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光景。他们许多人来自劳动阶层家庭，常常是家里的第一个或者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没有受很好的教育，许多人反智主义情结甚重，觉得大学总是教一些读书人才喜欢的没有用的东西。可惜，如今的大潮流是蓝领工作越来越少，连招警察也开始要大学毕业生。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他们的子弟勉为其难，进大学就是为了找饭碗。大学不过就是个职业培训班。如果你让他们一年花几万块送自己的孩子读什么柏拉图，他们肯定觉得你有病。
其实，劳动阶层的子弟并非一定不喜欢柏拉图。问题是，如今大学越来越市场化。学费涨得奇高，学生和学生家长成了消费者。一年几万块花出去，构成全家最大的开销。这钱花得值不值？于是有了个消费者权利的问题。结果，每年新生一入学，你就会发现家长比学生还多。和教授、校方交涉的，几乎都是家长。他们从选择孩子的宿舍、课外活动的安排到所学的专业，事无巨细，全要和学校讨价还价、给孩子决定好，保证自己花的钱不冤枉。在这样的情况下，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即使有许多梦想，希望利用大学时期探求人生、了解世界，也没有办法。他们的一切选择都由家长代劳了。
结果也可想而知。那些务虚的学生几乎肯定会成功，成为自己这一代人的领袖；那些务实的学生，还和父辈差不多，卖力气为生，等着人家给工作。何以如此？当然，精英大学的学生智商高，社会关系也多，学什么都会成功。但为什么在这群人里，彼此竞争时也要争先恐后地务虚不务实呢？可见，人文教育，对人实际的成功还是有关键作用。前述那位耶鲁毕业的教授在自己的校友中进行访谈调查，得出了有实际经验支持的结论。
1980年从耶鲁毕业的苏珊·克朗（Susan Crown），读的是文学专业，目前是芝加哥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已经当上耶鲁的校董。她的体会是，人文教育教你如何思考、如何分析、如何阅读、如何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述。这些技巧，在商业活动中每天都要用。另外，如今的社会变化快，信息多，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对任何东西的了解都浮皮潦草。大学的人文学科，则给你提供了一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去专心致志地读伟大的历史和文学著作。这样，你就学会了专注于大的理念，不被一些琐碎的细节所支配。
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e）是1953年的耶鲁毕业生，领导一个大投资公司24年之久，如今已经退休。他的体会更为具体：“生意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不管你把公司办得多么成功，你那一套不到5年就得变。也就是说，你每5年要有秩序地重新塑造你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但你更需要一些能够综合思考不同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人。所以我作为公司首脑，就喜欢雇用人文学科出身的人。”
他这个意见几乎代表了所有被访者的看法：人文学科培养的分析深度、创造力，比商学院教的东西更可靠。
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于1959年从耶鲁毕业，专业是艺术史。他创建并领导一个国际贸易咨询公司达30年之久。他强调说：“如果你想当企业领袖或经理，本科学商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误。你所能学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高级的账目管理技术。”他认为，人文学科给你奠定了管理人才的战略性的基础训练。生意场上，归根结底是跟人打交道。你想成功就得跟成功的人接触。你赢得人家尊重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人家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你最好是把和你生意有关的人都看做是志愿人员。他们如果不感到和你接触有意义，而只是赚几个钱而已，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他的这番高见也同样得到其他耶鲁毕业的大老板们的认同。
大家普遍的感受是，当个成功的生意人，就要看你是否有和思想复杂、社会关怀深刻的人打交道的能力，要看你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文化氛围，让这些心灵复杂的人在这个氛围中感到愉快。其实前总统布什做生意的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有哈佛的MBA文凭，又是贵族中的贵族，但在生意场上就是混不开。他一张嘴就让人看不起，凭老父的关系也不管用。布什家族有个不成文的家规：先赚钱再去碰政治。布什是第一个破这个规矩的人，原因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在耶鲁只是睡过4年，其人格和企业精英格格不入。搞政治，可以绕开这些脑筋复杂、趣味精致的人。也正是因为他在脑筋简单的人看来有魅力，结果在政治上比在生意上顺利得多，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反智的总统。
耶鲁之外，人文教育同样培养了许多名声赫赫的企业总裁。前惠普总裁卡莉·费奥利那（Carly Fiorina），当年在斯坦福学的是中世纪历史和哲学。她号称她对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型的兴趣，与她面对信息时代社会转型时的思考非常切近。迪斯尼的总裁迈克尔·埃斯内（Michael Eisner）大学的专业是英语和戏剧，没有上过一堂商学方面的课。他督促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大学里都学人文。用他的话来说：“文学对人的帮助是难以置信的。你做生意时总要处理人际关系。文学帮助你理解什么才能打动人。”米拉马尔系统（Miramar System）的总裁尼尔·雷宾（Neal Rabin）是学创作出身。他虽然雇用MBA，但他批评说，那些哈佛的MBA，常常被管理学院的案例研究课程中企业失败的例子给吓得瘫痪，缺乏创业时必要的想象力。
康宁（Corning）的总裁约翰·卢斯（John Loose）大学学的是东亚研究。他声称自己对中、日、韩和印度的理解，帮助他在光纤市场低迷之时，发现了亚洲市场的亮点。联邦百货商店（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集团的总裁休·克罗尼克（Sue Kronick）同样也是学的亚洲研究，并靠她对印度的理解在亚洲找到廉价的供应商。米夏埃拉·罗德尼奥（Michaela Rodeno）在大学学法国文学时，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专业使他发现了葡萄酒这宗大买卖，最后成为一个设在加州的法国葡萄酒公司的总裁。学人文的客串高科技公司领导更是一个小潮流。加州的蓝盾（Blue Shield）的总裁布鲁斯·博达肯（Bruce Bodaken）拿了哲学的学士和硕士，还教过伦理课。他认为哲学帮助他思索深刻的问题，是他成功的关键。全景（Uniscape）的总裁斯蒂夫·亚当斯（Steve Adams）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博士，后来辞掉教授的职位进了生意场，大获成功。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曾经大红大紫、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前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李·艾科卡（Lee Iacocca），本科学的是历史。《花花公子》的创建人休·海夫纳（Hugh Hefner），本科学的是哲学。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Motion Picture）集团的总裁谢里·兰辛（Sherry Lansing），大学学的是英语。在美国前1000家大企业中，只有1／3的总裁拥有商学硕士学位。说到底，人文教育是向你展示人类最重要、最伟大的理念的交锋，并让你也被卷入这样的交锋。伟大的理念培养伟大的人，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这也难怪，一些在生意场成功的人，对大学生本科中的商学迷信和人文教育的衰落感到担心，觉得教育已经不成其为教育，而仅仅是训练。前面提到的查尔斯·埃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怀疑的自由是创造的第一步。没有人文教育，你很难进行建设性的怀疑。”用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的话说：“教育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够自己来判断是什么保证了或者威胁着他的自由。”可惜，在“9·11”后两年多，大部分美国人还认为萨达姆是恐怖袭击的幕后指挥。这说明公众已经失去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这正是人文教育要训练的东西。没有这样的思维，不仅做生意时会盲从，跟着人家买股票、炒房地产，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会陷入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