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当我走出天峨中学高考考场的时候，我便隐约地感到：我要告别这个地方了。十年来老师们在我脑海留下的文字和道理，一瞬间荡然无存。我突然闻到了玉米和稻谷的芳香，山谷中的草浪，树尖上的风声，高坡上父母尖厉的呼喊扑面而来。我顾不上和同学们谈谈理想，谈谈未来，便卷上包袱回到生我养我的谷里，也就从县城往大山的深处走上三十多公里。我从一个看得到汽车和白房子的天上，回到满眼都是青草和树木的人间。
那年我十六岁，剃了一个光亮的头，目的是为缺水的山区再节约一点儿水，也是为了下定决心做个农民。每天在农作物里穿行，用我稚嫩的身体适应乡村的一切农活。
从六岁开始我就到邻村读书，一直读完高中，我都没有干过什么农活，所以这个暑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7月的太阳在一天里把我晒黑。我的肩膀留下农具和粮食的重量。学校里养成的午睡习惯，时时把我带到田边地头，带到满耳都是风声的山坡上和青冈树下。父母的骂声从田里隐约传来，他们勇敢而坚决地告诉我，如果接不到入学通知书，我就得学会做一个农民，就不能在劳动的时刻跑到树下去睡午觉。他们认为在中午能够发出均匀的鼾声的人，一定是干部。而我，一个快要当农民的人，为什么还不从这种幻想中挣扎出来？
但是我仍然在父母的骂声中入睡，蚂蚁和蚊虫不时爬上我的脸颊，把我从梦幻中带回现实。我拍掉蚂蚁从树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见耘田的父母已经往前移动了好几十米，他们像两棵经风雨未见世面的树，把自己的影子踩在脚下。我的心里一阵愧疚，觉得这时的我，睡午觉的我就像一个寄生虫，正在剥削我的父母。脑子里顿时想起了我伯父的一句教导：“父望子成龙，子望父成马。”我想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农民吧，也许这样，我的父母还能少挑一担水，少耘一分田，才会感受到生我这样一个儿子的价值。父母说你有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他们的脸上挂着1949年的表情，好像我一回家劳动，他们就像解放了似的，他们就从此不艰难困苦似的。
但是我的梦想还没有彻底地消失，在劳累的时候，在看不到电影，看不到电灯的时候，不时地想如果这时能接到入学通知书该多好。邻村的伙伴们陆陆续地都上学了，我却没有一点儿消息。我的目光越过山梁，一次次到达县城，消息还是不来。比我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她催促我上路，要我到学校去问一问。我拿着母亲卖木耳的钱，去了一趟县城，但我不敢去问老师，害怕老师的一句话破灭我的梦想。在县城住了一天，我又回到家乡。我对着我的父母、姐夫、大哥和满哥们摇摇头，说赶快给我介绍一个对象吧，从此以后，我就要生活在你们的周围，天天和你们为了一丁点儿的利益而吵架。他们说这样也好。在他们磨动的嘴巴里，已经飘荡着我结婚时的酒香。
但是，我没有让他们的这个阴谋得逞。我坐在门前的晒楼上开始遥想河池师专，就像一个患了单相思的人，天天想着他心爱的姑娘。在我高考的志愿里，最高要求就是河池师专。那时我们几个同学定下一个誓言：中专不离地区，师专不离宜州，大学不离广西。原因是我们的家里太穷，没有更多的钱让我们做路费，只要学历一样，我们就选择最近的。而我的成绩也充其量是一个中专的水平，师专是想自欺欺人一下。我坐在门前的晒楼上一个傍晚又一个傍晚，我想谁能把我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呢？谁能把我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谁就是神话，谁就是救星。而我就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我的头发渐渐地长长了，家里的玉米也全部收入谷仓，那一匹跟随我收粮的母马也和我建立了劳动感情。我坚信它知道只要我在它身边，它的担子就特别轻。
我的母亲做了一些易带的食品，说如果我突然接到通知，可以把这些食品带到学校里去吃。可是什么时候才“突然”呢？一天早上，我拿着镰刀在自家门前修剪木槿树。由于刀子不够锋利，在割木槿的枝条时，镰刀沿着枝条上滑一直滑到我的手上，把我的左手指割出一道口，鲜血洒满木槿的枝条，未曾修剪完毕的木槿参差不齐。我捂着受伤的手指想，好像要出事了。
也就是这个傍晚，当太阳像一颗生鸡蛋的蛋黄搁在西山的时候，当所有的蝙蝠都在我家的瓦檐下盘旋的时候，我那个当时在大队当文书的姐夫秦仁伦，从乡里开会回到家里。他大踏步地跑进我家，对我说：“你已经被录取了。”这之前，他已经无数次地对我说：“你已经被录取了。”那是为了在平静的生活中，增加一点儿笑料。我对他的这种玩笑，已经适应，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这一次，他的表情格外严肃。我从他的表情里可以判断他不是在开玩笑。于是我暗暗告诫自己：如果是考上河池师专的话，我就高兴；如果是考上某个中专的话，就不要高兴。因为考上中专，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尽管通知书姗姗迟来。
姐夫从上衣口袋里缓慢地掏出一张录取通知书，里面还夹着一张粉红色。姐夫对着那张粉红色念道：
田代琳同学，您已经被河池师专录取，美丽的铁城张开双臂欢迎您的到来……
姐夫刚念完这两句，我就知道，我已经被河池师专录取了。我从地上突然跳了起来，并且大叫一声：“我被录取啦！”
和现在一些因为不小心才考进河池师专的同学不大一样，我是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走进河池师专的，那时师专就是我的最高追求。我有自知之明，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时的我只能跳这么高。从此我在每一个需要介绍简历的地方这样写道：“谷里：永远的出生地；河池师专：搁在档案里的学历。”
现在我已经记不起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了，但我记住那一天我割破了手指。鲜血和录取通知书同时出现，就像一次革命或者一次诞生，我时刻想念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