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
贺麟先生“哲学概论”课的教室在昆北食堂，是联大最大的教室，可容两三百人，每次课前，同学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占座位，门外的台阶上总是站得满满的。听说与贺先生同时开设“哲学概论”课的另一位老师的班上，选课人少，课堂上冷冷清清。
贺先生讲课，从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课堂上他提到最多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当时我对黑格尔何许人也毫无所知，只是把一些从正面看反面、从反面看正面的话头同这个“黑格尔”的名字联系起来，这有时令我联想到中国的老子，但贺先生联系得最多的却不是老子，而是宋明道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他爱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理”结合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贺先生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战胜了一切对立面的“战将”，就像中国人讲的“荷出淤泥而不染”一样，荷花从淤泥中冒出来而又清香高洁。他还特别强调，不经淤泥污染过的清高，算不得真正的清高，这就是“辩证法”。我特别欣赏贺先生的这些讲法和思想，我当时就对同学们谈到贺先生，称赞他思想“隽永”。他的讲课引起了我对“辩证法”的兴趣，“辩证法”这个词在我当时的印象里似乎有一种能使思想深邃、文笔矫健的魅力。影响我至深且远的是他对“荷出淤泥而不染”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崇奉的清高品格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和根据。学了他的“哲学概论”之后，我以为比起社会学、经济学来，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同时，我还发现，哲学才最适合我从小就爱沉思默想的性格。就是在这样一个主要思想的支配下，我于1944年秋又由社会系转入了哲学系，从此，我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算终生无悔了。一个人的才智和兴趣往往相伴而生，但对才智和兴趣的自知之明又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清楚的，何况人生的探索追寻本来就是一个长远的道路。西南联大允许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培养人才大开方便之门，为我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缘。
我转入哲学系，是经过当时的系主任汤用彤先生签字批准的。汤先生看了我念经济系和社会系的成绩单后，认为我总成绩很好，国文、英文成绩居优，便很快签了字，还说：“看你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你对黑格尔哲学有兴趣，将来可以好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汤先生：白发苍苍，雍容大度，宽厚仁慈，令我顿生崇敬之心。
我转入哲学系后一直到毕业，经常到贺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贺先生大概是看到我的“哲学概论”成绩好，热情接待我。贺先生总爱主动谈论他对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陆王哲学的看法，谈得最多的是他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反对超时空、超感性的东西。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但我当时作为一个初学哲学的学生，对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并不敏感，除非他们把持反对观点的人的名字明确点出来。就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来说，我似乎对冯友兰的“理在心外”、“理在事先”的观点有更多兴趣，冯友兰讲的“没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在我脑海里印得很深。我并没有把这两种观点的歧异明确起来，只觉得冯先生讲的东西逻辑性强，思路清晰，贺先生讲的东西比较混沌，又觉更有余味。大学毕业以后，经过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在贺、冯两人观点分歧这个问题上，我大体上偏倚冯。我在那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比较崇奉超感性、超时空的理的世界。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了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我的观点则倾向于陆王心学，我把陆王心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大陆人文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形成了我当前所主张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超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我特别赞赏王阳明的心学。我现在的哲学观点明显地与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所讲的陆王心学有某种联系，只不过我比起当年的贺先生来，着重强调要把王阳明的心学与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强调要弥补中国传统哲学缺乏逻辑推理和细致分析的局限性。
贺先生在联大时期讲黑格尔哲学，其基本观点是新黑格尔主义。我到贺先生家请教哲学问题时，贺先生经常对我大讲新黑格尔主义，对于美国的Royce、英国的Bradley、意大利的Croce，我当时已相当熟悉，贺先生要我看这些人的原著。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我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原著和中文译稿。我后来以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主义为研究方向，与贺先生的教导、培养有深切的关系。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F.H.Bradley思想研究》，由贺先生指导。贺先生除耐心为我讲Bradley的哲学思想和原著外，给我最有深意的一句教导，至今犹铭刻在我心：“我虽然主持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非常看重翻译工作，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不能靠翻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要念原文，翻译终究代替不了原文。”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出版了很多西洋哲学名著中译本，如J.Royce的《近代哲学的精神》，F.H.Bradley的《伦理学研究》，B.Rand的选本《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原名《古典道德学家》），等等。还有中国著名学者洪谦教授的《维也纳学派哲学》。这些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差，这些书都是由一些像黄表纸（迷信的人敬神或祭祀死者用的黄色纸）一样的棕黄色薄纸装订而成的本本，从正面可以透视到反面，但我大多读过，一直保存到现在，朋友们到我家，说：“这都成了珍贵的文物。”我却由此而忆及贺先生，他不但为介绍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培养了不少精通英文的人才，如樊星南、韩裕文、徐孝通等学者，这些人据说后来都留学美国。
贺先生为人忠厚老实，不拘小节。我大学毕业前后，有两件事至今令我对贺先生还有点歉疚之感。其一是我毕业那年，与闻一多先生高足、联大中文系学生彭兰女士结婚。按照当时的风习，双方各有一个主婚人，她的主婚人很自然地是闻一多；我的主婚人按常情应请贺先生，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可是彭兰鉴于闻与贺在政见上有些不合，要我另找别的老师，我改请了同样也很关心我的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我美学的老师冯文潜先生做我的主婚人。贺先生知道我结婚后，还向我道了一句喜：“听说你和闻一多的高足结了婚，恭喜你哟，什么时候带她到我家来坐坐。”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支吾过去的，却深感贺先生的大度。其二，毕业考试结束不久，系布告栏内有一条公告：保送我读研究生，清华北大，任择其一。我犹豫了一阵子，是进北大研究生院，做贺先生的研究生，还是入清华研究生院，做金岳霖先生的研究生？由于我当时更迷恋分析哲学，加上彭兰作为闻一多的高足对贺先生心存芥蒂，我因而选择了清华研究生院，想做金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连续休学两年，去南开大学当助教。贺先生后来问我：“本想你来北大，你怎么又到清华去了？”我当时明知贺先生不喜欢分析哲学，但还是明确回答了贺先生：“我喜欢数学、逻辑，好理论分析，还是走分析哲学的路好。”贺先生也明确地回答我：“各有千秋，只要能做出成绩来，都一样。”其胸怀之博大，令我感动。我后来在南开大学任助教期间，每到北平，都要去看望贺先生，听他讲人生哲理。他总是热情接待，还主动约我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贺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他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迹。1992年9月，贺先生病逝，我写了一副挽联：
滇南立雪，承启蒙痴，游子自来思故里。
耄耋穷经，更添新意，后生立志步前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