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然而，新生的共和国仍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还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解放和建设这些地区，仍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来不及洗去仆仆征尘，即与刘伯承、贺龙等挥师挺进大西南。
实施“大迁回、大包围”战略方针，解放云、贵、川、康
中国的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蒋介石为实现其控制西南，负隅顽抗的迷梦，妄图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依靠残存在西南的45万正规部队与地方杂牌军，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为此，蒋介石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迄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脉西部的“西南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车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
遵照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刘邓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行动，于10月23日到达郑州。他们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针对蒋军的军事部署，制定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计划。
为迷惑敌人，邓小平与刘伯承在郑州公开露面，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大军要向四川进军，佯示西进。新华社也公开发布了刘、邓率部经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进军四川的新闻报道，制造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假象。
实际上，刘邓已令陈锡联率领的第三兵团由湖南常德地区隐蔽集结，尔后出师湘西，经秀水、彭水，强渡乌江，打开川东门户，直通重庆。同时又令杨勇率第五兵团由湖南邵阳地区隐蔽集结，尔后直出贵州，切断蒋军南逃退路。11月1日，刘邓大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作战。数十万人马突然袭击川湘鄂边和湘黔边敌人薄弱部位，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然后以主力直入川南，控制了宜宾、泸州一带广阔地域，截断川军逃往康、滇的退路。刘邓大军从东西五百公里的地段突然多路进去，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马上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战略部署。国民党部队迅即溃不成军。刘邓命令各部加速推进，攻占重庆，配合北路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
不料，11月27日，刘邓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二野缓进重庆。原来，得到蒋介石令胡宗南以800辆汽车运其第三军到重庆的报告，毛泽东希望二野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
刘伯承与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电报后，曾思虑再三。但他们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认为重庆应尽快攻取。从军事上讲，重庆国民党防守兵力单薄，如果解放军不迅速攻占重庆，那么蒋介石又可能改变其增兵重庆的计划。况且，胡宗南部来不及从汉中南下至重庆增守；从政治经济上讲，延缓攻取重庆，将会给蒋介石以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
基于上述考虑，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刘邓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11月30日，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解放。蒋介石于进攻前几小时从重庆飞逃至成都。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重庆，使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得以保存。这对刘邓大军在入川后，依托重庆供给，经营全川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要作用。
重庆解放以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在此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刘邓指挥二野的三、五兵团与一野协同作战，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形成袋状包围。12月27日，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全歼胡宗南守敌10多万人，解放成都。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进军大西南战役的胜利结束。
短短2个月时间，西南战役就取得决定性胜利，歼敌90余万人，前进2000公里，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整个西南地区。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解放大西南战役，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役。它歼灭了国民党最后一支基干部队胡宗南集团及宋希濂集团的主力兵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梦想，标志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终结。
西南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规定1950年的任务是：90万、6000万、60万
大西南基本解放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主持大西南的全局工作。
然而，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任务极为艰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云、贵、川、康解放后的情况极为复杂，这里不仅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国境线长，少数民族多，而且少数民族势力甚为强大，普遍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等异常猖獗，大量的民间枪支均为其所掌握。国民党盘踞较久，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90多万军队，蒋介石在其统治全面崩溃、节节败退之际，有计划地滞留了大批武装力量，普遍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反共救国军，有组织地进行土匪游击战争，颠覆人民政权。再加上历史上这一地区匪患严重，散兵游勇、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地方人民政权和经济恢复工作。
不仅如此，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公教人员200万人的吃饭问题亟待解决，庞大的工业机构需要维持，春耕生产需要迅速布置，进藏任务必须尽快加紧准备。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极大地增加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西南的具体情况，明确确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清剿反霸、恢复工农业生产，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实行各项改革和准备进军解放西藏，保卫西南国防。1950年1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二野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把当时的任务简略地概括为“90万”、“6000万”、“60万”三大问题。
