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穷国，或者说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人能够拿到一种畸形的高工资，实在值得好好探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高工资，并不是相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论，也不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而只是相对于该国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均衡所实现的理论工资所言。这种高工资的坏处，前面已经指出，但是因为它的普遍性，我们不可以轻易放过它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这是源于现代工业从中心国家扩展至边缘国家时所造成的依附而引起的。现代工业从西方进入发展中国家时，它或者是面向出口市场，如拉美；或者是面向国内的市民或上层阶级，如旧中国或当代印度。不管其产品的市场所在，由于该产业是从西方移植过来，在其工业化之初，由于依附国的技术力量的薄弱，其产业工人必然会拿上相对于本国其他国民较高的工资。
但是根据逻辑，尽管最初穷国工人能够拿到高工资，但如果有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工人的工资将被压低，并最终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为什么旧中国、当代印度以及拉美国家没有实现这一点？这很可能是原于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下面列出几种可能的重要因素。
一种因素是总体国民素质太差，太多的文盲根本无法进入市场与现有的工人竞争。文盲虽然也可以称之为劳动力，但他们基本上无法进入制造业，而只能依照传统在农业中天然就业。如此表面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事实上是一种假象，那些新进入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人尚无法从根本上把劳动力价格降下来。60年代以前的中国与当代印度的高文盲率与工人高工资存在着相关。
一种因素是，现有的工人具有强大的谈判能力，从而保证自身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较高收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当代印度也是如此，前些时间因为本田开除一个不合格的员工印度工人就举行大罢工。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罢工在本质上是对一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反动。当然，工人谈判能力不一定就表现为自身的罢工，另一种表现就是政府也倾向于维护现有工人的利益。据说到印度投资的外国公司都很为印度的劳动法头疼。上个世纪50年代前半叶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比较突出，当时的政府极力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
另一个因素是传统。这里指劳动力再生产所包含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妇女和儿童都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地方，劳动力的价格不仅是该名工人的维持生命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还必须包括其家人的生活所需。我们看50年代的中国工人，当时的一个常见情况是，一个人有工作，可以养活七八个人。虽然工资只有六七十元，在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三四个小孩的情况下，而老婆只在家持家务。这样的日子不可能过得很宽裕，但无论如何，毕竟能够生存下来。这也说明一个普通的劳动力价格并不低。
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个市场太依附于西方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产品主要是面向出口，而投资却来自于多国公司。多国公司当然能够开出高工资，但是本土的制造业却无法发展起来。没有本土的制造业投资，自然也就没有劳动力需求，而现有的制造业工人，实质上与其公司管理层一起，构成了买办力量。他们不是促进工业化的力量，相反成了阻碍工业化的势力。
上面说了这么多，它们表明，当穷国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工人高工资是一种普遍现象。相形之下，目前中国工人的低工资虽然是市场化的产物，但从历史来看，却具有特殊性。我们已经摆脱了拉美陷阱，对此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凭什么就能够将工人工资降下来呢？
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找客观的要素禀赋，因为在这方面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与中国差不多，而非洲的穷国似乎更有理由拥有廉价劳动力。这似乎应当寻求历史上的转折点，就像诺思将专利权的发明视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一样。
真正的秘密就在于1958年。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一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7年。据统计，从1953年至1957年，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提高了40％。而这一切到了1958年，便完全改观。
直接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措施就是中国政府降低工资水平，并且在此后将职工工资冻结了几十年。1958年2月6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要求：今后新录用的建筑业中正式的和临时的普通工（一级至三级）的工资既不可超过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过多，又要照顾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因此，他们的工资标准，应该以相当于当地普通工主要来源地区的一般中等农业社中劳动力较强的农民的收入加上城乡生活费用的差额为原则予以规定；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今后新录用的临时普通工的工资标准，应该大体相当于或者略低于当地建筑业普通工的工资标准。
