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哈达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宽边眼镜，再加上他那个性坚毅的轮廓，像个怀才不遇的老学究。他不苟言笑，也不怎么激动。对于任何事都是对方先谈了，他才开口。那个时期，印尼社会上有一种流言，说苏加诺和哈达的矛盾是源于爪哇和非爪哇帮派之间的矛盾。但据苏加诺的朋友、又是哈达留荷时的老同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黄镇说的，并非如此。他认为那是出于不了解印尼国内政治真实情况者的猜测，他很了解哈达。哈达出生于苏门答腊，是米囊加保族人。192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帝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哈达曾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印尼独立后，苏加诺任总统，哈达任副总统，后任内阁总理。但由于两人在政治上存在原则分歧，哈达于1956年12月1日起辞去了副总统职务。因此，哈达成为当时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每年伊斯兰莱麦丹开斋节，黄镇夫妇都去向哈达夫妇祝贺节日，他们也必以丰盛的茶点招待，并且彬彬有礼，很讲究荷兰人的那一套礼仪。如果国内有艺术团、杂技团或展览团到雅加达，朱霖总邀请哈达夫人去观看，哈达夫人也乐意参加。然而哈达本人深居简出，不参加这类活动，也不参加任何外交使团的活动。
不过，黄镇已经意识到哈达在密切注视中国。他陪苏加诺访华后，在一次会见中，哈达详细询问有关中国建设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进行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于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经费占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总开支的比例；政府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及其宗教信仰自由……
几次交谈之后，黄镇发现哈达外表庄严，内心精细。说话都掂斤两，做事都用心思，绝非等闲之辈。他尤其重视印尼的经济建设。黄镇有意让国内邀请哈达夫妇访华。
可外界舆论对使馆不无影响。有些同志对黄镇的提议很有顾虑。
“现在印尼政界都称哈达是右派代表人物，也有人说他是反共头头，是地方武装叛乱的总后台……”一位参赞忧心忡忡地说，“目前国内可是在打右派……”
他坐在离门不远的藤椅上，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仰着下巴颏，眯缝着眼睛。
几秒钟的沉默过去了。
“我认为哈达在国内反共，但他并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是在他执政时期做出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近年来也不敌视中国。至于他是印尼政界的‘右派’，是什么‘总后台’，那是印尼自己的事，我们不参与他们的内政。”黄镇谈了自己的想法。
那几个人慢慢地把脸转向他，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忙于做出回答。其中一位说道：“我们内部好统一。可苏加诺和哈达是有矛盾的，而你刚刚陪苏加诺访过华……”
“关于这一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跟我说过，苏加诺和哈达都表示，虽然在政见上有矛盾，但他们并不是不可以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帝反殖、共同对荷，进行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更何况他们两人有过情同手足的战斗友谊。同时人们也公认苏加诺、哈达是印尼共和国独立宣言的缔造者，印尼共和国二位一体的领导人。我希望‘二位一体’团结起来，为印尼的繁荣富强而共同奋斗。”
黄镇说完之后，几位领导都愉快地点了点头。
“我们马上向国内报告。”黄镇说着站起来，“请哈达这么一位重视西方实证逻辑的人亲自去看看中国，了解新中国的‘实实在在’真情，以便彼此共同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
哈达夫妇应周总理的邀请，于1957年9月下旬访华，以国宾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并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夫妇一回到印尼，就被记者包围，要哈达发表观感。哈达扶正眼镜，依然是那副学者风度：“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使我感到惊讶和钦佩，超过了我原来所估计的成就……”他的话使反对派一惊，接着群起而攻：“你不是标榜反共吗，为什么替共产党国家讲话？”哈达挺直脊梁，黑眼睛在镜片后面温和地转动：“我是反共，可我和中国友好。我讲的是真情，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反对派们吆喝着，不满地敲打着纸和笔，倒拿着照相机向哈达夫妇瞎拍……
接着，哈达第一次应邀来到中国使馆，又引起报界的“爆炸”。宴会上，他向黄镇谈起他访问新疆的情况，说陪同他们夫妇前往参观访问的是前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维吾尔族人，讲得一口极其流利的德语，使得他们无须通过翻译也能直接对话。哈达重新陷入沉思中，他的眼睛模糊起来了。在这瞬间，黄镇大使期待着哈达再说些什么。哈达频频摇头，嘴唇和喉咙蠕动着，好半天才说：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中国那样遥远的省份，还有那样的人才！你们真是大有希望！”（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