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四种选择：第一，让所有的落水者上船；第二，只让一小部分人上船；第三，出于利他主义，将自己的座位让给落水者；第四，干脆不让落水者上船。第一种选择当然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允许所有落水者上船，救生艇会因超载而沉没，这是愚不可及的；第二种让一部分人上船的做法看似合理，但也会面临让谁上船、如何做到公平筛选这类难题。况且，既然对一部分人网开一面，那么自然会有大批落水者蜂拥而至，随着船员的增加和混乱的升级，也许船上的人必须做出“要么杀死那些强行登船的落水者，要么允许所有的人上船”的选择，其结果或者主动杀死落水者，或者做出第一种选择。第三种让高尚的自己死去而让利己的他人活着，是最糟糕不过的。第四种虽然残酷，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是最优的，因为“有限”、“稀少性”叫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哈丁的结论。
根据这一逻辑，哈丁建议发达国家拒绝来自穷国的移民，因为移民会给富国带来灾难。但现在的情况是，发达国家比哈丁做得还绝。只是有选择地拒绝，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贡献的高技术人群，才让他们真正上船。至于广大的普通劳工，只是当做工具来使用，用到没用时就丢掉。
说到这里，不妨将西方意识形态中有关自由移民的主张复述一遍。按照彻底自由主义——为当前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区别而拟定的一个词——观点，一个人不管去哪儿，都应当是他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移民观在学界很流行，甚至影响了国际法。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其本国。”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二条将这一原则扩充为：“一、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留之人，在该国领土内有迁徙往来之自由及择居之自由。二、人人应有自由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理想是好的，但美国尚未缔结此盟约，而许多缔约的欧洲发达国家对该十二条，都持保留态度。
多么美好的理想，多么残酷的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逻辑。
中国如果想在生意场上超过西方，就不能做这种缺德的事情。不管生意是大是小，只要有赚，就不应当放弃。就是偶尔做了几单赔本的生意，也不要紧，因为只要总体上劳动力入超，中国总体上还是会赚的。更何况目前西方国家能够开出高工资，在高端市场一块，中国尚做不过人家。如果在低端市场慢慢培育起来，做到一定程度，再在高端市场一并通吃，那时就有西方好看的了。
换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他来到中国，做出的贡献只要略略大于他在中国所消耗的成本，那么吸引他移民就是值得的。事实上，考虑到移民者通常都属于青壮劳工——就像城市中的农民工通常都是中青年，实行一种不分能力高低，普遍性的移民政策，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以美国19世纪的移民政策为例。1864年美国通过《鼓励外来移民法》，倾向于不加区分地鼓励移民。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甚至向美国驻欧洲的外交官发出通告，要求他们把吸引欧洲移民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外交任务来对待。为了从欧洲招募熟练工人来美国工作，一些企业还组团赴欧洲招聘。它们在欧洲许多报纸上刊登广告，印发小册子，对有移民愿望的欧洲人描绘美国诱人的前景。一些企业还对愿意移民美国的欧洲人提供所需的路费。在这种政策之下，大量的人口涌入美国，其中不乏老人、妇女和孩子。政策上虽然不做区分，但总体上移民的人仍然是青壮年。笔者手头的一个数据说，1871—1892年间，美国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中，85%的人年龄在14岁到44岁之间，并且以男子居多。这些移民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为美国的棉纺织业、采矿业、建筑业等提供了劳动力。在美国东部的隧道和铁路工程中，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北欧人是主力。
毕竟，能够移民并且乐于移民，大抵属于青壮年。即使有少部分移民因为年老体弱或者其他原因没有作出重要贡献，但照单全收的时候，主体部分仍然属于那些年富力强并且能够作出长久贡献的青壮年。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是李斯《谏逐客书》的文字，希望为政者反复念之。
这里不妨讲一讲华人的海外移民问题。
很有可能，华人是世界上移民他国最多的一个族裔。而从移民的范围来看，华人的移民恐怕也罕有其匹。直到今天，据说一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一些撮尔小国都有华人的脸孔与足迹。
而华人移民的最大对象国，恐怕非美国莫属。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华人的贡献值得重重记上一笔。且不论当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的贡献，即以早期改变了美国早期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的“西进运动”中，中国劳工的作用可说厥功至伟。这场运动以铁路建设为中心，而铁路是以中国劳工的血汗和生命为代价来完成的。至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铁路沿线还可以看到一个中文题字的金属牌匾，上书“加州铁路，南北贯通。华裔精神，血肉献功”。
