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1934
Marie Curie
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只有需要理解的东西。
波兰裔法国籍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以及发现两种新元素钋（Po）和镭（Ra）。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获得两项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蠢”女孩的逆袭
文/正经狸花
“我过去太蠢了。现在的我也很蠢。在余生的每一天里，我恐怕会一直都这么蠢。”
写下这段话的那一年，她还不到十九岁。
谁会想到，这样一个深感挫败的少女，会在短短十多年后成为殿堂级的科学家呢？
假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初始设定，那么，她的初始设定，除了成绩还不错之外，可以说全都乏善可陈——
她有着女孩最常见的心性：会犯傻，会犯倔，会为渺茫的希望孤注一掷，也会为浓浓的爱意飞蛾扑火。
她并非衔着金汤匙出生。从家庭到社会，乃至整个时代大背景，给予她的支持都微乎其微，强大的阻力倒是从不缺席。
她甚至从未受过“金手指”的垂青。她说：“我从来不曾拥有过幸运，将来也永远不指望幸运。”
所以，当她终于走入曾被认为只属于男人的科学世界，靠的不是幸运，而是简单的八个字——把握主动，拒绝恐惧。
如今，她已经是20世纪对世界贡献最大的人杰之一。她的画像，被展示在中小学的教室里；她的格言，被引用在励志作文里……但这不过是故事的结局。
唯有从故事的开头说起，我们才更容易看到，这个“蠢”女孩，是怎样完成了她的终极逆袭。
1
如今，她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居里夫人”。更熟悉她的人会知道，她是玛丽·斯科洛多斯卡·居里。
不过，起初，她叫玛利亚。
玛利亚的父亲在波兰华沙的一所大学任教，母亲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幸的是，恶疾早早夺走了她的母亲和长姐。
她喜欢上学。可是在沙俄统治下，随时会有“督学”闯进教室严禁老师讲授波兰文化。这种来自侵略者的羞辱，总让玛利亚在课桌下默默握紧了拳头。
缺失的母爱、贫寒的家境、高压的气氛，没有耽误她以最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然而，她无法继续深造。不光是因为父亲收入微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波兰，没有一所大学肯招收女生。
不给你任何机会，并不是因为你不聪明，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仅仅因为你是女人。这就是那个时代对玛利亚的回应。
她面前只剩下两条路，也是19世纪像她一样受过教育的贫穷女孩的“唯二”出路：要么，早早嫁人当家庭主妇，从此围着孩子和灶台打转；要么，就当个女家教，挣钱贴补家用。
她选择了后者。
当时距离《简·爱》面世已经三十多年，可是家庭女教师的低下地位，仍与《简·爱》的时代相去不远。才十六岁的年纪，她已经充分品尝到了这份工作的辛劳与卑微：家长往往把她晾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让她瑟瑟发抖地等上很久；或者随便拖欠她的工资，虽然只有很少的薪水，却是她数着日子巴望的救命钱。
一年后，为了增加收入，少女在严寒中启程，离开年迈的父亲去异乡的陌生家庭里工作。下了长途火车，还得再搭马车走上五个小时。
总算新雇主不像她从前的雇主那么傲慢刻薄。玛利亚与学生们相处甚欢，还能在课余时间为村里其他孩子补习波兰语——当然是冒着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危险。
接下来的故事，仿佛偶像剧一般。大少爷卡西密尔从大学放假回家，惊奇地发现庄园里多了这样一个金发少女，她不仅能即席赋诗，舞也跳得极好，骑马、驾车、划船、滑冰样样得心应手，全家甚至全村的孩子都喜爱她。情窦初开的他，很快沦陷在玛利亚的读书声里。
而十八岁的她，也傻乎乎地喜欢上了这个英俊而温柔的少爷。
看起来，《音乐之声》女主角“玛利亚”的浪漫故事，就要在她身上上演了——年轻活泼的女教师，为沉闷的大户人家带来生机，先俘获孩子们的心，再俘获如意郎君。
这对小情侣满心以为，既然卡西密尔的父亲能亲切地同她散步，他母亲总是对她关爱有加，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崇拜她，还为她准备生日礼物和鲜花……就说明这份爱情一定会得到全家的祝福。
但他俩太年轻，也太天真了。
富一代和富二代之间，差距何止霄壤？《音乐之声》的男主角可以在确定心意后立刻向他的“玛利亚”求婚，因为他人生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卡西密尔却只是一个每月领零花钱的“妈宝男”，能不能迎娶玛利亚，还得看家长的脸色行事。
现实是，卡西密尔的父亲大发雷霆，母亲几乎晕了过去。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声称平等对待玛利亚的家庭里，无法逾越的界限竖立了起来。卡西密尔面对以剥夺继承权相威胁的父母，很快服了软。
她的初恋就这样破碎了。
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当然可以含住眼泪骄傲地离开。
可是，玛利亚却不得不硬生生咽下这份屈辱，留在这个气氛尴尬的庄园里教书。