第一个任务是“90万”，即要教育与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90万军队。当时，怎么消化、安置、教育改造旧军队，这是个需要解决的大难题。邓小平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正确执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政策，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各级干部要下苦工夫把这90万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经教育后，妥善地安置到他们的家乡去生产，不使其沦为流民和土匪。
第二个任务是“6000万”，即如何发动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的90%的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春耕生产，完成减租退押，实行土地改革。邓小平指出，这项任务要靠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来完成，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人，分化敌营垒中一切可以分化的人；对继续作恶的坏分子、土匪，要坚决把他们消灭掉。
第三个任务是“60万”，即提高现有60万解放军的质量，把他们迅速转变为工作队，以担当起新的繁重任务。邓小平指出，“90万”、“6000万”的任务都依靠这“60万”为主去完成。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执行放手分散的方针，在改造“90万”与发动“6000万”的斗争中去磨炼，只有这样，部队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才会大大提高。
后来邓小平根据形势，又加上消灭90万土匪的任务。
由于任务明确，方针、政策正确，在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的领导下，除以第十八军准备进军西藏外，二野各主力部队迅速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分散，以分区包干的办法，执行了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工作队的任务，担负发动6000万群众和改造90万旧军队的任务，与此同时，剿匪征粮工作也迅速展开。经过将近1年半的艰苦斗争，完成了改造90万旧军队的繁重任务，给西南封建势力的武装集团以歼灭性的打击，团结和争取了绝大多数的旧军队士兵和军官加入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土匪100万余人。除川西北、大小凉山和佧佤山区等少数边沿地区外，全区土匪基本肃消。占西南总人口90%以上的6000余万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并在12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经过上述措施，大西南基本得到安定，从而粉碎了美蒋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为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建设新西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句看似简单的话里，凝结了他多少的心血！
“一声修路蜀江欢”，在邓小平主持领导下修建的成渝铁路，使四川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大西南虽然基本上解放了，但由于历经战火和国民党的盘剥，仍呈现出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真正使其饮誉西南的，是他主持领导了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
修筑铁路是四川几代人的梦想。四川虽物产丰富，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周围山险水急，道路崎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在政治、经济上不能与全国同步发展。清朝末年，四川人民为了发展交通，修筑铁路，出过无数的钱，流过不少的血，进行过无数英勇、壮烈的斗争。然而，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直到四川解放，成渝路上始终没有铺过一条钢轨。
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深知交通不发达对于四川经济发展的巨大制约作用。他下定决心并开始积极筹划为四川人民办好修建成渝铁路这件实事。上海解放不久，1949年6月，邓小平在上海认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请这位抗战期间在大西南做兵工工作的专家谈了西南的情况。当陈修和介绍成渝铁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至今没有建成时，邓小平下了决心：成渝铁路一定要搞，尽快搞。他拜托陈修和为西南建设物色一批科技人才，并嘱陈修和为修建成渝铁路写一份建议书。
二野大军南下之前，邓小平与刘伯承郑重表示：“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邓小平专门派二野军械处处长陈志坚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狄斯菲尔路拜访了陈修和。陈修和不负所望，为西南建设精心物色了几十名兵工技术专家，组成一个技术大队。当二野大军进军西南的炮声隆隆震响的时候，这些专家已经开始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南工业、交通、水利等建设呕心沥血地起草建议书了。
修筑成渝铁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绝不可能百废俱兴，而只有先集中力量办好一两件事。他紧紧抓住成渝铁路建设这件事，作为争取人心，稳定人心，带动四川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重庆解放才一个星期，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委员会会议，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而当时，成都战役尚未开始。
1950年6月中旬，成渝铁路正式动工。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发表了具有号召力的讲话。他在致词中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他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
西南解放之初，清匪反霸斗争尚未结束，社会改革刚刚开始。修建成渝铁路，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施工队伍和设备。为了尽快地修通成渝铁路，同时减轻人民负担，在邓小平指挥下，西南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先后组织了5个军工筑路总队计3万余人参加筑路。指战员们扛着“开路先锋”大旗，投入了紧张而又极其艰苦的劳动。与此同时，还先后动员10万民工参加筑路。邓小平很重视对广大职工、民工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解决不少职工认识上的模糊和思想波动。他特别强调要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明确指示：“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对技术人员要大胆使用，使他们做到有职有权。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在政治上尽量给予关心，在荣誉上尽量给予表彰、鼓励。邓小平的这些指示落到实处后，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专家的积极性。他们中有不少人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对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时通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和高度重视下，经过修路大军的奋战努力，成渝铁路的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当年年底铁路修到江津；1951年“七一”通车到永川；1952年6月13日把路轨从重庆铺到了成都。是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川西平原为之轰动，燃炮击鼓，数日不绝。成都市郊，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争看铁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分别题词祝贺。
成渝铁路起自成都，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等县市而达重庆，全长505公里，是在共产党执政时代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民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成的铁路。