中文作者一提起这段历史或者海外华人时，自豪之情，溢于纸上。但是，中国人远涉重洋为美国作贡献，得到美国政府的感激，那是自然的。但中国人也要为此感激吗？以邓稼先与杨振宁二人为例，也许从人类知识的进步角度来看，杨振宁的贡献要大一些，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邓稼先是一个更应值得记取的名字。今天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取得比此前较好的一个地位，都是邓稼先以及无数类似邓稼先的人的艰苦奋斗而争取来的。
这里无意批评华人的移民海外。在一个无法实现工业化，尚被马尔萨斯问题所困扰的国度里，人口不是资源，而是一种负担。虽然移民海外，最有利的是移入国，但对于中国来说，也多少是有利的。考虑到后来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人，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和赞扬。
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人口已经不再是负担而且更是资源的时候，仍有大量移民出去，真可谓“弃黔首以资敌国”。2007年3月，网上的一则报道说，中国的留学生毕业不归率全球最高。读后令人无语。
中国人出去打工，并不是中国的光荣。中国的光荣，应当建立在其他民族来华打工并成为中国人的基础之上。
吸引移民的好处，已如上述。但看现在世界各国，在移民政策方面都极其严格。而笔者所主张的宽泛的移民政策，似乎有些过于慷慨。为什么这种能够大幅度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政策，却被这些国家所拒绝呢？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所以如此严格，理由有二：一是担心所谓的“殖民”威胁；二是担心外来移民影响总体的社会福利水平。这是救生艇主义的典型思维，当然，我们也不必苛责他人。设身处地，如果中国的情况也与它们类似，恐怕中国的移民政策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
但是中国有其自身的优势，因此可以大力推动这种宽泛的移民政策。第一就是中国人多，完全不必担心外来民族改变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历史上最宽容的民族，它本身就是各个民族千百年来融合而成的一个共同体，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其他民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试举一例，几千年来，犹太人辗转世界各地，永远保持着自身的民族特色，拒绝与当地民族融合。但是宋代来到中国的犹太人，我中华民族却从未抱有歧视之心，与之通婚，分配土地，鼓励参加科举，结果连世界上最难以同化的犹太人都被消融到这个大熔炉之中。中华民族堪称民族融合的典范。
那种担心外国人殖民威胁的民族，往往是弱势心态。前些年，一些中国人到俄罗斯远东去打工，便惹得一些俄罗斯人愤愤不平，以为中国人要移民，要威胁其人种了。为你出了力，为你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反遭到如此的诬蔑，这样一种忘恩负义的心态，短浅的眼光实在让人无法恭维。不过，也多少有一点理解，尤其是在俄罗斯人口下降的时期，怎么看其他民族总是忌妒与怀疑。如果中国因经济增长而吸引了外国移民，我们完全不必有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心态。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是目前的社会福利尚不是很高。社会福利是一种成本，但又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它有减少社会摩擦、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同时可能会引发接受社会福利的人采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策略，拒绝为社会作贡献，而堕落为社会的寄生虫。政治哲学中有一个困境叫善人的困境。假定存在富裕的善人与贫穷的懒人（当然也有富裕的懒人与勤劳的穷人，但他们不构成社会问题），对懒人来说，自己最希望的是自己不工作，但希望善人予以援助。而对于社会来说，最优的情况是懒人工作，善人同时予以援助。在这种博弈格局中，其结果视社会福利的水平而定。如果社会提供高福利，那么懒人就自然不愿意工作了；而如果社会的福利水平不高，那么懒人就不得不努力工作以挣钱养活自己。
西方社会的福利比较高，尤其是西北欧国家。这事实上造就了相当一批不愿意工作而仰赖社会福利为生的懒人。这种高福利使得降低了社会的活力，而为了维持这种高福利，又不得不对外来移民实施限制，并最终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目前的总体福利水平不高，正好可以大量吸引移民进来，而不必担心为此付出较高的成本。当然，中国生活水平迟早会上去，并且会因此吸引更多的外籍劳工。希望我中华民族以博大的心胸欢迎世界各国的劳工。不仅要欢迎他们来中国工作，更要欢迎他们在中国落户，而不是季节性的工人。到那时，中华民族应当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胸怀。如此产业才不至于空心化，如此中国的竞争力才能够保持，如此中国才能够登上世界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