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述啊宇文述，临死时还给杨广挖了一个墓坑。这一家两代人简直是前赴后继地撵着杨广害。正是他的这一不情之请将宇文化及推到了历史吧台的最前沿，一年多后，这个惊艳出笼的杀手就把杨广送上了绞刑架。
这一年对杨广来说是个实打实的灾年，他所有的结局似乎都在这一年定型。这一年，他提拔了两个将军，一个是右骁卫将军李渊，一个是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这两个将军还真都是“不负其职”的象棋高手，后来都结结实实将了他一军，一个废了他的玺，一个要了他的命。
铁打的历史流水的人。
历史是静止的，也是流动的。有人去，更有人来。那边死了五个，这边又崛起来两个：李密和窦建德。
这两个人和杜伏威一起并称隋朝农民军三巨头，就是这个“铁三角”动摇了杨隋大厦的根基，加快了隋朝灭亡的步伐。
李密和窦建德都是同一年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并开始扬名立万，可谓“同科进士”，只不过他们不是考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李密因在荥阳之战中杀死张须陀而声名鹊起，成功地奠定了其在翟让瓦岗军中的重要领导地位。窦建德也因为老领导高士达的战死而独自挑起了大梁，他礼贤下士，优待俘虏，重振军威并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将军称号。
自此开始，这两个人好比是鱼入大海、虎归山林。
李密和窦建德两人的崛起都是因为从事同一项事业：造反。
公元616年的隋朝，人民造反已呈“规模化经营”的燎原之势。全国各地漫山遍野都是称王称霸的造反军团。那时候，造反派首领似乎“官本位思想”很浓，不少人刚打下几座城池就想过把皇帝瘾，忙不迭地建元称帝。仅在发生雁门之围的公元615年和“萤火虫之夜”的616年，就批量产生了好几个“帝王”：王须拔称漫天王；王粲称迦楼罗王；操师乞称元兴王；林士弘称楚帝。
按照正统的历史观理解，这些人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山寨皇帝”。但在“正版皇帝”杨广看来，“水货”也是货，必须毫不留情地彻底剿灭。杨广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造反与反造反”中度过的，朝中所有得力将领都四处出击，镇压农民造反。唐国公李渊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脱颖而出，走上一线军区首长的红地毯的。
公元615年，山西、河北一带民变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起来造反的人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民部尚书樊子盖奉命在这一带镇压造反运动。樊子盖这家伙是隋朝几个少有的凶狠嗜杀的魔头之一，根据他的杀人手法，取个“樊活埋”的外号一点儿都不冤枉。在处理杨玄感造反案时，他就坑埋了成千上万个无辜的良民。在山西和农民军交手时，他采取的是烧光、杀光、埋光的“三光”政策。当年活跃在汾晋地区的农民军主要是降州（今山西闻喜县）敬盘陀、柴保昌领导的几万人。樊子盖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农民军经常活动的汾河北岸村庄统统点火付之一炬。在交战中，他不留活口，只要是俘虏，一律处死。对那些自首或愿意归顺朝廷的，不分老幼全部活埋。
对一无所有的贫民来说，残酷的杀戮就像重力作用下的弹簧，压力越大，弹得越高。既然当左派是死、做右派是亡，那就只能不左不右，一竿子反到底了。樊子盖以为他的“三光”政策会把造反者清洗归零的，却没想到正是自己惨无人道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民愤，更多无家可归者源源不断地加入造反队伍。樊子盖在北方疲于奔命，按下葫芦起来瓢。他带着好几万精兵前镇后压，但对他来说，似乎只见“耕耘”，没有收获。他在，造反者也在。他的队伍没有壮大，造反者倒是扩编了不少，主观上他想天下无“贼”，客观上，“贼”却越来越多。
他很郁闷。他的主人杨广不仅郁闷，而且相当生气。杨广见他天天在北方捉贼，贼数却天天见长。由此，杨广严重怀疑樊子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于是撤了他的“剿匪司令”职务，将他调离北方战场，同时任命李渊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对外防止突厥南侵，对内弹压农民起义。
李渊可比一根直肠通到底的樊子盖鬼灵精怪多了。他坐镇山西前线以后，立即摒弃单方面强硬的立场，采取“两手抓”策略。这里的“两手抓”可不是指大家耳熟能详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是指“一手抓着一尊狗头铡，一手抓着一把棒棒糖”，简化成四个字就是“恩威并施”。对待那些以造反为毕生追求的铁杆派，李留守也是四个字：格杀勿论。但对那些俘虏或自愿投降者，李渊一不残杀二不虐待三不活埋，而是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愿钻铡的站左边，想领糖的排右边。”这么一来，结果可想而知，谁也没戴铁头套，谁也不想总造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到右边，领完糖咂吧着嘴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日子去了。
李渊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在战场上，有时候政治手段比军事手段更有效。从这一点上看，只有两百年历史纵深的美国要好好学习参考李渊的“政治先行”的做法，别动不动就挽起袖子跟人玩儿战争，结果把自己的长袖褂玩儿成了短袖衫不算，还陷在这“克”那“汗”的泥潭里迫不得已猛泡泥巴浴。
