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叙我生平的这部书里，我自己是主人公呢，还是另有他人扮演这个角色呢，不妨细细读来，书中自有交代。为了从我一出生来开始记叙我的一生，我提笔写道：我出生在（别人这样告诉我，我也这样相信）一个星期五的夜里十二点钟。据说，时钟开始噹噹敲响的时候，正是我呱呱落地的时候。
见我出生在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时辰，收生的护士和左邻右舍的几位女圣人（早在几个月前，尽管她们无从与我本人结识，却已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纷纷传言，说我这个人，一来命中注定一辈子命运多舛；二来天赋特异功能，看得见鬼魂。她们相信，凡是不幸在星期五半夜三更生下来的孩子，无论是姑娘还是小子，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两种禀赋。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里说三道四，因为那预言结果是应验了呢，还是证明纯属子虚乌有呢，没有什么能比我这部自传表述得更清楚的了。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只能说，若不是我在襁褓中就把这份遗产挥霍光了，那就是直至今日还没轮到我的名下。但我一点也不抱怨这份财产没有我的份儿；不但如此，如果有谁眼下正享有这份财富，我倒衷心希望他好好地保存呢。
我出娘胎时带着一片头膜，这片头膜在报纸上登过广告，以十五个金币的低价出售。我不知道那时航海的人缺钱呢，还是缺少信念，宁肯买软木做的救生衣，也不肯买这张头膜图个吉利。我只知道，仅有一个人出价，而且是个与券证交易行业有关的代讼律师。他只出两镑现钱，余数用雪利酒补足，宁可不接受头膜准能使他免遭溺水之祸的担保，也不愿多掏一文钱。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赔上广告费，将广告撤回，因为，说到雪利酒，我那位可怜又可亲的母亲她自己的雪利酒还堆在市场上求售呢。十年以后，那片头膜，在我的家乡一带，用抓彩的形式脱手了：抓彩的人有五十个，每人出半克朗，中彩的出五先令。我本人当时也在场。我记得，看见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那样的方式出脱，浑身觉得不得劲儿，心里不是滋味；我还记得，那张头膜给一位手提篮子的老太太抓走了。她无可奈何地从篮子里摸出那规定的五先令，都是半个便士的零钱，而且还短半个便士。费了好大工夫，帮她算来算去，说她的钱不够数，到底她也没明白过来。她倒是真的不曾被水淹死，而是硬硬朗朗地活到九十二岁高龄，寿终正寝。过了好多年，我们那一带的人还不断提起这件被认为了不起的事呢。我现在知道了，那老太婆一直到死还在吹嘘，说除了过桥，一辈子就从来没打水面上走过；并且，一直到死，喝茶的时候（她极爱喝茶），老愤愤地指责航海的那一类人，说他们对上帝大不敬，竟胆敢天涯海角地“闲逛”一气。你要是跟她说，一些日常离不了的东西，也许茶也包括在内，都是这帮人“闲逛”的结果，她怎么也弄不明白。而她总是以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你：“咱们不要闲逛。”
现在我也不要闲逛，转回来接着说我出生的事吧。
我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照苏格兰人的说法，“就在这一片儿左右”。我是个遗腹子。我的父亲闭上眼睛，不再看这个世界的光明六个月之后，我才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即使现在，一想到他从没见过我，就感到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我朦朦胧胧记得，墓地里父亲那块白色墓碑，常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引起种种联想。我们的小客厅里炉火熊熊，烛光煌煌，我们家里所有的门却都上了锁，下了闩，把父亲的坟墓孤零零地屏于昏暝黑夜之中（我有时觉得，这简直是残酷），每当此时，我总对它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怜悯之情。