邓小平提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基本策略，为和平解放西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外国势力对西藏进行侵略和渗透，因而造成汉藏之间和藏族内部关系的不融合。西藏一些上层统治人物在外国势力的挑唆下，驱逐汉人，并公然祭起“西藏独立”的旗帜。为了完成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影响，随着云、贵、川、康相继解放，向西藏进军被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谁担当进军西藏的重任？1949年底，毛泽东在赴莫斯科访问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并提出以西北局为主进军西藏。当时主持西北局工作的彭德怀回电说，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于是1950年1月2日，一份带有四个“A”字的急电，从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毛泽东在急电中称：“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巨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将解放西藏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西南局。
当时，刘邓面临的困难也很多。二野的许多官兵已经脱下军装，转为工作队。但邓小平二话没说，坚决地接受了任务，并加紧了筹备工作。他与刘伯承迅速决定由“爱将”、年仅36岁的18军军长张国华来执行进军西藏的使命。又报中央批准组成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2月15日，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
进军西藏该采取何种策略？鉴于西藏的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1950年1月15日，在18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进行了纵横比较，对进军西藏的战略方针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以后，根据中央提出的进军西藏一要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邓小平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这一带有很强政策性和策略性的原则，对于解放西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着眼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担心入藏部队力量过大，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故确定入藏部队为3万人，力求精干。同时为了应付任何大的军事行动，又报请中央“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以求万无一失。
关于补给，邓小平强调，进军西藏的衣、食、住、行都是新问题，吃饭是头等大事，部队进藏所需各类物资除就近购买和筹措外，主要采取由内地运送的补给原则。为此，他要求补给线上兵力1万，以加强兵站线。
为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后勤保障工作，1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组成规模大、等级高的支援司令部（简称支司），并指示西南各主力部队动员一切力量，抽调人员、马匹、武器装备等，组成支援部队，并动员地方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民工和机械设备、军需物资支援入藏部队，以保障边进军边筑路以及修机场等任务的顺利进行。5月13日，刘邓又决定支司与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合并成立统一的支援司令部，由张国华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统一修路和运输的指挥。从而使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向西藏进军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邓小平要求制定和执行政策一定要慎重。他和贺龙专门请来华西大学的教授，调查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邓小平指示进藏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专门研究进军西藏的政策问题。他还指示起草“进军守则”，要求进藏部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他还要求部队学习藏语。在处理宗教这个西藏最敏感的问题上。邓小平多次训导进藏部队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后来，当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时，邓小平又指示：到了拉萨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要摸顶，可以不受我军纪律的约束，让他摸去，还要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为了防止进藏部队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看不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犯急性病，违反政策，邓小平提醒官兵，遇到这类问题，一定“不要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电示西南局，指出，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他要求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西南局立即组织得力人员，研究和草拟了四条方针政策，作为和谈的基础，于5月11日报告中央。与此同时，西北局也向中央转报了中共青海省委提出的六条政策。一周之后，中央复电西南、西北局，认为西南局所提的四条较好，但还应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邓小平经过周密思考，亲自主持起草了十项政策，于5月27日呈报中央。这十项政策即：（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种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学校教育。（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这十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然而，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们良好的愿望和积极努力而改变的。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扶持十四世达赖逃到亚东，企图把达赖带到国外，并调集藏军与民兵布防在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及昌都附近地区，妄图用武力来阻挡和平之盾。一场以打促和的战斗已不可避免。
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仅用18天时间，一举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由于中共中央政策的感召和在各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西藏地方当局决定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受到了邓小平、贺龙等西南党政军领导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向阿沛等人讲述了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坦诚而又坚定地向他们表示要认真执行十条政策，讲了应争取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希望西藏代表团消除隔阂和猜疑，务求谈判成功。邓小平还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协议以邓小平草拟的十条为基础，规定了十七条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5月25日，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8、9月间，邓小平、贺龙命令18军分路向拉萨进军。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胜利地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