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即使犯罪，也应该由大清皇上处置，岂能轮得到洋人指手画脚，再说，天津地方官也没什么大错，凭什么抓人？
忍无可忍的曾国藩向慈禧太后请示，该如何办理。只要慈禧一声令下，曾国藩就能拼了这把老骨头，和洋人死战到底。
可慈禧还是那六个字：不可得罪洋人。所以，历史上就没出现晚年曾国藩和洋人死磕的一幕。
为了讨洋人欢心，避免事情闹大，曾国藩只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快刀斩乱麻般把天津教案快速了结：正法20人，充军25人，赔偿白银49万两，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
曾国藩的处理方案一出台，马上引起了朝野上下一片愤怒，甚至连曾国藩的亲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致认为，曾国藩这么做就是卖国，把国人的脸都给丢尽了。“卖国贼”的帽子便毫不留情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曾国藩有口难辩，他也想痛痛快快打一场，但又底气不足，再说，也没有人支持。不过，他认为“委曲求全”避免了战火在中华大地上重燃，是中国民众的“福音”，却不料因此而名誉尽毁。
总之，当时全国上下对曾国藩是一片指责、抨击之声，使他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是带病之身，岂能承受这种耻辱，心力憔悴、痛苦不堪的他不再想多说话了。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隐”，重回两江之任和升任直隶总督，真是画蛇添足。
在一年之前，曾国藩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令百官羡慕不已。然而一年之后，竟然成为众矢之的，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境地。这样的大起大落真是比戏剧还要富有戏剧性！
此时，万念俱灰的曾国藩别无所求，只希望清政府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一个清白。不料，慈禧太后为了推卸“卖国”的责任，给民众一个交代，在同治九年八月二日（公元1870年8月28日）下令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无疑是向国人宣布：天津教案的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朝廷也对此不满，所以才中途换人。
对曾国藩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清政府的落井下石，使曾国藩如过街老鼠般苟活在人世间。
被朝廷当枪使的曾国藩虽然使满清免遭战火的蹂躏，可满清却不买他的账，让他来做替死鬼。
面对这样的朝廷，曾国藩真是除了寒心，还是寒心。
官场上，人人都是棋子，有用时，把你捧为座上宾；无用时，就会丢在一边。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可当他真正成为被遗弃的棋子时，失落之情就在所难免了。
李鸿章接手天津教案后，对曾国藩的判决没有做大的改动，仅仅把原来20名死刑犯改为16名，4名缓期执行。而慈禧太后对天津地方官恨铁不成钢，捅了这么大的篓子，直接钦判张、刘二人发配黑龙江。
天津教案处理的最终结果，跟曾国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民众却独对曾国藩痛恨无比，因为他开了卖国求和的头。如果没有这个错误的开头，没准结果会好很多。
其实，这是一种可爱的自欺欺人罢了。
民众不仅痛恨曾国藩这个人，就连曾国藩这三个字也看不顺眼。以前曾国藩在各地所题的匾额以及一些诗画都被愤怒的民众砸毁，还吐口水、用脚踩踏，即使这样做都不解恨。
如果一个人活到这个份儿上，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曾国藩真想一了百了，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奈。可转念一想，死只能让国人拍手叫好，又能证明什么呢？
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如意时，只要想想，还有比自己倒霉的人，心里就会平衡一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曾国藩自然不会被这小小的挫折所挫败。他不甘心，他要活着，为洗刷自己的清白活着。
当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大清又爆出一个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了。
这个消息震惊了朝野，慈禧太后命曾国藩马上就任两江总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
不可深究的马案疑云
幸亏这桩大案的发生，多少转移了国人的一些注意力，对曾国藩的责难才少了许多。
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元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总督衙门西校场后回署，在箭道上被一男子用短刀刺死。奇怪的是，刺客并不逃跑，而是束手就擒，还自称是河南人张文祥。
刺客被抓，按说可以结案了，但一个堂堂的两江总督就这样被刺死，也太离奇了，一定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先来看看被刺死的马新贻的履历。
马新贻（公元1821年~1870年），字谷山，山东菏泽人，回族。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知县。从咸丰三年起带兵，与太平军和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同治二年授按察使，不久升迁布政使。同治三年，布政使还没有做满一年，又被提升为浙江巡抚，后又升任闽浙总督。当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马新贻便迁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那年他才47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总督。迁升之快，令人咂舌，连曾国藩也暗自惊讶。
马新贻毕竟是封疆大吏，警卫自然非常严密，但偏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流浪汉刺死，真是匪夷所思。可见，这个案子绝对不是一般的凶杀案件。
天津教案的教训就摆在眼前，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还是另请高明吧，于是，曾国藩提笔给朝廷写了辞折，言明自己因为病重不能胜任，恳请朝廷另派其他大员。
但清廷的口气异常强硬，令曾国藩即刻赴上任，没有半点缓和的余地。
无奈，曾国藩只好再次赴任，刚刚天津教案办得满城风雨，如果这次再栽了，那自己真是万劫不复了。于是，曾国藩准备揣摩一下朝廷的态度，
曾国藩先以等待李鸿章来天津交接为由，在天津逗留了很久也不动身。离开天津后，他又回了一趟北京向两宫太后和皇上道别。曾国藩在京师的日子，正好是他的60岁寿辰，当然是大办特办，红火了一番。
后来，曾国藩才知道慈禧太后让他任两江总督的目的是远离天津，眼不见心不烦，就算是给他这个替罪羊的一点补偿吧。至于马新贻被刺一案，就算顺手查一下而已。所以，朝廷对曾国藩的磨蹭也不加过问，任其耽搁。
直到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日（公元1870年12月12日），曾国藩才抵达南京。此时，离马新贻被刺已经有半年之久。
虽然朝廷不追不逼，曾国藩却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内幕，因为这个案子太奇怪了。
在离京前夕，慈禧太后面授机宜:马新贻是个好官。这就基本为这个案子定了调子。不管自己怎么审查这个案子，也不能背离这个调子，曾国藩真的希望马新贻是个好官，可他隐隐觉得里面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慈禧太后还是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一同审理这个案子。
在曾国藩迟迟未到江宁之前，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已经对这个案子会审多时，审出了一个结果，大意是：
张文祥，河南河阳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贩卖毡帽到宁波，结识同乡罗法善，娶了他的女儿罗氏为妻，以开小押店为生。咸丰十一年，入太平军李世贤部，转战皖、赣、闽、粤各地。兵败后回到宁波，妻子已经被吴炳燮占有。
后来，在龙启云的帮助下，张文祥仍然以开小押店为生。同治五年正月（公元1866年2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到宁波，张文祥递状控告吴炳燮霸占他的妻子，马认为他的妻子已经改嫁吴而不准他的状子。后来，张文祥的小店被马新贻以违禁私开为由勒令关闭，张文祥认为马新贻要把他赶尽杀绝，于是，有了杀马的念头。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八月，听说马新贻调任两江，于是，跟到南京，寻找机会刺杀了马新贻。
这样看来，马新贻的确是个好官，只是点儿背，丢了性命。
然而，两宫对这个供词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