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饕餮的政治盛宴最大的赢家不是成为了皇帝的杨侑，而是“制造”出了皇帝的李渊。他得到的官帽即使是三头六臂也戴不下、拿不下：“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不但党政军一把抓，而且“位在亲王之上”。就是说，皇帝的直系亲属的身份地位都不能和李渊相比。当然，光有“内容”是不能令李渊满足的，还必须要有非常人可比的“形式”。为此，小皇帝还特别赐李渊“假黄钺”。“黄钺”就是表面饰有黄金的斧，是一种皇帝专用的仪仗。当然，如果皇帝高兴，也是可以赐给立有特殊功劳的重臣的，但李渊的黄钺，显然不是杨侑在高兴的情况下赏赐的。此时此刻，可以用八个字形容拥有黄钺仪仗的李渊：不是皇帝，胜似皇帝。
事实确实如此。两天后，李渊将办公室从长乐宫搬入长安内城。以武德殿作为丞相府，每天在虔化门处理政事。虔化门和小皇帝所住的大兴殿斜对门，李渊把办公地点安排在这里，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要监视杨侑的一举一动。
身为傀儡，杨侑只能任人宰割了。十一月十九日，他颁布了一道相当于自宫的诏令，规定从此以后，“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时奏闻。”这道权力彻底下放的诏书一发，皇帝也就相当于穿着比基尼漂在游泳池里了，仅比裸泳多块遮羞布而已。这时的皇帝已处于准失业状态，他一年三百六十天只需要做一件事——祭祀天地。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人还活着而皇权却没了。杨侑就是这样一个痛苦的倒霉孩子，他没有人事任免权，没有最终拍板权，他已经被李渊剥夺了政治权力终身，他所拥有的权力只有一项：在李渊面前，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皇帝杨侑皇宫那边凉快得要死，丞相李渊的相府里却热火朝天。李丞相开始了第一轮的论功行赏。他任命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此时，何潘仁正好派李纲到长安汇报工作，李渊便将李纲留下，任命他为丞相府司录，专管选用官员之事。这份在总统办公室管理干部的工作比在小县城里当秘书强多了。李纲后来教辅的太子李建成此时被封为唐世子，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兼京兆尹（长安市市长，那时候没书记，市长就是一把手），李元吉为齐国公。
稳据长安的李渊已圆满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在和李密、薛举、窦建德等军事大佬进行的“登台阶劳动竞赛”中，他凭借着机智果断、敢为人先的精神率先登上了隋朝都城的台阶顶端，抢占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制高点。从此，他居高临下，麾军奔腾，开始了一览众山小的国内统一战争。
时间到了公元618年。
这一年是大事、喜事、丧事都很多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重要年份，因为强大的唐朝就是在这一年正式建立起来的。
综合这一年的特征，还可以将这一年命名为“隋唐乱纪年”。因为在618年里，竟然出现了正史承认的四个皇帝年号：隋大业十四年、隋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越王皇泰元年。
怎一个乱字了得！
不光是纪年乱，东都洛阳在这一年的正月就被城外的李密逼得乱成了一锅粥。其实用粥来形容当时的情形还有点儿不是太贴切，因为那时候，洛阳城内已经快到无米下锅的程度了，熬粥已经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了。
吃饭是个大问题，如果肚子都填不饱，军士哪来的积极性守城呢？有没有一种既能不给人饭吃还能让人心甘情愿跑来帮政府守城的好方法呢？
有。粮食有限，智慧无穷。
洛阳当局想出了一个“以官帽换食品”计划：有愿意参军守城但不吃政府公粮的，一律授予二品散官。
这个诱惑太大了，虽说是散官，但是二品的级别太稀罕了，这个比李渊随手在白条上写的五品、六品实惠多了。此令一出，报名者云集。此后，洛阳城内出现了两多：城头上带干粮的士兵多、朝廷里拿牙笏板（上朝大臣必拿的手板）的商人多。“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这很有趣，议事的朝堂站满了商贾，是讨论对付瓦岗军的战事呢，还是研究开放搞活经济呢？
东都很缺粮，南方江都因为政令不通、供应跟不上，粮食也同样吃得差不多了。
杨广因躲避北方的乱象，于一年前的七月，不顾众多大臣的劝阻，以谁拦杀谁的铁腕，从洛阳坐着龙舟一路东漂来到江都，把洛阳那个烂摊子甩给了孙子杨侗。
在江都的日子里，杨广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差不多，和复印出来的不相上下。昨天是过去的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老后天都是还没开始的今天。总之，他每天是就是翻来覆去地干着那同样几件事：和美女喝酒、跟美女上床、在美女纤手轻轻拍打催眠下昏昏睡去。第二天眼一睁开，又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时候的杨广，早已没有了登基之初的那种万丈雄心，他已经彻底沉沦。他知道天下已经成了马蜂窝，他知道很多人都想要他的天下，但他的思想已经麻木，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一切，不想去做任何有目的的挽救，在他的心里，只要有一块能供自己苟且偷安的地方就够了。如果说前半生他身上还有点儿鹰隼的影子，那么此时的他，只能算一只只会在窝边溜达的野鸡了。