因为她得把一半收入寄给在法国巴黎求学的姐姐。她不能失去卡西密尔家给的薪水，不能让父亲为这事操心。她只能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她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她似乎总是一次次从失败走向失败：一心想要深造，结果却只有失望；拼尽全力工作，永远入不敷出；初次坠入爱河，自尊被践踏了一地。
都二十二岁了，还只有一张中学文凭，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随时可能被炒鱿鱼，前路渺茫而不可知。
不过，她渐渐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非要一次次等待被他人选择呢？
与其抱怨大学不接受我，何不主动去找肯接受我的大学呢？与其祈祷遇上脾气好的雇主，何不提升自己、走向更高的平台？与其寄希望于无法自立的恋人，何不找一份不会离弃自己的终身事业？
若是停滞在等待被他人选择的位置上，任你聪明勤奋还是貌美如花，主动权永远都不会在你自己手里。
2
当她终于攒下钱、回到父亲身边，已经是相当于21世纪的许多女生大学毕业的年龄。而玛利亚才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进入实验室，摸到了试管、静电计和精确天平。
实验室藏在波兰华沙的工农业博物馆里。这博物馆专为瞒骗沙俄当局而设，波兰青年在这里学科学、做实验，不容易被沙俄“督学”发现。
她白天教书，晚上自学，深夜回家躺下，却久久无法入睡，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感充盈着年轻人的内心。长久以来无法明确的使命，就在“博物馆”的试管被她握在手里的那一刻，对她发出了强烈的召唤。
这时，卡西密尔又偷偷约她见面。他俩在山中散步，再一次谈起未来。大少爷对她倾吐着他已经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可这一回，玛利亚没有再流泪。她惊讶地发现：对初恋情人的絮语，自己只剩下厌烦。
如今卡西密尔面对的，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女了。
心灵的双眼一旦睁开，就不可能再安于蒙昧。还有什么东西比探究支配宇宙的定律更醉人呢？还有什么东西比追寻人类智慧的极限更神奇呢？与它们相比，爱情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显得多么乏味啊！
现在的她，对当庄园的大少奶奶已经失去了兴趣，她只想将灵魂献给描述物质的终极规律。
所以，她拒绝了他，孤身来到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求学。
这个大学愿意招收女生，为了方便生活，她把名字改成了法语名字“玛丽”。
只是，即使一路磕磕绊绊地从波兰乡下闯到了巴黎，她却依然没有戴上女主角的光环。这个二十四岁的超龄大一新生发现：教授们用法语授课，她时常跟不上语速；她的物理和数学功底不扎实，比法国正规中学的毕业生差得远……
很多年以后，玛丽说出这样一句名言：“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需要理解的东西。”年龄比同学大、基础比同学差、学习任务繁难，算得上可怕吗？要是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障碍，那只能说明你的目光偏离了目标。如果自始至终都只朝着目标进发，那么，途中的一切都只是成功之前的风景，而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既然“金手指”无法降临，玛丽唯一的选择是——笨鸟先飞。
她住进最便宜的阁楼，没有电、没有火、没有自来水；脸盆里的水结了冰，她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被子上，再把唯一的椅子压在上面，给自己一种盖着厚被子的幻觉；她不愿意浪费钱和时间在做饭上，常常饿着肚子用功到凌晨三点，导致她一站起来就头晕眼花，倒在床上昏睡四个小时，闹钟一响就起身去上课。
在学校里，金发的她相当美丽耀眼，以至于闺密不得不用伞帮她挡住那些献殷勤的男生。
但她始终不曾用美貌交换任何东西。在四年穷苦而孤独的时光里，她心无旁骛，沉浸在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中。要知道，这可是她第一次可以主动将幸福握进手心。
若是此时因分心而失败，她会退回怎样的命运中去？继续当朝不保夕的家教，还是幻想钓到金龟婿？
她已经见识过那种命运的可憎，所以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也许是玛丽太“蠢”了吧，她的眼睛看不到轻松的捷径，只知道傻傻地把所有白天都花在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再把所有的夜晚都花在滴水成冰的阁楼书桌前。
于是，她在二十六岁拿到了物理学士学位，一年后又拿到了数学学士学位，迈出了通往科学世界的第一步。
3
接下来的故事，你大约早已从课本中熟悉：玛丽与皮埃尔·居里在实验室朝夕相处，因为灵魂有着共同的底色，他们被彼此吸引。然后，她变成了居里夫人。条件窘迫的新婚夫妇自己掏钱购置仪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毒烟四溢的院子里，她用跟自己一样重的大铁棒搅动沸腾的沥青铀矿，在灰尘四起的破木棚，她为保存好不容易分离出来的镭结晶而苦恼……穿过这一切难以尽言的艰辛，她最终迎来了成功。
听起来似乎尽是苦尽甘来、扬眉吐气。然而，佳话背后，仍有重重阴影叠着阴影：
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却无法申请一个最普通的职位；
她独立完成了镭的提纯，得出对放射性物质的结论，却只被视为丈夫的助手，而其实，皮埃尔是在她开始研究镭两年后才加入的；
