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和称魏公这两件事有点儿不伦不类，既然都单独建元了，至少应该称王吧，叫魏公太不符合政治程序了，而且李密还封翟让为上柱国、司徒（相当于丞相）、东郡公，还有单雄信、徐世勣分别被封为左、右武侯大将军。这样高的职位也只有皇帝才有权任命的。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这时候的李密虽无皇帝之名，但已有皇帝之实了。这个“准皇帝”也急急忙忙地干了一单房地产投资，他下令修筑洛口城作为办公居住地，方圆达四十里。
李密人生的火红时代开始了。此时的李密成了江湖上的“带头大哥”，“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全国各地的造反头目都把瓦岗寨当成心中的“造反圣地”，他们千里迢迢带着队伍投奔瓦岗。孟让、郝孝德、王德仁、魏六儿、李文相、胡驴贼（这名字太有个性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刺儿头都无条件地跑来归附李密。
这是继洛口放粮后瓦岗军的势力再一次急速膨胀，部众达到数十万人。
拥有数十万之众的李密已是响当当的“中原王”了。在河南地面上，他打个喷嚏，别人就得吃感冒药。位于河南的东都洛阳不久就被“李氏喷嚏”掀起的风暴吹成病毒性感冒。
担任留守之初，太原城内和李渊接触最多的有三个人：李世民、裴寂、刘文静。李世民是李渊与窦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渊调任北方以后，将大儿子李建成、小儿子李元吉等家人安置在河东城（今山西永济），只将十七岁的李世民一直带在身边。
裴寂是晋阳宫副宫监。晋阳宫是杨广众多行宫中的一个。宫殿依山而建，规模十分宏大。一百年后，唐明皇李隆基路过晋阳宫时，仍然被这座行宫的壮丽豪华所震惊，还因此写下了一首《过晋阳宫》。裴寂的一生和晋阳宫一样，也很豪华，他是李渊的三个“帮帮党”成员之一，李渊登基后对其极端恩宠。
刘文静是晋阳县令，他老家在长安府武功县，也就是李世民的出生地，所以说他和李世民是正宗的老乡关系。
加上李渊，这四人组成了两对“对对碰”：李渊和裴寂亲近，李世民和刘文静亲密。这四人对碰各有输赢，最大的赢家当属李世民。他成功地碰掉了皇帝老爸的宝座，而最倒霉的是刘文静，他在大唐成立后不久就被裴寂碰死——裴寂的皇帝把子李渊以“谋反罪”将他杀了。
李渊和裴寂是老朋友了，他们很多年前就认识。这次李渊来太原，二人是他乡遇故知。两个五十岁的老男人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喝花酒、吹牛皮外加赌博下棋，常常“相与宴语，或连日夜”。当时晋阳宫内有很多妙龄宫女，对这些美女，作为宫监的裴寂有绝对的管理支配权。杨广那时候躲在南方，晋阳宫天高皇帝远，裴寂在这里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喝酒吃饭的时候，在宫内喊几个漂亮美眉陪吃陪喝一下，根本不算事情。那些宫女们也愿意，她们常年幽居深宫，粗茶淡饭，孤独寂寞，被领导点去“二陪”，说不准还千恩万谢呢：裴“冒号”，好人啦！
李渊当时也挂了个晋阳宫正宫监的职务，但他平时主抓军事防务工作，宫监事务基本不问，都交给常务副宫监裴寂去打理。那会儿的李渊丧偶单身，有权有钱有地位，是个钻石“王老八”（年纪太大了，叫“王老五”不太像）。没有“三讲”约束，也不搞先进性教育，生活特别自由散漫。每次酒足饭饱之后，裴寂总会派几个宫女去对留守大人进行全方位“服务”。李留守每次都不推辞，照单全收。私睡宫女就是给皇帝戴“绿帽子”，这要是让皇帝知道了，那就没头戴帽子了。李渊难道不知道这些漂亮美眉是晋阳宫内吃公家饭的？不太可能，他本来就是个“善解人衣”的好色分子，十有八九是故意装孬，“装孬不折本”的事，谁不装啊？
裴寂和刘文静是同事，虽然后来富贵以后两人离心离德，但没发达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还在一个被窝里捣过腿。刘文静通过裴寂认识李世民以后，觉得这个小伙子与众不同，有刘邦的气度和曹操的神武，将来必成大事，于是他尽力和李家二郎交往，两人逐渐成为莫逆之交。
刘文静当时四十多岁了，还只是一个小县令。这种被组织部门遗忘在角落里本来已经属于很背的了，但还有比这更背的事情找上了他。
原来刘文静和李密是亲戚，两人的关系就像李渊的老爸跟杨广的老爸关系一样：连襟。刘文静的老婆和李密的老婆是亲姐妹。李密带着一帮人集体越狱后，杨广一生气，下诏指示将刘文静抓起来关进太原监狱等候处理。
蹲了一段时间的号子后，刘文静无法文静了，他变得有点儿焦躁起来，整天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刘文静的牢房估计和伏契克《二六七号牢房》差不多，“从窗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也是七步”。这样的距离要是让“七步成诗”的曹植住上个把月可能会写出一箩筐好诗。但刘文静对诗不感兴趣，他只对一个人感兴趣。他在踱步中等待，在等待中踱步。他知道，虽然彼此没有约定，但那个人也一定会来找他的。
那个人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见天下烽火四起，早有反心。“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他偷偷结交各类豪杰，提前做好“零存整取”的人才储备。在这方面他完全遗传了他老爸的风格优点，见人老远就笑，不管对方身份尊卑，都真诚对待，所以人人都愿意和他做朋友。