我的父亲有个姨母，那自然就是我的姨婆了，她是我们家族中特殊的大人物，关于她，容我在以后慢慢道来。她叫特洛特乌德小姐，而我可怜的母亲管她叫贝齐小姐，不过那是在她克服了对这位令人生畏的大人物的畏惧心理，敢于指名道姓时（这种时候是罕有的），才这样叫的。我的姨婆曾嫁过一个丈夫，比她年轻几岁，那人倒是个美男子，只不过不是古训说的“行为美才是美”那个意义上的美男子——因为，他大有打过贝齐小姐的嫌疑，有一次因为买东西争吵起来，他甚至狠下心，要把贝齐小姐从三楼窗台上，扔到楼底下。这些事儿证明，他俩性情不合，水火不容。贝齐小姐没有办法，只好付给他一笔钱，经两人同意，两下里分居了。他带着这笔钱，去了印度。据我们家里的一种荒诞无稽的传闻，曾有人在那里看见他和一只大公猴共骑一头大象。不过，依我愚见，因为“猴子”之“猴”与“公侯”之“侯”同音，传闻系以讹传讹。和他同骑一头大象的，绝不会是一只公猴，而是一位公侯，或许是一位公主呢。不管怎样，他走后不到十年，一命归阴的消息就从印度传来。我姨婆听了这消息作何感想，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俩分居以后，她立即又姓了她作姑娘时候的姓氏，在远处海滨一个小村子里买下一所小宅子，雇用了一个女仆，自立门户，过起独身女人的日子来；从那以后，据说她便与世隔绝，坚定不移地不问外事。
我相信，我父亲曾有一个时期很得她的宠爱，但因婚姻一事触怒了她，因为她不赞成这门亲事，嫌我母亲是个“小蜡人儿”。她从没见过我的母亲，可她却知道我母亲那会儿还不满二十岁。打那时起，父亲没再和贝齐小姐见过面。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岁数比我母亲大一倍。父亲的身子骨本不壮实，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去世六个月之后，我才出世的。
在那个多事而又重要的星期五下午——请恕我冒昧地这样说——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不能武断地说，那时的情况我早已知晓，或者说，下面讲述的情况是根据我那时所见所闻追忆起来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精力交瘁，眼里饱含热泪望着炉火，对于她自己，对于那个尚未谋面的无父孤儿，失去了希望、勇气和信心。在楼上的抽屉里，早就预备下几大箩别尿布的别针，准备欢迎婴儿到这个对他的莅临漠然视之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过，在那个天气晴朗、春风料峭的三月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满怀凄恻，惴惴不安，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这场即将临头的大劫难。她擦拭眼中泪水时，抬起头来，忽然从窗口望见一位不相识的女客走进庭院。
我母亲把女客又看子一眼，便产生了一种确信不疑的预感，来者是贝齐小姐。落日的余晖洒落在陌生女客身上，洒落在庭院篱棚上。只见她径直朝着门口走来，那挺得僵直的腰板儿，紧紧绷着的面孔，是不可能属于别人的。
她走近房子的时候表现了另一个特点，叫人断定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本人。我父亲生前时常透露，姨婆这个人，做起事来，总和普普通通的规矩人不一样。喏，现在她没有拉门铃，便一直跑到我母亲对着的那扇窗户跟前，把鼻子尖儿使劲儿贴在玻璃上，向屋里张望，据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说，她的鼻子一下子挤扁了，挤白了。
她把我母亲可吓了一大跳，我一直深信不疑，我之所以能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出生，那得归功于贝齐小姐呢。
我母亲慌忙离开椅子，躲进椅子背后的墙角里。贝齐小姐用探询的目光，慢条斯理地环视整个房间。她先从屋子的一头瞧起，眼睛就像荷兰钟上撒拉逊人的脑袋一样，一点一点地移动，最后终于落在我母亲身上。然后，就像一个惯于支使别人的人那样，对着我母亲皱一皱眉头，打一个手势，叫她过去把门打开。我母亲走过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考波菲尔太太吧。”贝齐小姐说道。她把“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看见我母亲身着丧服，且又大腹便便吧。
“不错。”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有一个特洛特乌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久已听到那个大名。可是她觉得很有点儿不自在，因为她话里似乎没带出那是不胜荣幸之至的意思。
“你面前就是那个人。”贝齐小姐说道。母亲低下头，请她屋里坐。
她们进了刚才我母亲待的那个房间，因为过道另一头那间最好的屋子里没有生火——说实在的，自从父亲殡葬以后，那里就没生过火。她二人落座以后，贝齐小姐没有说话，而我的母亲，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料白费力气，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噢，得啦，得啦！”贝齐小姐连忙说道，“别这样！行啦，行啦！”
