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这样的一个题目，是想借用宋儒的理学概念阐明一点人生的道理。或许，作为一则读书笔记，不过是一点感想或曰感悟而已。
众所周知，人的一生需要面对许多问题。然而，约略言之，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人生实有三大不同之问题。”即：人对物问题，人对人问题，人对自己的问题。（参见《东方学术概观》）对人、对物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想核心的问题，恐怕还是人对自己的问题。对主体来说，主客之间关系能否处理好，或主体能否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要看自身状况。而主体的状况则取决于其理性和意志品质。用宋儒的话来说，就是“道心”“人心”何者为主的问题。
人心、道心之说，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定这十六个字是尧舜禹三圣相传道统的真传。此后宋儒也便把这称为圣人传心之法。程颐首先对人心、道心作了解释：人心即私欲，指个体的感性欲念；道心即天理，指群体的道德意识。他还提出：“损人欲以复天理。”（《二程集》）朱熹则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作了更为详尽的新的阐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他在肯定人只有一个心的前提下，认为心有人心、道心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由于心之所知所觉不同，觉于物欲（形气之私）者为人心，觉于义理（性命之正）者为道心。道心常受形气之私的物欲所蒙蔽，所以常使人陷于危殆不安之中。然而，人都有形气之私，所以，即使上智的圣人也不能不具有人心，人都有性命之正，所以即使下愚的小人也不能无道心。道心、人心共存于心间，而如果不知道如何调理，则是危险和蒙昧的。这样，合乎理性的天理就不能战胜非理性的欲念。所以，只有思虑精审才能判别道心、人心，而不至于混淆不清。只有坚定不移才能恪守道心而不失理性。这种修养锻炼的功夫不间断，就能使道心主宰人心，也就能使人生活得安泰而理智，一言一动都恰当得体，合乎正道。
这里，所谓道心、人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问题。应该说，通常它们都是人所共有的潜在意识。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在现实意识的层面上，不时地调整、解决二者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就是人心、道心不断交战，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可以断言，许多看似对人、对物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自己对自己的问题。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对人、对物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能战胜自我者，则会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胜者，反之，就会成为弱者、败者。固然，把人的主体意识绝对化是不合适的。但主观战斗精神，个人奋斗，高扬主体精神毕竟是有所作为者所应看重并施行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僧侣主义或许不足为训，但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即道心与人心何者为主的问题，却也是一个想有所成就的人必须认真对待的。这不是说教，于此，笔者是有切肤之痛的。不能常使“人心”听命于“道心”，易言之，不能以理性控制感性欲求，这是平庸如我的一大恨事。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身不由己”，这可以说是我们许多如此性情者的悲哀。
念兹在兹，不佞想到这样一个人生命题：我乃我之敌。人性中有道心，也有人心，有天使，也有魔鬼。为此，一个人要有所建树，要提升生命的意义，就必须以自身为战场，向自我的魔性、人心开战。在面对诱惑或困厄时，要么战胜自己——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要么超越自己——在高与低、强与弱之间。如若失败或不及，就要引发“道心”，就要“克己复礼”。从而锻炼自己的“精”和“一”的功夫，解决自身“知”与“行”的统一问题。对此，与其怨天尤人，何如反求诸己！
2001年4月
附：为作协文学院院刊《晋》写的“创作谈”：
写作为奴，须听命于两个主子：一曰心灵，一曰思想。一仆二主的写作情境是最好的。不然，至少要侍奉好一个。没有这样的主人管束，作品的命运殊可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