儿子想造反，但手里没兵没权，没有造反条件；老子手里兵权兼有，但不想造反。这就是其时李氏父子的真实状况写照。
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有造反之心的儿子是对的，但不想造反的老子也没有错。
当时已是隋朝末年，稍微有点儿政治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来隋朝必亡。在两个不同王朝的交接之际，如果有实力的话，起兵造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手段。成功了，自己坐天下。如果不成功，也可以拥兵自重，作为加入更大的势力集团的条件砝码。
李渊并不是一点儿造反的念头都没有，而且还多次想过。但他是个“老谋子”，任何事情都细思深想。造反这种自摸电门的灭族大事，他更是左权右衡，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在太原，他一切应有尽有，如果贸然造反失败，那结局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根墙上的芦苇，反与不反不决定于芦苇本身，而是决定于两边的风力大小。
父亲的态度让李世民那颗驿动的心更加驿动。正如刘文静所料，他来到了监狱。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两人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李刘会谈”。
刘文静第一句话就使了激将法，他说现在“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这里的“高、光”指的是汉朝的两个皇帝：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这俩皇帝比红牛还牛（人家就姓刘，能不“牛”吗？），一个是开国之先，一个是推翻了篡汉的王莽，再次中兴汉室。
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接过他的话茬说：“你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只是大家目前还看不出来罢了。今天我来看你，不是来说什么儿女情长的，而是来和你商议天下大事的。你认为下一步该怎么走？”
刘文静想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将自己的建议、打算和盘托出：“如今皇帝在南方巡游，李密威逼东都，遍地都是造反的饥民。太原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城内居住，我在这里当了好几年县令，了解其中的豪杰志士，一旦把他们召集起来，可得到十万人，将这些人和你父亲的数万军兵汇编一处，然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
刘文静说的正是李世民想要的，这一刻，两个野心家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这次监狱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坦诚交换了对天下形势的意见和看法，指出应该以拳头和刀棒为中心，坚持挖大隋墙角、拆大隋长城的两项基本原则，一步一步将大隋推向灭亡，然后取而代之。
中心和目标都确定了，但主角却对此茫然不知。这怎么行呢？必须要让留守大人尽快下定决心并参与进来。
刘文静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知道裴寂和李渊关系铁，便决定先从裴寂身上打开缺口。
演出开始了。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刘文静、李世民、裴寂这三个男人照样能撑起一台戏。
裴寂喜欢赌博，于是李、刘二人找来了一个赌博高手——龙山县令高斌廉和裴寂对赌，李世民同志拿出了一大笔私房钱甩给高斌廉作为赌资，并给他立了两条赌场守则：不准出老千，不准赢对方。这种只许输不许赢的赌博，高县令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天天可着劲儿地输钱，把裴寂赢钱赢到两眼发直，两手发酸，要是这么赢上几个月，上“隋布斯”财富排行榜那是小菜一碟。
这种以赌代贿的招式似乎屡试不爽。当年杨广想当太子时，也是让宇文述带着一大笔巨款去找杨素的弟弟杨约赌博，想让他去说服杨素支持自己的夺嫡计划。
这是一种黑色娱乐，所涉及的自然也多半是黑色的交易。
不知道这三个男人之间的演出算不算黑色？总之，在裴寂钱越赢越多的时候，他和李世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终于有一天，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希望他劝说自己的父亲举旗起事。已经赢得盆满钵满的裴寂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一口答应。多年后，当登上皇位的李世民以四条死罪将裴寂流放到不毛之地的广西时，不知道心里是否还藏着一条不好公布的第五罪：当初赢俺私房钱时下手太狠。
看来赌博不但害人害家，还可以害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