但是我母亲忍不住，一个劲儿哭下去，直哭到再也哭不出来时才算罢休。
“摘掉你的帽子，孩子，”贝齐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我的母亲怕贝齐小姐简直怕极了，不敢不顺从她这个古怪的要求，即使有心不这样做，她也不敢，因此，她按照吩咐做了。摘帽子的时候，母亲的手哆嗦得厉害，把头发弄乱了（她的头发浓密而秀美），披散于面前。
“哦，我的天哪！”贝齐小姐喊着说，“你简直还是个吃奶的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上去的确异乎寻常地年轻，看样子甚至比她的岁数还要年轻。她耷拉着脑袋，可怜的人呀，仿佛长相年轻是她的过错似的，一边呜呜咽咽地哭着，一边说，恐怕她的确就是个还带孩子气的寡妇呢，如果活得出来，她也就只好做个孩子气十足的妈妈了。接下来冷场片刻，她仿佛觉得，贝齐小姐的手在抚摸她的秀发，而那个动作却不乏轻柔。然而，当她战战兢兢，满怀希望，抬头去看贝齐小姐时，只见那位小姐坐在椅子上，裙子下摆撩起来，双手交叉抱住膝头，两只脚踩着壁炉的护栏，对着炉火直皱眉头。
“天哪！”贝齐小姐突然说道，“干嘛要叫个‘鸦窝’呢？”
“你说的是这所房子吗，姨妈？”母亲问道。
“为什么要叫‘鸦窝’？”贝齐小姐说，“叫‘安乐窝’不是更合过日子的道理？这就是说，要是你们俩有一个能懂一丁点过日子的道理的话，就会看出，还是‘安乐窝’更有道理。”
“这个名字是考波菲尔先生起的。”母亲回答说，“他买下这所房子的时候，他总希望这儿附近有乌鸦。”
恰恰在这时，晚风乍起，在庭院尽头几颗高大的榆树中间引起一阵骚动。母亲和贝齐小姐都禁不住朝那儿望去。只见那几棵榆树，先是枝柯低弯交错，犹如巨人执手窃窃私语，这样的平静延续了没几秒钟，枝柯便狂暴地摇动起来，好似刚才谈的体己话太坏了，它们于心不安，从而手臂狂挥。高处树枝压弯的那几个久经风雨、残破凋零的旧乌鸦窝，就像惊涛骇浪里的破船，在风中飘摇。
“那些鸟儿都到哪里去了？”贝齐小姐问道。
“哪些？”母亲心里正想着别的事儿。
“那些乌鸦呀，它们都怎么啦？”贝齐小姐问道。
“自打我们搬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压根儿就没见这里有乌鸦，”我母亲说，“我们只当是——考波菲尔先生只当是——这个窝里的乌鸦成群结队哩，其实那些窝都日子长了，乌鸦早就扔下这些窝，飞到别处去了。”
“一点儿不错，大卫·考波菲尔就是这么个人！”贝齐小姐喊叫说。“地地道道是大卫·考波菲尔的秉性！房子附近连只乌鸦的影儿都没看见，倒把房子叫起‘鸦窝’来了！因为看见了窝，就当是真有鸟！”
“大卫·考波菲尔先生已不在人世，”母亲回答道，“假如你敢当着我的面挖苦他——”
我想，我那可怜而又可亲的母亲，那时候恨不得扑上去，想和婆姨动起手来，可是，与其说她那天下午玉体欠安，精神萎靡，还不如说就算她像平日里一样精力旺盛，且训练有素，又哪里是姨婆的对手。那一位只消一只手，毫不费力就把她打发了。其实，那个意图随着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而告终了。接着她又驯顺地坐下，随之便晕了过去。
当她清醒过来时，或者当贝齐小姐帮她恢复了知觉时，不管怎样说都行——她发现后者正站立在窗口。这时候，暮色苍茫，一阵比一阵昏暗，她们只能模模糊糊看见彼此的面目，若不借助于壁炉里的火光，这也是办不到的。
“我说，”贝齐小姐好像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窗外的景致，回到椅子上，说道，“你还差几天就到了——”
“我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呢，”母亲结结巴巴地说，“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我看，我一定是要死啦。”
“决不会那样，决不会的，”贝齐小姐说，“你喝口茶好啦。”
“哦，哎呀，哎呀，你想，喝茶对我有好处吗？”母亲无可奈何地说。
“当然有好处。”贝齐小姐说道，“没事儿，只是你心里犯疑罢了。你管那个姐儿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究竟是姐儿，还是哥儿呢，姨妈。”我母亲天真地说道。
“愿上帝保佑那个孩子！”贝齐小姐叫道，无意之中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祥话，不过，这句话不是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我母亲身上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你那个女佣人。”
“佩戈蒂。”我母亲说道。
