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行之多年的基于学区制的公立学校系统。“教育券”和学区制孰优孰劣很难说。“教育券”的实行，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可能也会把原来的一些好东西牺牲掉。在中国则不同。官办的义务教育一直效率甚低，没有学区制之累。推行“教育券”制，让家长决定如何花自己孩子的教育经费，绕开官僚机构，鼓励学校直接竞争，肯定会提高教育的效率，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高等教育中，也值得一试。
2000年，哈佛大学教授、学术新星卡罗琳·霍克斯拜（Caroline Hoxby）发表一篇新奇的论文，称河流多的大都市，公立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好。这篇文章，很快成了公立学校要不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全国辩论中的经典作品。如今，普林斯顿的一位年轻助理教授杰西·罗思坦（Jesse Rothstein）对她发起挑战，称其论文的数据无法核实，方法可疑，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霍克斯拜立即回应，说罗思坦的指责没有根据，而且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罗思坦则反唇相讥，说霍克斯拜只知道给人扣帽子，回避真正的学术问题。一场学术争论，演成了意识形态大战，甚至发展出了个人恩怨。不过，这场充满学术八卦的热闹，倒是对我们观察美国义务教育的哲学与实践，特别是检讨对中国渐渐产生影响的“教育券”的理念之是非，颇有帮助。
霍克斯拜2005年也才39岁，是位黑人女性，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两名女终身教授之一。她在麻省理工拿到博士学位后，7年就在哈佛拿到终身教授，可见绝非等闲之辈。斯坦福等大学，还想把她挖走。结果哈佛以讲座教授的优遇将她稳住。
霍克斯拜的父亲史蒂文·明特（Steven Minter）曾是卡特政府教育部的官员。但她本人却成了共和党在教育界的明星。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罗德·佩奇（Rod Paige）称她“聪明、有逻辑、有承担、有献身精神”。为什么她在共和党那里这么红？关键是她能够提供一系列数据来支持共和党用市场竞争来改革公立教育的理念。
2000年，她在声誉显赫的《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一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河流理论。美国的义务教育是采用学区制。学区以居民的居住地域为基础。比如我住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小镇阿灵顿。这个小镇就是一个独立的学区。这个学区有几个小学、中学，一个高中。住在这里的孩子，一般只能在本学区中的规定区域内（原则上是离自己家最近的）学校就读。如果想去学区内的其他学校，就得在接收学校许可的情况下才行。学校有权拒收非本居住地的学生。如果要去邻近的镇里读书，就只有搬家到那里才行。一个学区内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学区居民支付的房地产税。一些大都市，由于人口众多，一个学区不够，于是有了许多学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有时可以通融到邻近的学区上学，多了一些选择。
霍克斯拜也就从这里切入。她注意到，在一些大都市，如波士顿，有许多学区，学生选择的范围大。这样学校之间就有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分数上升。相反，在另一些大都市，比如拉斯维加斯，学区基本上只有一个，学生无从选择，这样就没有学校之间的竞争。结果，教育质量降低，学生的成绩明显差许多。
由此出发，她对这一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本来，她可以直接数一下各大都市的学区，然后再比较这些大都市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就可以了。但是，她马上遇到了研究样本的客观性问题。有些大都市有许多学区，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学区太坏，又没有办法关闭或合并，只好成立新的学区。在这种情况下，学区多的地方学校质量可能反而差，无法支持她的假设。
霍克斯拜为了对付这种麻烦，就要绕开这些人为因素。于是她想到了河流。河流是自然的地理边界，和人为因素无关。河流多的大都市，居民区被河流分割得比较碎。在这样的地理基础上，学区自然就比较多。结果，河流多的大都市居民有较多在附近的学区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相反，河流少的地方，居民区比较完整，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分割，学区也就非常少，有时只有一个。一句话，河流创造了学校之间的竞争。最后她证明了河流多的大都市的学生成绩果然高出河流少的大都市的学生一筹。对共和党来说，这实在是个求之不得的结论。
挑战霍克斯拜的罗思坦，2005年年仅31岁。他父亲曾是纺织工会的组织者。如今父子俩和设在华盛顿的有明显左翼倾向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合作密切。他本科是数学专业，哈佛毕业，在伯克利读博士时，对河流理论感兴趣。他导师称他是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在技术细节上十分精道。
罗思坦对霍克斯拜提出的最大的挑战，在于怎么计算河流。霍克斯拜认为，大河流给一个大都市带来的，远非仅仅是学区众多，此外还有贸易的发达，财富的增加，等等。这些因素，又决定了大都市居民的素质。小河流则无这个问题。因此，她把大河流和小河流分开统计。罗思坦抓住的，正是统计标准这一技术细节。他发现，霍克斯拜对大小河流的区分和统计非常主观随意。比如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霍克斯拜说有5条大河流。但罗思坦按照霍克斯拜的方法统计，则发现了12条。他的研究助手用同样的方法，竟发现了15条！这样的随意性，自然给霍克斯拜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有利的河流数目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罗思坦还进一步用政府的数据，对霍克斯拜的结论进行了重复性的验证研究，发现在河流数目与学校的水平之间，所能建立的相关性是如此微弱，乃至在统计学上不构成任何意义。他还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他一直向霍克斯拜索要她所用的数据，但霍克斯拜竟置之不理。霍克斯拜辩称她无法公布所有数据，因为有些全国教育中心的数据，是不能对公众公开的。但罗思坦指出，霍克斯拜最终不得不提供的数据，和她在原初的论文中运用的数据不一致。
