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自清代碑学复兴以来，《爨宝子》以其奇诡而高古的构造特征征服了好多探道书法的艺术士人，即使问道章草者亦不能例外。然而，真正能在《爨宝子》上获得碑学自由意味且形异而意趣同工者，则惟有当代蜀中鲶公刘云泉先生。
刘云泉先生早年书法曾师法汉碑，亦涉猎过碑系行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即转入对《爨宝子》的临习和创作，至80年代中期，其书即脱胎换骨，别开一体，以高古而生涩的格调和诡异的笔法翘楚当代书坛。
书法用笔之重要，自古而然。一般来说，先贤取道北碑者，多成功于体势，创作楷书时还能谨守魏碑笔法，而在碑派行草上，因速度使然，笔法最后皆入化帖学笔法，从学者多以碑书形体为胜，评者所谓“碑帖兼得”优长者，实得半生不熟之弊。其实，清代赵宧光所主张的碑书行草化策略，是最能让后人体味到北碑笔法在行草创作中难以调合的矛盾的。赵之谦、于右任等人以碑书为佳者皆以碑体之形势胜人，碑系笔法实为辅翼；至当代，孙伯翔与刘云泉先生才在碑派书法上以极为纯正的笔法创作出了大量精品。孙伯翔先生获取注重速度意义上的方笔技巧乃是露锋顿角或笔锋出挑见方，即一次成形；而刘云泉先生方笔之求得完全是在锋颖上见天性，做文章。他写字多用大肚斗笔，笔尖醮墨，充分利用笔锋运行过程中的扁锋捻管变转并顺势生成北碑方折之效果。他很少在写字的时候把毛笔通体全醮满墨汁，只用笔尖调墨，笔根部位只做蓄水之用；又因他是画家，故此，先生书法中所流露出的水墨气息是极为生动的。观赏过刘先生现场挥毫的人可能更能体会到，刘云泉运笔有如带韧性的锉刀，内潜锋芒而辅毫亦在发力，确因如此，他在书法中的造线折方而不薄，使转自由而没有板滞之气。
大凡一名优秀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但有尽广大的气格，还要具有致精微的技术本领，征之书史概莫能外。只求气势而忽视精微终致粗野，诚如山野村夫；只求精致而忽视大气格，如做小脚女人。其实，这就是艺术对于创作者驾驭技术能力处理上的高难度要求。生活中的刘云泉先生本是一位精明入微的人物，在书画艺术上，他正好将这种个性感觉恰如其分地发挥到艺术创作中，钤一方印都要比比划划，可见他对待艺术的一丝不苟。刘云泉先生的通会能力是很强的，方笔运用手从心得，如“盪”“横”“豪”等；而“雨”字头的用笔及其字形姿质完全是从《爨宝子》中化出而不露迹痕，造线质感金石味故在，行笔轻松。对于初涉书道的青年作者而言，由此幅佳作中之“雲”“露”二字，你就可能领会到临帖之后如何去通变的原创性质核，更为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理解时人所谓“碑帖结合”的问题。在书法上，要说真正意义上的“碑化帖”，决然不是时人所云用帖学的笔法解决碑书的书写问题，反过来，也不是在同件书法作品中既有“碑”又有“帖”的问题，而是用帖学的轻松自由去写碑，用碑学金石味的厚重去汰弃帖学造线的油滑与轻浮问题。碑与帖，由于方折与圆转的分界，其互化毕竟是此消彼长，或者彼弱此强（当然，碑书中的圆笔和帖学中的圆笔又属两个不同的本文概念，此不论）。书法实践早已证明，对碑与帖相互融合已属一种不近事实的理想。尽管一些碑帖书家在各自对应的方向上从审美情境层面可以吸收一些东西，但在碑帖“混融”这一点上，古人都是没有懂得这个道理的，更何况今之未入其门的众评者。
刘云泉书法线条的流畅处，他人可能又要附会以“碑化帖”，其实，这种“帖”式的引带与连笔，乃为书写者本人调节整个章法时的一种自“然”的先天感觉，从线条的质感上来看，这幅作品丝毫没有“帖”学的迹痕。高手过招，接受者若不辨昧爽，必然做无端浮想，评论者自流牵强造句。笔者揣度，刘云泉先生的书法理性未必就胜过他自己的感性，可能，冥冥之中他在艺术上所据有的才情才是他得以创造与通会的绝为玄妙的际响。
刘书风格主要由《爨宝子》蜕出，故从表面上看来结字诡异而气格狭小，而实质上，刘云泉书法作品由于他对用笔的深度阐释，他的书法作品完全可以说是恣情信笔、仪态大方的。
当然，刘云泉先生在一些作品中，可能因他思想的怪异而创作了一些过分夸张的书作，整幅气息尚佳，而就在个别结字大笔画上出现非常“撑’眼的生硬伤痕，以致使整篇作品降调。如，刘先生几乎在“走”“厂”偏旁的一些处理中，尽管其出处还是由《爨宝子》变出，但由于他多年构造之积习，极大地危害了他书法章法的气息。在与刘先生多次的交谈中，笔者不同意刘先生审美观点的是：他的书法作品还是表现平稳一路的书作更精彩，更动人。尤其，我们能在他很少夸张的绘画题跋上更能窥视到先生在书法上迥出前贤、不同凡响的艺术造诣。
在当代书坛对刘云泉先生书法的批评上，绝对不属其书作怪异的问题，而是你对刘云泉先生书法大创造的认知从哪一个角度去感受、去接受的问题。其实，艺术之美丑是两个同质的概念（必须去俗），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趣”搭界，划掉这个中间元素，那么，无论在对书法作品的接受上，还是在对概念的争论上，就或轻或重地显示出确认艺术价值观上的分歧。如果，当你从书法笔法、章法、笔墨、理趣等等综合因素来阐释作者代表性作品时，在能与古人作品对接的自然关联中所发生的质性回应，就是对书家个人、对历史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作者本人深具学术意味的批评。
因而，我们应当相信，在当代碑学体系的原创性上，刘云泉与孙伯翔先生的确已走得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