“佩戈蒂！”贝齐小姐愤愤地重复道，“你的意思是说，孩子，居然有人进入基督教堂，起了佩戈蒂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教名吗？”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嗫嚅着说道，“考波菲尔先生这样叫她，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相同。”
“喂！佩戈蒂！”贝齐小姐开了客厅的门叫道，“上茶。你的太太有点儿不舒服。不要磨蹭。”
贝齐小姐发号施令，瞧那派头，好像从这个家一安下来她就是众所公认的一家之主似的。她跟听了那陌生的声音惊魂未定，端着蜡烛走过廊下的佩戈蒂打了个照面，然后关上门，像先前一样坐下来，双脚搁在炉栏上，撩起裙子下摆，两手交叉，捂住膝盖。
“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个哥儿还是姐儿，”贝齐小姐说道，“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一定是个姐儿。我有一个一定是个女孩儿的预感。听着，孩子，从这个女孩儿降生的时候起——”
“说不定是个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嘴说。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一个一定是个女孩儿的预感。”贝齐小姐回答道，“别拿话噎我。从这个女孩儿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愿跟她做朋友。我愿作她的教母。请你答应我，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就叫她贝齐·特洛特乌德·考波菲尔吧。这个贝齐·特洛特乌德一生中可绝不能出什么差错。不应该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有良好的教养，受到良好的监护，叫她不要愚蠢地信赖不值得她信赖的人。我要当仁不让，担起这个责任。”
贝齐小姐每说一句话，她的头就抽搐一下，好像她的宿怨旧恨在她的心里作怪，她努力克制自己，不把话说得过于露骨似的。至少我母亲在微弱的火光下看着她的时候，觉得是这样。不过，贝齐小姐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她胆战心惊，加之她本人身体不适，因而头脑混乱，看不清楚任何的情况，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
“呃，孩子，大卫待你好吗？”贝齐小姐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她那脑袋一抽一抽的动作也渐渐地停下来。“你们在一起快活吗？”
“我们日子过得很快活，”我母亲回答说，“我只能说他待我太好了。”
“哦！恐怕他把你惯坏了吧。”贝齐小姐接着说。
“如今又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不得不完全靠自己在这艰难世路上挣扎了，从这个方面说，他的确把我惯坏了。”母亲一边说，一边抽噎。
“够啦！不要哭了！”贝齐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般配，孩子——我的意思是说，夫妻就没有真正般配的——所以我才问你那个问题。你是个孤儿，是不是？”
“是的。”
“还当过家庭教师，是不是？”
“我给一个人家当教小孩儿的教师。考波菲尔先生到那个人家去过。他待我很和气，对我非常注意，非常关心，最后他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结了婚。”我母亲坦白地说。
“唉！可怜的孩子！”贝齐小姐沉吟着说，依然冲着火皱着眉头。“你会做些什么事呢？”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母亲吞吞吐吐地说。
“我是说，管理家务一类的事你会不会？”
“我恐怕不大会，”我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要会的那么多。不过，考波菲尔先生可正教给我——”
“他自己就会得很多嘛。”贝齐小姐插进一句。
“——我多希望我能多学会一点儿呀，因为我很热心学，他又耐心教。若不是他突然撇下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好啦！好啦！”贝齐小姐说。
“——我按时记账，天天晚上和考波菲尔先生一块儿结算。”我母亲说完这话，又悲不自胜，哭了起来。
“好啦！好啦！”贝齐小姐说，“不要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我和考波菲尔先生从没有过不一致的看法，除了有时候考波菲尔先生嫌我把‘3’和‘5’写得太像了，或者嫌我常在‘7’和‘9’上添了个小钩儿当尾巴。”我母亲说着说着，一阵难过，又哭了起来。
