意料、耸人听闻，都是着眼于人的感受，岂不知异类的感受比人类更痛切。如果为这篇小说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可拿科幻电影中的“异形”作为参证。“异形”是一种卵生寄生性外星生物，出生时以动物或人体为宿主获取必须养分，它的生存能力极强，繁殖力又极为惊人，且生性残忍，又极为聪明，报复性极强，对人类天生充满仇恨，一旦进入地球，会让所有的生物迅速灭亡。当然，我无意将《拾婴记》中的“女婴／小羊”附会为恐怖的“异形”入侵，在这里，苏童所要考验的无疑还是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免疫力。
看《拾婴记》，看到的是“丧失”，是沮丧，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它只能点到为止。既不解渴，便又找来了《西瓜船》（《收获》2005年第1期），继续品味苏童的“悲情叙事”。与《拾婴记》相似的是，这个短篇也是在丝丝入扣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有开端、有发展、有转折、有高潮，而且必有“结局”的故事，对“结局”的关注，使读者身不由己地跟着故事中的老妇人，去寻找她的“西瓜船”，去关注她的“结局”，只是《西瓜船》驶向了相反的方向，它讲述得越来越贴近“人之常情”，聚集起来的人间温情也越来越浓郁，最终让我们看到了大善大美，体会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
两个故事，一正一反，苏童像是在摆弄多米诺骨牌，《拾婴记》是“推倒”，只要放倒先头的一块，其余的也都纷纷倒下，你只能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西瓜船》则是“扶正”，需要一块一块地安顿妥当，似乎也能吸引你伸出手，把故事推向理想的境界。或许，这也是苏童面对现实的两种方式。但是，读了这样的小说还是觉得空浮，苏童还是习惯于营造气氛，热衷于众声喧哗，喜欢在捕捉人情冷暖的过种中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写作使其永远只会隔靴掻痒，既难触及人性的旋涡，也难抵达精神的彼岸。唉，作为读者，除了竭力捕捉一点让心灵颤抖的声音，还能多说什么呢？
二、王松：《双驴记》
原来王松曾是知青。原来知青下乡不尽是血色黄昏、血色浪漫。原来两头驴子也可以用它们的方式参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读《双驴记》（《收获》2006年第2期），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冷峭寓言：当“人性”遇到“驴性”，竟是谁输谁赢？那是一个崇尚“斗争”的年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那么，与驴斗——是不是也同样其乐无穷？很显然，王松就是瞅准了一个“斗”字，把两头无辜的驴子牵进了人类的斗争旋涡。黑六、黑七——其实，在它们身上，早已预写了许多人的符码，单单“血统／出身”不好，就注定在劫难逃，要和“黑五类”一样打入另册，以“蠢驴”之身承担人的命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驴和饲养员马杰（知青）之间，就有了控制与反控制，暴力与反暴力，迫害与反迫害，也有了屠杀与仇恨，惩罚与报复，同时，也凸显了性／生殖，耻辱／尊严，理智／癫狂，生存／死亡，等等“基本价值”的冲突对决，人要驴听话、驯服，要为其“去势”，不要它动“心思”，驴却不买账，要反抗，要求驴的本性，驴的自尊，也许它不愿变为披着驴皮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它只想做一头驴。可是，做一头驴就那么容易吗？除非做一头没有驴性的驴。于是，黑六和黑七不得不走上了一条“与人斗”的惨烈之路。结果可想而知，虽小有胜利，驴最终还是斗不过伟大的人，只能落个被砍头或自决于人的下场。不过，在王松笔下，这两头一意孤行的驴已然是失败的英雄，尤其是黑七，当它点燃了自己，准备跟仇人同归于尽时，更是映亮了乡野的夜色，它金属一般硬挺挺的骨架让每一个目击者愧疚。同样曾为知青的王小波也写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不过那只猪摆脱了人类对它阉割、拘禁、围剿、“设置”，不但最终获得了自由，还长出了“獠牙”，所以王小波说，如果没有人来管，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王小波诉说的是一种理想境界，王松面对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内心之殇，《双驴记》也就更侧重批判和反思：人性中的兽性一旦膨胀起来，不是比猪性、驴性、狼性更可怕吗？当我们回首过去，或直面当下时，是否有勇气敬畏两头高贵的驴？
三、余华：《兄弟》
无论如何，余华总是让人期待的。
因之，《兄弟》上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一出，便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口气读完，不得不佩服老余确是会倒腾，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好端端的一个家愣是给倒腾得七零八落，真真令人伤痛。比之《许三观卖血记》，它弥补了一些与历史擦肩而过的缺憾；比之《活着》，它更偏重对人间关系细处的观照；比之《在细雨中呼喊》，虽也涉及“成长”，却更为惨淡更为悲凉。尽管其中语词多有夹生之处，但总算没让我大呼上当，至少余华有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先前高声叫卖的“正面强攻”、“强度叙述”。尽管余华并没展示多少独门绝技，不过喜爱他的读者也该知足了，除了老余，谁能为一个屁股耗费二十多张上等好纸呢？又有谁能把宋凡平被虐杀的过程写得那样血气逼人？小说写到这个份儿上，就算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因此我也居心叵测地替余华捏了一把汗：传说中的“下部”到底写没写？出彩不出彩？期待是这样期待，却又隐隐希望余华把玩笑开得大一点，管它写没写，管它好不好，干脆就将“下部”在手里一直窝下去，这样说不定能给那本残缺的“上部”留条活路，更兼把某些支好鼻孔的评论家好好涮一把。
