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

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

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流动放缓。根据设在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1979—2000年间，最穷的2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仅提高了20％；最富的20％家庭，实际收入则提高了70％；最富的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184％；极富的0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得更大。也就是说，越富的家庭收入提高越快。在1979年，最富的1％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20％的家庭的133倍；到2000年，则变成了189倍；现在更高。同时，穷家庭的孩子往上爬也越来越难。把人口一分为五。最穷的1／5的家庭的子弟，在20世纪70年代有12％能爬到次穷的1／5或最富的1／5的阶层。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跌到11％。次穷的1／5家庭的子弟待在原来的阶层的比率，在20世纪70年代是28％，到20世纪80年代为32％，到20世纪90年代则为36％。那些生在最富的1／5的家庭的人，待在原来阶层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其他一系列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阶层间流动小，精英就开始世袭化。这在总统政治中反映得最为真切。2000年的大选，布什是前总统的“太子”、贵族寄宿学校毕业、耶鲁出身；戈尔是前参议员之子，同样上了贵族寄宿学校、哈佛毕业。到2004年，布什竟不得不和耶鲁前后班的同学、比自己还富有的克里对阵，乃至笑星在晚间节目上开玩笑：我们的总统政治终于多元化了。一个来自得州的耶鲁子弟，将和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耶鲁子弟竞逐白宫。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玩笑。有论者指出，虽然美国大学执行种族平权政策、讲究多元化，但精英的大学，不过是让从新英格兰的富家子弟和来自加州的富家子弟同屋。他们之间的种族、文化、性别都可以是多元的，但阶层却出奇的一致。不平等的大学教育，正在制造不平等的美国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开始精英统治，在各行各业都有同样的趋势。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鲍恩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学最近几十年虽然一直声称要照顾弱势阶层，但这种照顾更多体现在种族上而非经济上。他们研究了19所精英大学，包括5所常青藤以及一些顶尖的文理学院和州立大学。结果发现，一个穷孩子SAT如果考了1200分，他并不比一个拿了同样的成绩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具体而言，一个运动员申请大学，在录取上比一般学生有30％的优势（假设他只有20％的机会进一所大学，但被该大学的教练看中后，机会就提高到50％）；一个黑人或拉美裔，靠自己的肤色有28％的优势；一个有潜在捐款能力的校友的子弟，有20％的优势；一个贫困生的优势则是零。

SAT满分为1600分。哈佛、耶鲁学生的平均成绩大多在1400分以上。考到1200分，虽然进不了这种顶尖大学，却也在一般精英大学的门槛儿上。如果把人口一分为四，来自最富的1／4家庭的孩子达到1200分的数量，比来自最穷的1／4家庭的孩子多6倍。照分录取，穷人当然吃亏。结果，最穷的1／4的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34500美元）的孩子，只占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的9％。最富的1／4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10万美元以上）的孩子，在校比例则从1976年的39％升到50％。最近另有研究指出，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3／4来自最富的1／4的阶层。这意味着精英大学录取一个富家子弟的可能要比录取一个穷孩子高25倍。在哈佛大学，学生家庭的中位收入为15万美元。哈佛校友的子弟被录取的机会是一般学生的3倍。在大多数常青藤盟校，校友子弟占学生总数的10％到15％。虽然各种研究提供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指向的大趋势是不错的。说精英家庭在常青藤传宗接代，恐不为过。

令人最难以接受的是，那些穷孩子在分数线上不仅一点便宜占不上，而且实际上吃亏。比如，名校校友的子弟，一般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他们申请同样的大学，比穷孩子的分数可以低一大截。再加上运动员、黑人、拉美裔都要受一些照顾，录取时分数打折扣的人就相当多。严格按正常分数入学，穷学生实际上等于受了歧视。鲍恩的研究揭示：如果把给那些校友子弟的照顾给那些家庭年收入在33000美元以下的孩子，穷孩子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就会上升17％。

这一发现，令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迷惑不解，甚至感到冤枉。这似乎违反了他们的常识和信仰。多少年来，大学录取办公室一直努力提携弱势阶层的子弟，怎么会成心刁难人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明确地说：“当你出身弱势阶层时，你取得的同样的成绩就反映着更大的能力。因为你没有机会参加那些昂贵的考试准备班，你上的中学也没有为你提供有效的训练，你们来自那些无法提供教育机会的家庭。”哈佛2004年一下子就免了所有贫困学生的学费，多少也有这一层考虑。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怎么说贫困生会受挤压？

但数据不会撒谎。这些数据揭示了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现实。目前美国大学竞争异常激烈。大学新生SAT的平均成绩，每年都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拿去作为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该杂志把大学新生SAT的中档成绩（排在25％到75％的分数）取出来衡量各校学生的学术能力。哈佛大学的成绩在1400到1580分之间，普林斯顿在1380到1550分之间，耶鲁在1370到1560分之间，麻省理工在1420到1560分之间。毫厘之差，就会决定谁高谁低。一些原来是二流的学校，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都靠强调SAT等“唯才是举”的手段，在排名榜上扶摇直上，目前已经抢占到了精英大学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伯克利这样的名校。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谁肯落后？一旦降低分数多录取一些贫困学生，学校的SAT平均分就掉下去，排名也跟着下降。

