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农场”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其实并不清楚，估计应该在顾陇到鸭子港之间。下乡8年，不算定埠，高淳境内几十个公社、农场我仅去过下坝、东坝、青山、双塔和保胜，路过古柏和砖墙。知道“东方红农场”完全是因为“狗司令”臭名远扬。
“狗司令”是一个64年邢燕子、董家耕那批因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入户，“老三届”人称呼他们叫“老插”，以与后来者有所区别。64年在中宣部倡导下，各地“现代戏”不断出现，豫剧《朝阳沟》应运而生，故事情节就是用了这个主题为基调，写出了城市姑娘银环和农村青年栓保到农村扎根的爱情故事，成了脍炙人口好戏，上演后久经不衰。
考证了一下，64年到高淳的南京人不是很多，后来大都数被县里安排到县化肥厂，机械厂，或国营农场工作，这些都是还在出现“老三届”“扎根”运动之前的事情。这批人中有一位当年安排在化肥厂工作的人后来当到县长还是县高官，风光一时。俗话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狗司令”在其中是属于“下九流”的，最后以牢狱生活而落幕。
“狗司令”叫孙玉礼，是当时安排在“东方红农场”的一个城市青年，他在周边方圆十几里闯出巨大名气，是因为和另一个同为农场职工叫刘四宝的人在农场养了几只大型犬，经常带出“游荡”，使乡人唯恐蔽之不及，在乡人眼里和真正的“日本鬼子”享受同等待遇的位置，很是不待见，定埠也是他们常来的地方。
高淳在江苏版图上处于西南边缘，与安徽省宣城、郎溪等的多个县交界；定埠在高淳版面上处于正南部，与江苏溧阳县和安徽郎溪交界，其乡驻地就与郎溪县定埠乡隔河相望，形成不省份的同名乡。下放那几年，“知青”和“下放户”高淳这边由高淳县本土的和“南京鬼子”、“常州鬼子”构成，而郎溪那边则由郎溪本土的和“上海鬼子”组成。不是地域偏见的问题，我还是要说，上海人都是一群心理阴暗的群体，尽管我也算有几个上海亲戚，但我仍是要这样客观地评定。郎溪的“上海鬼子”的行为往住令人无法理解，有靠“三只手”生存的，有靠上街行乞的不一而足，人数还算不少。不是说“南京鬼子”和“常州鬼子”中没有靠这行“扒窃”谋生的，或“流入风尘”的“笑贫不笑娼”，但绝对没有混入“丐帮”的，定埠“街上”就曾有过好几个“上海鬼子”拜倒在“洪七公”门下，而且是“污衣帮”。客观来说，“扒”这行业是不分地域的存在，我亲眼见到过公社分管“知青”的赵秘书“语重心长”劝诫当时住在公社卫生所后面的记不清一个到底是姓王还是姓张的“南京鬼子”要“洗新革面、回头是岸”。姓王的还是姓张的“鬼子”手里拿着好几张崭新的十元大钞，恳求赵秘书帮忙，希望到生产队买回全年口粮。“三掌柜”告诉我，这就是个贼王，长年流窜各方，很少回乡，是公安机关的“常客”。这毕竟只占少数，不象“上海鬼子”批量产生，层出不穷。
公社卫生所在“街上”中间末端，前面我谈到过，高淳定埠其实是依附于郎溪定埠延生出来的产物，当年郎溪定埠青石板路面，两边各有铺面相对，古朴庄严。隔着几个店铺就有一、两人宽的巷口向延深处伸展，地面同样铺有青条石路石，使人在静宓中产生淡然、遐想，这一切组成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江南的小镇气息；而高淳定埠这边仅是一条“丁”字型石板路，“一”字部分稍长许多，另一部份相对稍短不少，石板仅标志着公社驻地范围，有出口处再无石板连接。卫生所后面其不归公社直辖，是个什么大队，这个村我去过两次，都是跟着“三掌柜”和“毛头”后面“瞅热闹”。第一次去到了一个“常州鬼子”家，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单身男人，见人是那种淡淡地平静，并不热情，更不拒绝。“常州鬼子”下放是家庭式的，单身比较少见，于是好奇。家里家俱陈置很是简单，但整洁到一尘不染；墙壁用报纸仔细糊过，使本不大的房间更显“辽阔”；家俱简单到除床、凳、桌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让人眼睛一亮得是床边紧靠墙壁那个四层的柳条书架，书架放的位置说明主人并不想使之显眼，但相对屋里不多的简陋中，书架仍是那么醒目。书架最下层好象放着鞋子等杂物，上面全是书，书最上层中间显眼处放了四本伟人选集，可以看出是主人有意为之，其余都是些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和外文书藉，令我刮目。
不认真得去考证的话，我也算个“爱学习”“追求学问”的人，下去的时候，我把家里能拿到的最高知识书藉都拿了下去。我们家当时学历最高的是我父亲，学历是“相当高中”，他的书在家里满满一书柜，但全是些“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联共（布）党史”等“形而上”的东西，很是枯燥；我母亲是解放后在江苏省干部速成学校拿到初中文凭，用的课本语文相当于现在高中，数学则相当于我们小学五年级就学过的繁分数；其实当时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是我姐姐，差点初中毕业，于是便把她课本带了下去，拿得只是“英语”。我姐姐就学的“南京九中”当时教学水平还算不错，初三上半学期已把全年的课程教完，并在学习学校印制的其它教材。在家闲散时，一个人在家，总喜欢在看史书看累了，就找出姐姐的“英语”书，凭着音标读着玩，也汇集了一定的词汇量。
专心扫过单身汉书架，医学书我是无论如何是看不懂的，不管哪国文字，在书架下层突然看到一本外文书籍，平装英文版的《格里佛游记》，我姐姐教科书里有“格里佛游记”片断，因些我认得出“Gelifouji”，于是指着书本向单身汉问了句“Gelifouji”？其中不乏有点“卖弄”（亲们，请原谅我年轻时地浅薄虚荣）。单身汉看着我没说什么，在他单调的几乎平面地表情上依然无嗔无喜。我以为是我仅凭音标得来的口语不太标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当然相对第一次问话时少了许多自信，得到地依然是无嗔无喜的平面，完全冲毁了我带有“卖弄”的现摆，于是我也沉默，一直到随大家出来，无嗔无喜，只是多了些许失望。“三掌柜”告诉我单身汉下来后就在卫生所上班，他们去串门，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坐一下的地方，彼此几乎没什么交流，除了每次敬给他香烟他会接过去，然后点燃默默抽着。后来看到描写“陈景润”的文章，我突然想起那个单身汉，悟出这类人都有着一个难于贴近“红尘”地“崇高”，让人们无法仰望，更不用妄谈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