“你老这样，可就非闹病不可了，”贝齐小姐说，“你知道，这对你自己不好，对我的教女也不好。好啦，不许哭了！”
这样的劝解倒是起了点作用，我母亲平静下来了，不过，使我母亲平静下来更大的作用，是她觉得越来越难受了。此后是一阵沉默，只听得见坐在椅子上、脚踩壁炉护栏的贝齐小姐偶尔发出来的一声“啊！”
“大卫用他积蓄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份年金，这是我知道的。”待了一会儿，贝齐小姐说，“他是怎样给你安排的？”
“考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说，这时候她说话都感到费力了。“为我想的非常周到，对我非常体贴。他把年金的一半给了我。”
“有多少？”
“一年有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
“才一百零五镑，”姨婆说，“他那个人，大有可能做得比这更糟呢。”
“糟”这个词儿，可真正用到了正经时候。因为我母亲那时候的状况，正糟到了十二分。所以佩戈蒂端着茶盘和蜡烛进了屋子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已经到了日子了——其实，假如刚才屋子里亮一点儿，贝齐小姐早该看出来了。佩戈蒂急忙把我母亲搀扶到楼上我母亲的卧室里，立刻打发她侄子哈姆·佩戈蒂去请医生和护士去了（好几天来，她瞒着我母亲，把她侄子藏在我家里，专为紧急关头，听候差遣）。
这一支联合队伍，先后于几分钟内到达。他们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凛若冰霜地坐在那里，左胳膊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宝石匠垫珠宝的白棉花，不由得大为惊讶。佩戈蒂对这位老太太素昧平生，关于她，我母亲又只字未提过，所以在这间客厅里她就成为一个神秘人物了。她虽然口袋里鼓鼓囊囊塞满宝石匠的棉花，耳朵里也那样塞着棉花，但是她那冷峻的神气，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减损。
医生到楼上看过了病人，又下了楼。我猜想，他一定看出他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大有面对面坐好几个钟头的可能，于是他着意小心，作出彬彬有礼、和和气气的样子。他是男性中脾气最柔顺的，是瘦小的人中性格最温和的。他侧着身子出出进进，以便少占些地方。走起路来，像《哈姆雷特》里的鬼魂一样轻，而且比它更慢。他的头歪向一边，半是为了表示自己谦卑，半是为了巴结别人。如果说他从来不曾对一条狗呵斥，那还不足以尽其为人。总的说，他连对一条疯狗都不肯呵斥才成。如果非和疯狗打交道不可，他可以温和地对它说一句，或半句，或一句的几分之几，因为他说话慢腾腾的，像他走路一样。他不会对它疾言厉色，也不会对它暴跳如雷，不管为了人世间的任何理由。
齐利普先生把头歪向一边，温和柔顺地看着我姨婆，微微躬身施了一礼，同时轻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意指老太太耳朵里塞的棉花，问道：“耳朵有哪里不舒服吗？”
“什么！”我的姨婆说着，像拽瓶塞一样，啪的一声把一只耳朵里的棉花拽出来。
姨婆这种突如其来举动，让齐利普先生大吃一惊。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而当时他还能保持镇定，不能不说是上帝的仁慈。不过他还是把刚才问的那句话又和颜悦色地重复了一遍：“耳朵有哪里不舒服吗？”
“胡说八道！”我姨婆说着，又啪的一声把棉花塞进耳朵里去了。
齐利普先生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没趣，怔怔地坐着，呆呆地望着我姨婆。我姨婆就坐在那儿对着炉火出神。这样一直坐到楼上又唤他的时候。他上楼去了一刻钟工夫，又回到楼下。
“呃？”我姨婆问，同时把冲着他的那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出来。
“呃，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得慢慢来，太太，急不——急不——得的！”
“呸——！”我的姨婆说。这个表示轻蔑的词儿，纯粹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说完了，又和以前一样，把棉花塞进耳朵里。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后来齐利普先生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有点给我姨婆吓懵了，单纯从医学观点说，他真有点叫她给吓懵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坐在那里瞧着她，几乎瞧了两个钟头；她呢，就坐在那儿，对着炉火出神，一直到楼上又唤他的时候。他去了一会儿，又回到客厅。