录取穷学生，不仅要免人家的学费，而且还要给人家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平衡这样的开支，就得涨学费，让富家子弟多付一些。换句话说，录取穷学生，等于降低学校的排名，提高了学费。这就好像一个产品品牌差了，价钱倒贵了，还怎么卖？所以，扶助穷学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同时，由于精英大学的牌子越来越值钱，学费飞涨。大学为了拔高自己的名次，到处招募学术优异的学生，在高学费之下又有高奖学金。即使是一些中高产阶级的子弟，在精英大学也接受大笔奖学金。结果，由于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财大气粗的精英大学，他们实际上比贫困学生拿的奖学金还高。

如今成为众矢之的的，是对校友子弟的照顾。2004年大选时，布什公开承认，他当年进耶鲁是因为家庭关系。他相信大学录取应该看学生本身的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他的对手克里，同样是跟着父亲进了耶鲁的贵族子弟，也要求取消对校友子弟的优惠。似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然而，校友子弟优惠的制度，是一个在政治上最容易攻击，但实际上最不可能取消的制度。

校友子弟的优惠，简单地说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则上：做买卖要靠回头客。上大学，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怎么让人家“回头”呢？那就得盯住那些祖祖辈辈都来一个学校上学的家族。这就好像你在一个商店拿了优惠卡，再买东西总是去那里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一个家族世代上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声誉就成了这个家族声誉的一部分。这样的家族，只要成功富贵，就会大笔给学校捐钱。像常青藤这样的私立学校，大部分钱是校友捐的，即所谓“捐赠基金”。一个学校的实力，就看这个捐赠基金的大小。学费收入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给校友的子弟一点好处，就是要供一供这些财神爷。

供这些财神爷，即使纯粹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也并非没有道理。私立大学要自己弄钱来。没有大笔的捐赠基金，私立大学就成了一个超级市场：学生是买东西的顾客，教授是售货员。比如，笔者在一所小的私立学校教书，给学生一个“不及格”，学生马上就说：“我花900多块钱上你这门课，难道就为了个不及格？！”人家到处去告，摆出一副“老子不买你的东西”的态度。学校怕学生退学，丢了学费，如临大敌。学校靠学费活，就不敢得罪学生。学生对分数不满意，学校就得小心。许多学生，甚至有一种自己给自己打分的心态，会说什么“我至少应该拿个B”。和这样的学生打交道，就像在超级市场讨价还价，实在斯文扫地。一旦有了捐赠基金，学校就硬了：我们这里是有学术标准的，达不到就走人！你那几个学费根本不值一提。况且你不想上有的是人要打破头来上。校友们的利益是维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们总谈哈佛、耶鲁是私立大学。那么谁拥有这些私立大学呢？说白了就是这些校友。学校的钱是人家给的，学校的董事会是人家选的，最后这个董事会决定谁来当校长。所以，要侵犯这些校友子弟的利益，听起来天经地义，实际上多少有些反客为主。这些校友的力量，从布什进耶鲁的经历就可窥一斑。

1963年布什申请大学时，SAT的语文成绩才566分，如今大部分耶鲁学生要考到700分以上。但就在他申请的那几个月，耶鲁竟然为了他悄悄地修改录取政策。因为申请人太多，学校已经无法对所有校友都一视同仁，于是决定给那些对耶鲁贡献大、社会地位重要的校友子弟更优先的考虑。布什的祖父是耶鲁所在的康州的前参议员，不久前还是耶鲁的校董；布什的父亲正在得州竞选参议员。布什当然不是一般的子弟，所以他在1964年被顺利录取。

两年后，耶鲁录取部的新院长R．因斯莱·克拉克（R．Inslee Clark）上台，大力削减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在1967年录取的新生中，校友子弟的比例从布什入学那年的17％跌到12％。这本是顺应当时突破世袭贵族统治、追求学术精英主义的教育改革大潮流，但却惹恼了校友。克拉克没干几年就下台了。1974年，就在耶鲁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募捐的前夜，他的继任者竟把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提得比布什入学时还高。哈佛和普林斯顿看到耶鲁的教训，再也不敢在这方面有大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普林斯顿的前校长鲍恩主持的大规模研究揭示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却不敢触犯校友特权的原因。他提出的方案，是让学校减少对运动员的照顾，用省下来的优惠名额来提携贫困学生。但是，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名校，对运动员优惠非常小甚至没有，对校友子弟的扶助却甚大。这一方案在一流大学起不了什么作用。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自己当年也是靠家庭背景进了哈佛。他提出议案，要求大学公布所录取的校友子弟的比例，意在把这一不公平的政策及其后果，暴露给公众，引起公愤，让各大学在讨好校友时有所收敛。这大概也是目前唯一有实际可行性的措施。

如今，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现象已经被普遍承认。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大家还一筹莫展。也正是如此，鲍恩提出以经济平权代替种族平权。根据他的数据模式，这一政策一旦推出，黑人和拉美裔在精英大学中的数量就会下降一倍，穷白人的孩子就会提高。这当然会触动美国的另一根政治神经，不可能轻易实施。

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高科技社会。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