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叶，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民主启蒙、工业革命已经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上领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则成了欧洲和世界的霸主。但英国对沉睡的东方雄狮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当时清朝的ＧＤＰ居世界第一，人口世界第一，并且有悠久的历史。可清朝的真实情况就好比是个花架子，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都无法与先进的工业英国相比；尤其是在军事上，清朝仍然处于冷兵器阶段，英国早已娴熟掌握和运用了枪炮；更可悲的是，清朝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不能自拔。
夜郎自大的轻狂，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较量，注定要经受惨痛的失败。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经过两年的休养，再加上各地大丰收，大清国国库稍有积蓄，朝廷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道光皇帝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这时，蹲在大清国门外的狼——夷人也瞧准了国富民安的大清日子好过了，认为这是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通过广东省的香港岛，往两广一带大量贩进烟土（鸦片）。
当时，朝廷对夷人贩烟并不禁止，都按正常商情对待；因为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有小批量的鸦片流入。因为定价太高，这种奢侈品一直是达官贵人的专利。夷人在鸦片一项上的赢利并不可观。现在国内大丰收，百姓手里或多或少有了银子，夷人便开始把烟土的价格降到了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地步，进货量一下子空前增大。
两广一带，鸦片真正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烟馆建得比茅厕都多。不久，别的省份也陆续有了烟馆。清国的烟民成千上万地增长，清国的雪花银子却被成船成船地运往海外。
鸦片的大量流入，白银的大量流出，使刚刚度过天灾的清国，又笼罩在茫茫烟雾之中。
朝廷这时倒忽然有些清醒，要痛下决心禁烟了。
其实，早在1839年，道光皇帝力排众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禁烟断了夷人的财路，他们自然不干了。
被惹怒的英国政府开始酝酿战争，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
也许，你会说，当时羸弱的清政府应该“以和谈作为权宜之计，继而学习西方，徐图自强、自主”，因为，作为弱者，没有权利言战，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还是不打的好。你还别说，面对西方列强对我中华的肆意掠夺，在清廷内确实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必须严禁鸦片，否则，“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就会不战而败、不战而亡。
另一种以穆彰阿为首的妥协派认为，禁烟不可硬来，要迂回进行，否则惹怒了列强的大炮，后果会很严重。当然，在妥协派中也有靠鸦片贸易肥了自己腰包的蛀虫臣子。他们怕就此断了自己的财路，所以，站在了穆彰阿这一边。
此刻，曾国藩的靠山是穆彰阿，很自然他站在了穆彰阿这一边。
只有生存下去才能有积蓄能量的机会，进而战胜对手，东山再起。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借鉴，如汉朝初期对匈奴、唐朝初期对突厥的策略。
可是，道光帝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对禁烟可能引起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自以为很有必要教训一下这些夷人，好让他们知道大清不是好欺负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千英夷能打到京津一带，威胁京师。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解清楚，而清朝当时的情况却是两眼一摸黑，《清史稿<林则徐传>》对此描述为“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
打仗都不知道敌人的装备如何，这种仗如果取胜了，简直就是神话。可老天已经不再庇护大清了，这个腐朽的王朝注定要再被夷人捅几个窟窿。
不服输的道光帝最终任用林则徐查禁鸦片，“虎门销烟”虽然轰动一时，但却引来了夷人的洋枪洋炮。
于是，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了。
孱弱的清廷已经禁不起战争的消耗了，何况，肉体在枪炮面前如同薄纸一样弱不禁风，即使坚持打下去，也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
道光二十二年夏（1842年7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直抵南京城下。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再战，朝中又成了不主张强硬禁烟的妥协派的天下。身为军机大臣的穆彰阿又站了出来，主张讲和，虽然赔人点钱、割点地，但能换来“天下太平”也值了。
当然，给这种调子拍马屁的人也不在少数，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国藩当时为什么会支持穆彰阿的投降主义呢？他好不容易傍了棵大树，指望靠这棵大树往上爬呢，自然要和自己的后台唱一个调调，也情有可原吧。
这样看来，曾国藩还是很现实的。试想，从古到今，谁不现实呢？人活一世，现实一些，未尝不可。再说，大清还没有到亡国灭种的时刻，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刻，相信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做亡国奴，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
于是，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在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用白银和香港换来了暂时的安宁。
战争结束了，天下又太平了，涉足仕途的人们又可以继续做着各自的升官梦了。
端上了金饭碗
从1840年起，曾国藩便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文职，工作清闲无比。他充分利用这种清闲的时光，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他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
这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惶恐不安，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京城的一切也都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不利于大清的消息，但那时书生气十足的他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大清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掀不起什么大浪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大清帝国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
其实，此刻的曾国藩还顾不上关心这国家大事，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什么时候能被引见的问题。的确，都三十的人了，还要靠家里接济才能生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希望早日摆脱这种窘迫的局面。
转眼间，翰林院有背景、有钱财的庶吉士基本都被引见了，被分发到各地当知县。曾国藩却是一个例外，好在他不急不躁，当然着急也是没有用的。
不过，曾国藩不恨自己家贫，只恨这个作弄人的世道：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真才实学有时候会一文不值。
他永远相信：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每天照常去翰林院当值，每天都盼着引见的通知，却连吏部知事的影儿都看不见。
曾国藩知道这是不打点出现的结果。的确，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社会，不送礼是很不好办事的。
吏部不上报，皇上又日理万机，如何能知道还有一名该引见的庶吉士没有引见？说穿了，吏部就是干耗庶吉士的银子。
此刻的曾国藩真是度日如年，他最大的消遣便是背书、写字、背《大清律例》、练楷书、写诗词。好在，有了穆彰阿做靠山，加上自己刻苦修业深造，好日子也不远了。
时间对于等待的人来说，是度日如年；而对于游戏人间的人来说，是光阴似箭。可时间是最公正的，不会因为谁的意志而改变，总是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走过每一天。
转眼，曾国藩就在翰林院当了快三年的实习生，散馆考试很快就到了。
“散馆”考试一般在殿试之后的第三年举行，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担任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其他则被派到地方做官。
这次考试非常关键，如果考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将来即使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成为一二品大员；如果考得孬，可就没什么前程可言了，大都会沦为“穷翰林”，升官无望，穷困潦倒一辈子，郁郁不得志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