她为了获得研究资助，参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却被多方阻挠；
她甚至没有资格在科学院朗读自己的论文，只有作为她研究伙伴的丈夫有这个资格……
这一切，与她当年拿着金质奖章从中学毕业，却无法就读华沙任何一所大学一样：只是因为性别。
当时的舆论界往往把玛丽描述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皮埃尔当选院士后，某小报发表了一篇绘声绘色的“访谈”：居里夫人声称她身为女子，唯一心愿就是帮助丈夫工作。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玛丽愤怒地致信报社：“我从未与贵报任何人谈过话，也从未对任何人表达过文中的意思。”
“女人天生缺乏理性，逻辑思维能力也差。”“女生就不要选理科了，后劲肯定不如男生。”“学得好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嫁人。”哪一个女孩，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些针对女性学习能力的评论，真的客观吗？
事实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肯给居里夫人证明实力的机会，甚至对她已然显露的实力视而不见。偏见的背后，是恐惧。保守者们不敢承认：女人完全能够成为历史性科学发现的主导者。
直到皮埃尔因车祸去世五年之后，玛丽用自己独立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给了歧视者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就在第二个诺奖颁布之时，一场更大的舆论风暴向她席卷而来。皮埃尔生前的学生、比玛丽小五岁的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走进了她的生活。同皮埃尔一样，朗之万也与她志趣相投，愿意成为她新的助手、爱人和战友。糟糕的是，他已婚，而且妻子不同意离婚。
更糟糕的是，玛丽情感炽烈的情书落入“狗仔队”手中，一夜之间登上法国所有小报的头条。
年逾不惑的她，还像十八岁时一样“蠢”，竟然毫不掩饰地白纸黑字表达了自己的情欲。要知道，在当时，女人主动触碰这类话题为世俗所不容。老百姓用石头砸坏了她的窗户，要她滚出法国；科学界也不断有人给她写信，骂她私德不端。
滑稽的是，即使是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男科学家身上，一切依然会风平浪静：与她同时代的爱因斯坦，不但离婚、再婚，还为了自己的享受把一个私生女直接送了人；婚内出轨的保罗·朗之万，也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甚至后来又有了下一任、下下一任情人，而且始终没有离婚。
她原本就背负着额外的重担才艰难地走上山巅，却被采用双重标准的苛责拉回了谷底。她的精神一度被打垮，不得不在医院度过了三年。
这一次，就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能拯救她的依然只有她自己。她不需要他人的怜悯和原宥，她只需要时间疗愈自己的伤口，然后重新把握主动。
于是，玛丽挺了过来，继续全情投入地工作了二十二年。
她甚至在晚年开着自己发明的X光机医疗车上了战场，训练了一支女性志愿者X光医疗队，监督建设了二百个战地医院放射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救治了超过一百万名士兵。
世界曾经投以她冷眼和嘲骂，而她只是静静地，报之以智慧和慈悲。
就算在今天，成功的女人也往往要背负双重压力——既要在事业上挥斥方遒，又要做个贤妻良母，还得被一遍遍问到“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以至于2019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女科学家颜宁忍不住发问：“为什么从来不问男人这个问题？”
其实，玛丽本来已经排除万难、实现了这种平衡：在生下大女儿的同一年，她做出了第一次研究成果；她在实验室忙得脚不沾地，同时开办家庭学习班，两个女儿一个被培养成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一个成了音乐家和作家。
她育儿，她持家，她爱国，她不慕荣利……是不是似乎已经很完美了？
不行，她还得继续做到社会期待她做到的温柔贞洁、神圣无瑕。
一旦她做不到，等待她的就是舆论的血雨腥风。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架上高高的神坛呢？她并不是只活在课本中——远在云端，不苟言笑，不食人间烟火。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情也有执着，会做梦也会犯错的女人。
所有刻板完美的女神形象，以及对女性无限拔高的要求，并不能为女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鼓励，只会成为前进的掣肘。
幸而，如今她的身份终于被还原为一个为全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她不再需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助手，也不再需要据理力争私生活与工作成果无关。
从波兰乡下的贫穷女家教，到二十四岁的大一新生，再到三十六岁的诺奖得主，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她逆袭成功，并不因为她是某某夫人，仅仅是因为，这个“蠢”女孩为自己心爱的工作用尽了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