然而，作家本人比我们更加迫不急待，终于迫不急待地抛出了《兄弟》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看着这加肥加厚的“半本”书，我一时没缓过神：原来余华憋足了劲就是要孵出这么个庞然大物啊！狼吞虎咽地读完，总算知道了李光头怎么个“超级巨富”，知道了宋钢怎么个“忠厚倔犟”，为了阐述上部开头定下的这一八字方针，余华乌乌压压地码出了三十多万字。按说，三十多万字的漫漫长途足够你安步当车徜徉流连的，然而《兄弟》下部似乎更适合乘坐过山车或超音速飞机，它匆匆忙忙忽忽悠悠的叙述，就是要带着你穿越浮光掠影，奋不顾身地向终点冲去。如果说上部是忍着痛稍见调笑，下部则是忍着笑可劲儿狂欢，为了把两兄弟推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跑道，余华不得不前赴后继左右开弓，好歹把李光头推上了镀金马桶，把宋钢装进了骨灰盒。正如我的好友老梅所说，这哪是李光头／宋钢啊，分明是许三观／徐福贵的翻版，许多可以出彩的地方反而被浪费掉了。不仅如此，在《兄弟》下部，李光头如一成人卡通，虽然不断做出“超现实”的惊人之举，却并不能给人以新异的感受，盖因这类人物在生活中稀松平常，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也不鲜见。比如，读叶开的《我的八叔传》（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时，我曾想，叶开学余华学得挺像的（主要是文本风格），而今读《兄弟》下部时，又觉得余华学叶开学得挺像的（主要是人物造型），《我的八叔传》中那个暴发户钟世通，才是李光头的真兄弟啊！《兄弟》有破烂公司、大骗子周游、处美女大赛，《我的八叔传》则有废品收购站、骗子唐高明、饕餮美食大赛，钟世通与李光头，其脸谱何其相似乃尔，余华与叶开，其眼光何其相似乃尔！若说余华倘有高明之处，也许就在于他能把一部长篇小说写成一台长篇小品，如果跟赵本山合作，估计够在央视春晚连演几年的。总之，《兄弟》虽然拴上了余华的“时代”情结，却过于浮飘，恶搞多于沉潜，抓狂甚于掘藏，写实流于矫揉造作，荒诞近乎胡搅蛮缠，虽粗线条地勾出了“时代”的面目、现象，却未走进时代的内心，也未画出时代的灵魂。
四、倪景翔
倪景翔（1948－）山东枣庄人，专业作家，曾任枣庄市作协主席。）：《龙殇三部曲》。
倪景翔代表作《龙殇三部曲》（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龙殇》），包括《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三部长篇小说，洋洋百万余言，其厚重足可反照历史，其质理亦可审视现实，堪称中华民族百余年心理变迁的心灵史。
三部小说分别截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20世纪末三个标本式的历史时期，深刻揭示了清末、民末的内忧外困及新中国在“走进新时代”的征途中表现出的冲劲与拘限。
《龙之雾》反映的是戊戌变法前后新兴的民族工业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压力，在洋人、朝廷、地主、窑工等等各种势力的钳制和围困下，辞官办矿的觉醒者朱莲芬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命运，从高高的矸石山上一跃而下。
《龙凤旗》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地方武装的纠葛与情仇，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的抗日英雄孔昭棠。他不但要抵抗日本侵略者，还要提防自己人；不但要辗转于“前线”，还要周旋于“后方”；不但要与军阀、地主、豪强斗智斗勇，还要与自己的前妻、兄弟达成妥协；然而最后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枪下。
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是借助于有据可查的“史实”，铺陈出一幕幕几可乱真的“往事”，同时给“过去”注入了惊觉的目光，使陈旧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别有一番滋味。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着意刻画的是两位不同时代的民族精英，虽然他们身上也难免各有瑕疵，但是作为典型的“正面形象”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那种夸父逐日式的英雄色彩，那种飞蛾投火般的悲剧力量，使得两部小说不同程度地留下一抹夕阳之血，在读者心里映出难以逝灭的光芒。
相对上两部“历史小说”，《龙湾滩》则着眼于现实，表现了变革中的乡间世态和变革中的民心民相，这里也有一个典型人物农村干部雷龙，虽然他打着干实事干好事的旗号，把龙湾滩糟蹋得不成样子，却能飞黄腾达，终于熬成了吃皇粮的“龙”。
说起来，尽管《龙湾滩》远离了历史，但是在精神走向上，仍与《龙之雾》、《龙凤旗》一脉相承，可以说，三部小说都包涵一个“个人奋斗”的主线，作者所要拷问的则是社会背景及传统文化的滞重与危殆，不同的是，《龙之雾》和《龙凤旗》以主人公最后的落败或殒命收场，而《龙湾滩》以主人公的升迁结局，前者带着浓郁的悲凉气氛，后者则显示出略带黑色幽默意味的轻喜剧风格。
表面上看，《龙之雾》、《龙凤旗》并称“龙殇”可也，《龙湾滩》何以也称“龙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