“呃？”我姨婆又把靠医生那面那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出米，问道。
“呃，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得慢慢来，太太，急不——急不——得的！”
“呀——呀——呀！”我姨婆说。说的时候，对着齐利普先生呲着牙，咧着嘴，这可真叫他没法忍受了。他后来说，那一声“呀”，保准没错，是打算吓他个胆丧魂飞的。他宁肯跑到楼梯那儿，摸着黑儿，坐在风地儿里，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
哈姆·佩戈蒂（他在公立小学上过学，长于课堂问答，所以算得上是可靠的见证人）第二天对人说，在这件事发生过一个钟头以后，他碰巧往客厅里偷偷看了一眼，就叫贝齐小姐瞅见了。那时贝齐小姐正在屋里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一看见他，没等他来得及撒腿，就一把把他抓住。当时楼上传来一阵阵脚步声和说话声，他得出推论，那声音之大，不是贝齐小姐塞在耳朵里的棉花所能阻挡得住的，因为显而易见，那位太太是在声音最大的时候，烦躁太过，无可发泄，才抓住了他，拿他来煞性子。她当时揪住了他的领子，拽着他一刻不停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好像他鸦片精吃得太多了，她绝不能让他睡死过去）。这还不算，她还摇晃他的身子，扯他的头发，揉搓他的衬衫，捂他的耳朵，好像她把哈姆的耳朵误认作她自己的耳朵似的，反正她是变着法儿折腾他。他这个话，有一部分可以得到他姑母证实，因为他姑母是在十二点半钟、姨婆刚刚放开他的时候见他的，他姑母说，他那时候脸红得就像我那时候一样。
脾气柔和的齐利普先生，即使在别的时候会记仇，在那种时候是不可能记仇的。所以，他刚腾出手来，就侧着身子进了客厅，用他那最柔顺的态度对我姨婆说：“呃，太太，我很高兴，现在我可以向您道喜啦。”
“道什么喜？”姨婆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一看我姨婆的态度还是那样凛然不可犯，心里又着了慌，为了平息她的火气，他就微微向她鞠了个躬，脸上微微露了点笑容。
“我的天哪，这个人怎么啦！”我姨婆不耐烦地叫道，“他哑巴啦？”
“您别着急，我亲爱的太太，”齐利普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声音说，“着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您不用着急啦。”
我的姨婆竟然没有摇晃他，没有把他心里的话摇晃出来，这件事，后来一直被人们当做一个奇迹。她只冲着他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而这一摇晃，也摇晃得齐利普先生心惊肉跳了。
“哦，太太，”齐利普先生刚一恢复了勇气，就接着说，“我很高兴，现在可以给您道喜啦。现在事儿都完了，而且都顺顺当当地完了。”
齐利普先生发表这篇演说词，花了五分钟的工夫，在这期间，我的姨婆一直拿眼盯着他。
“她平安吗？”我姨婆问，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只胳膊上仍旧系着帽子。
“呃，太太，我想，她不久就会舒服了。”齐利普先生回答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我们期望一个年轻母亲能得到的舒服也不过如此了。您要是现在去看她，不会有什么不便，太太。对她反倒会有好处呢。”
“她呢？她好吗？”姨婆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的脑袋更向一边歪了一点，像只讨人喜欢的鸟儿望着我的姨婆。
“我说的是孩子，”姨婆说道，“她怎么样？”
“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那是一个男孩儿呀。”
我姨婆听了，一言不发，只揪着帽带，像投石器一样，朝着齐利普先生的脑袋砸了过去。帽子砸扁了，她就这样扁着戴上帽子走出去，再也没回来过。她就像一个大失所望的仙姑那样，或者说像人们认为我能够看见的神怪灵物那样，一下就不见了，而且再没有回来过。
一点不错，从未回来过。现在只有我，躺在我的摇篮里，还有我的母亲，躺在她的床上。但是，贝齐·特洛特乌德·考波菲尔却永远留在梦和影子的国度，留在我最近旅行过的那广大地域。我家窗户上的亮光，照在所有和我一样的旅行者在尘世上的归宿地上，也照在掩覆着无他即无我的那个人残骸的丘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