这一文件出台前后，国家有关工资方面的政策，如计件工资、奖金、稿酬标准，几乎普遍都程度不同地下降或者取消，停止了企业经常性职工升级工作，调整工资由国家统一安排进行，调整次数减少；工资标准和工资等级线一再下延，工人技术等级和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实际上已无法执行，不少年份全国工资水平出现下降。当然，在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降低并冻结工资并不限于工人，对干部的影响也非常大。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决定在1957年降低后的国家机关10级以上干部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1、2、3级的工资标准合并一级，并且降低为400元，从而缩小最高工资标准与其他各级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50年代前期，干部家里请保姆的现象还非常普遍。很多年后，习仲勋夫人还提起当时他们有四个孩子而没有请保姆的现象，以说明与其他干部的差距。自1958年以后，家庭保姆几乎在中国消亡了几十年。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措施是让妇女进入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几乎将产业劳动力由此而扩大了一倍。尽管早在旧上海，就有女性包身工的存在，但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家务劳动仍然是常态。1958年的大跃进摧毁了家庭保姆这一行业，让孩子的保育成为一种社会性事业。当时还办公共食堂，从而消灭它作为家务劳动的内容。尽管在这方面，大跃进并未实现它的目标，大部分公共食堂停办，许多孩子仍回到家里，但有一点已经改变不了，那就是整体上妇女已经进入各种产业。她们大炼钢铁、当幼儿园保育员，走进田间，组织社会工作，进入各行各业。手头有个数据，1958年，农村中95％的适龄妇女，全部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城市不清楚，但相信不会低到哪里去。妇女必须参加工作，这一观念自1958年才发生彻底而不可挽回的变化。记得80年代，有讨论就业形势的文章说，妇女不妨回到家庭去。这话一说，简直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事实上，妇女待在家里，这恰恰是1958年以前的中国以及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常态。无论如何，自1958年以后，中国的男性工人事实上已经无法独占制造业的职位。由于半边天的进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了坚固的基础。
与上述两大改变相适应的是，地方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兴起。仅仅有劳动力进入市场，但没有投资是没有意义的。1958年地方工业与集体工业的兴起，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低估的。张五常教授翻来覆去夸奖北京的改革，以为层层合约的设计堪比神工鬼匠。在他眼里，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地方管理工业确是中国的独到之处（关于这一基本结构的重要性，有兴趣者可以看钱颖一等人的论述，这里不必赘述），但它是1958年的发明，而不是后来改革的产物。
所有前面这些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积累率的大大提高。1958年降低工资水平，这意味着总值中用于消费部分的减少，这部分节约下来的钱并没有蒸发，而是用于投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中国取得了很高的积累率。在1958年以前，积累率一直在24％左右，但1958年一下将提高到33.9％。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此后，只有在少数的几个年份上，中国的积累率才暂时回落到30％以下。这个成就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有必要对1958年的工资调整再说一两句。初看上去，1958年的做法是一种人为的调整，它似乎有悖于政府应少干预的主张。但是有一点足以为1958年辩护，那就是，80年代以后，私营企业兴起时，其工人的工资仍然普遍低于国有企业职工，并且国有企业职工仍然相对较高的工资以及高福利让它在市场竞争中节节退败。如此说明，1958年的人为降低工资，仅仅只是将中国工人拉向市场均衡价格走了一大步，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无论如何，必须对1958年说声感谢，因为它才以大手笔真正奠定了后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格局。80年代的市场化只是一种顺水推舟的步骤罢了。
上个世纪50年代，结束战乱的中国开始了一个工业化的历程。当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大国，除了中国，还有巴西、印度、阿根廷等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资源禀赋并不占优势。但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却脱颖而出，在工业化过程中走在了这些国家的前面。今天来看，这与50年代时的工资调整以及其他相关的政府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今天，中国的工人工资仍然低于印度，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更不要因此而对于中国道路妄自菲薄。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工人的收入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终有一天，不仅仅中国工人，而且所有中国人都能获得体面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