看他的言行也确实和没有远大目标的野鸡没有区别。他曾经对萧皇后说，即使将来当不成皇帝了，“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作为一个拥有大一统国家的皇帝，竟然自甘堕落到满足于当一个“长城县公”，这种嘴脸和说出“此间乐，不思蜀”的亡国皇帝刘阿斗基本能并驾齐驱了。
他说的“长城县公”陈后主陈叔宝和杨家父子两人都有渊源。他的父亲杨坚灭掉南陈以后，并没有杀掉这个国家的末代皇帝陈叔宝，而是让他享受一个三品官的待遇，将他养了起来，直至其终老。在他死后，有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杨广觉得陈叔宝是个亡国昏君，在追封他为“长城县公”的同时还给他封了个“炀”的谥号。“炀”是最坏的谥号之一，意思是“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没想到李渊在他死后也给了他同样的谥号“炀”。两个撞车谥号结果迥然不同：冷门的陈炀帝人民基本不知道，热门的隋炀帝“名”闻遐迩。
此时，四十九岁的杨广天真得好像四十九斤，梦想着将来那个抢了他天下的人像他的爸爸对待陈叔宝那样，只要天下不要命，让他继续醉生梦死的人生。但是，像杨坚那样能将四分五裂的中国成功统一的天才明君能有几个呢？即使是同样英明、同样一统天下的赵匡胤，也还是偷偷杀死了不少被他吞并的小国的君王呢。当年，秦二世面对赵高的屠刀时，苦苦哀求饶命的条件价码从郡王降到万户侯再降到普通老百姓，也没能留住自己的那颗脑袋。身在江都的杨广已经糊涂到用“一塌糊涂”都不足以形容的程度了。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春秋战国以后，一个亡国之君要想活命，概率低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他的两个孙子那么不谙世事，最后都命丧他手，何况他这个没有保质期的炸弹呢。
杨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难，可控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时候的江都也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城市了。北方的山东、西边的江淮，聚众造反的队伍随时威胁着江都。江都虽大，已经放不下杨广的一张床了。
坐以待毙不是杨广的风格。他想离开江都，将国都迁到长江南岸的丹阳郡（今江苏南京）。丹阳和江都虽然很近，但丹阳和北方有长江阻隔，军事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具备凭江据守、割据一方的天然条件。
主政末期的杨广犹如一条丧家之犬，一有风吹草动就夹着尾巴逃之夭夭。从长安到洛阳，从洛阳到江都，每一次他都失魂落魄。这一次想从江都到丹阳最是被逼无奈。不知道杨广在梦里可唱过那首最能代表他此时心理的一首歌：“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度过春夏秋冬。”不想走可以，想留也可以，但是，度过春夏秋冬是没有可能了，在这个烟花三月的春光里，杨广就要和夏天以后的日子说“拜拜”了。对杨广而言，这年的春天是一个被风吹过的春天——冰冷冰冷的冬风。
杨广把打算迁都丹阳的想法作为命题作文下发，“命群臣廷议之。”他的这一想法立即遭到右候卫大将军李才、门下录事（类似统计署官员）李桐等一帮以国事为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令，同时指出“江东卑湿，土地险狭”，无法妥善安置军队和首脑机关，并请求杨广“车驾还长安”，驱逐各路盗匪，重振大隋。
然而，一向本着凡是皇帝的话都是真理的大奸臣虞世基等阿谀奉迎者却“皆以为善”，拍着巴掌捶着大腿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惹得正直的李才和虞世基在朝堂上当场吵了起来。不知道古人吵架是什么样子，有没有那句著名的“国骂”——他妈的？反正两人是脸红脖子粗地“忿争而出”。
虞世基当时在江都属于“庙堂大佬”级的人物，但大将军李才有权有兵，他也不敢怎么地，李桐就被他给整了，他授意御史弹劾李桐“谤毁朝政”。这样一来，谁也不敢拿头往刀口上撞了，于是大家都对杨广说，迁都有理，反对有罪。有些人的上言比四川火锅还要“麻”出三分：“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
这种把皇帝与大禹相提并论的马屁话听多了，脑子早已“大愚”的杨广真以为丹阳人民盼星星盼月亮地对他翘首以待呢，于是“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无论从任何角度讲，杨广这突发奇想的迁都计划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疯狂想法。一个国家的都城不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迁就迁的，要涉及的利害关系太多太繁杂。最关键的问题是，杨广的北方军团不可能愿意永远南下的，他们的根在北方，他们的心在故乡。
奸臣误国，小人害命。杨广身边的奸臣和小人太多太多，所以，他既被害命，也因此误国，最终将这场国家迁都演变成了自己迁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