给李渊这么穷追猛打外加分化瓦解，敬盘陀、柴保昌的造反军死的死、散的散，好几万人投降了李渊的政府军。最后，两个造反头头输得连短袖衫都没得穿，从此一蹶不振。
太原，古称晋阳，素有“三代京华，五朝别都”之誉。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古城，在公元前497年的春秋末期就已经出现，到李渊来这里任留守时，太原就已经具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城市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在其诞生后的一千五百年里，历经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十数个朝代。每朝每代，它都是兵家你争我夺的军事重镇。
战国初期，赵国以它作为都城。
两汉时期，晋阳是汉朝抗击匈奴的前哨阵地。
唐末，沙陀族酋长李克用以此作为大本营，与实力强大的中原巨无霸朱全忠强强对峙。
公元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又以晋阳为依托，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帝，建立后唐。
“十六国”混乱时期，晋阳先后被称为“五胡”（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氐族、羝族、羌族）的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小政权国家轮流占据。
这是一座被称为“龙潜”之地的龙城。从这里走出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皇帝，以至于宋太宗赵光义在攻下太原后，咬牙切齿地下令焚毁晋阳，次年又引晋水、汾水倒灌晋阳废墟，在重建时还特意将房屋布局成“丁”字形，目的就是想破坏晋阳城所谓的“龙脉”，免得它以后又给赵宋找麻烦。
在隋朝，晋阳同样是个军事重镇，是当时全国第三大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和洛阳。隋文帝杨坚为防御北边突厥侵扰，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十三岁的杨广为晋王，驻守晋阳。
可以说，晋阳是杨广最初的“龙兴”之地。几年后，杨广走了。
在杨广离开太原三十年后，李渊来了。两年后，他又走了，走到了长安，挟晋阳“龙气”，搞了个皇帝当当。
当然，两年后，杨广也走了，他是去了天堂，再也没有回来。
公元616年，这个对表弟杨广是多灾多难的年份，对表哥李渊却是六六大顺。在这一年即将画上句号的最后时刻，他领到了太原留守的大印。
太原留守的任命是李渊人生中一个里程碑和分水岭。从此，李渊这只铁蝴蝶在太原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大隋便会掀起飓风。如果说李渊担任山西、河东宣慰使时只是一枚火箭，那么到太原留守时，这枚火箭已经被推上了发射场，捆绑上了动力发射系统，这时候，他已不是大隋的风筝，隋朝的回收轨道已经无法和他对接了。
任职太原后，唐国公李渊的心思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开始生出“造反”的念头。这确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派一个自己都想造反的人去镇压其他造反者，这比造反本身严重得多。但在一个滑稽的皇帝治理下的滑稽王朝，任何超滑稽的事情的发生都不足为奇。
李渊因为自己的封号是“唐国公”，而太原又有“唐”和“唐国”的古称（唐尧曾定都太原），所以就有了些合理的联想。《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两次提及李渊到太原时的心情，一次是“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另一次是“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
可见，当时的李渊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估计这时候，李渊除了想起四年前去世的老婆说过的“阿婆面即堂主（唐主）”的故事，还记起了十几年前一个相面者的政治预言。当时，一个名叫史世良的相面专家曾对李渊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李渊听了，心里很是得意了一番。
这类看相的把戏在史书上多得数不胜数，而且还都出自正史。李渊的姨父杨坚在没发达的时候，也有个相面人咬着耳朵对他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我以为此类记录皆不可信，这些花絮应该都属于无中生有。一个人的长相、骨头怎么可能和将来的人生有必然联系？如果骨头能决定人生，那鲜美的排骨就不会长在猪的身上了。假如一定要说有的话，也无非是那些看相人想凭着好口彩，向被赞者骗一把碎银子外加两个烧饼、三个馒头之类的“口彩补助”而碰巧蒙中而已。
历史也有貌似庄严的时候，所以不必无限度地唯史是尊，批评吸收才是读史之本。
但不管我们信不信，在“龙城”太原，李渊的“人主”梦想已经插上了翅膀。一年后，他就以马踏飞燕的速度占领了隋朝的首都长安，开始了马到成功的国内统一战争。
在山西的敬盘陀、柴保昌农民军红红火火的时候，河北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魏刀儿的造反事业也是一路飘红。公元615年，他在上谷（今河北易县）和王须拔同时起义，很快就聚集了十余万人。公元616年，他派手下得力干将甄翟儿率军进攻太原，大败太原守军并杀死了隋将潘长文。
太原一战对隋朝廷震动很大，在这种形势下，李渊被派到了太原战场。李渊来到太原后，很快将打击目标对准甄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