这场学术恶斗的结果尚未见分晓。霍克斯拜在技术上处于守势，在为自己的数据进行辩护时困难重重，难免顾左右而言他，指责对方别有用心。罗思坦在技术上虽然抓住了对方的弱点，但自己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从整个的社会潮流上看，霍克斯拜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为渐渐成势的“教育券”张目。罗思坦即使瓦解了她的理论，也无力抵抗她背后这股庞大的社会潮流。
早在1955年，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一篇论文，题为“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首次提出“教育券”理论。据弗里德曼50年后回忆，当时的文章并非是对现实的学校质量不满而作出的一个反应。他和她妻子都对自己上的公立学校非常满意。他当时主要是在思考自由社会的哲学。教育恰巧是他较早讨论的一个领域。7年后，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这一名著。那篇文章就成了书中的一章。
弗里德曼当时指出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三个功能：第一，立法实行强迫性的义务教育；第二，在财政上资助学校；第三，管理学校。他的结论是，政府在教育中的前两个功能还算说得过去，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政府完全没有理由亲自管理学校。为了让政府从教育中走开，他设计了“教育券”制度：政府以“教育券”的形式给每个适龄学生的家长一笔教育资金，家长拿着“教育券”到市场上“购买”教育服务。这样，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学校来满足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并且彼此竞争。这种竞争，就像市场上的产品通过竞争来提高质量一样，最终会促使教育质量的提高。
弗里德曼的理论提出后，并没有立即被应用到现实中。十多年后，在尼克松任上，经济机会办公室开始遵循弗里德曼的思想来资助“教育券”的实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在新罕布什尔的几个大城市试行“教育券”。但是，就在眼看有了成功的机会之时，这一努力被教师工会和教育官员封杀。
与此同时，政府管理的公立学校，却每况愈下。1983年，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了题为《国家在危急中》的报告，引用保罗·科佩尔曼（Paul Copperman）的话说：“每一代美国人在教育、识字率、经济状况方面都会超过他们的父母。但是，目前出现了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代人的教育程度不会超过、不会等同，甚至不会接近他们父母的程度。”报告发表后，公立学校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自1970年至今，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开支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是教育质量反而下降，如今美国的识字率比一个世纪前还要低。
于是，弗里德曼的理论再度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在威斯康星、俄亥俄、佛罗里达、哥伦比亚特区，“教育券”开始试行。2002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还将克里夫兰试行的“教育券”制合法化，给“教育券”的进一步扩张开了绿灯。
弗里德曼理论的核心，是通过给受教育者选择的自由来激发竞争，通过竞争提高教育水平。霍克斯拜的河流理论，证明选择增加了竞争进而提高了教育质量，和弗里德曼可谓殊途同归。目前弗里德曼还没有介入霍克斯拜与罗思坦的争斗，显示了一个严谨学者的审慎。但他对霍克斯拜和她的论文赞誉有加，毫不掩饰其意识形态上的偏好。
弗里德曼直言不讳地说，在许多领域，政府做的事情，私人企业只用一半的费用就能完成。这是他的理论最简单的魅力。平心而论，“教育券”不能实行，主要的抵抗力量来自在公立学校教书的教师所组成的教师工会。这些教师希望过自己的安生日子，不喜欢竞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目前一些公立学校，试图鼓励优秀教师，要把教师的表现和工资挂钩。但连这样的政策，也激怒了许多教师。可见，教师工会是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要不择手段地维持自己的“皇粮”。而这一集团力量极大，是民主党的核心力量，所以民主党政治家即使心里支持“教育券”，嘴上也不愿意说。但许多下层老百姓，因为只能住便宜、学区差的房子，孩子陷入坏学校不能自拔，喜欢通过“教育券”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最戏剧性的场景当然还是在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学区之差是有名的。美国的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包括那些反对“教育券”、捍卫公立学校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死活不进当地的公立学校。所以有人讥讽说：“当这些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能够言行一致、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盛顿的公立学校时，美国的教育才算有救了。”
不过，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虽然直指引起公愤的公立学校系统，但如果普遍实施，引起公立学校的瓦解，美国的义务教育也未必就能复兴。要知道，现在美国的学区制，主要依赖地方的房地产税办学，反映着美国优良的地方自治传统，十分灵活。一个小镇的学区好坏，是本镇居民自己的选择。在理想的情况下，大家自己缴税办学校，家长充分参与学校事务，许多区的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质量还好。想到好学区上学，到那里租套房子就可以。但问题是，学区好大家争先恐后地迁入，引起房地产升值，最后穷人住不起，只能搬到房价低的坏学区去。也就是说，学区制并非没有竞争。只是穷人一竞争就会输。实行“教育券”，大家手里都有一张“券”，可以抵学费了。大家凭此可以随便到哪里去上学。这样各学校都在一个大平台上竞争。结果会怎么样呢？好学校会抬高学费，大大超出“教育券”的价值，穷人还是上不起。穷人上的，还是便宜的、质量较差的学校。另外，支持“教育券”的钱哪里来？以房地产税支持本地教育的规矩要不要改？这些都是问题。霍克斯拜的河流理论立意虽高，但技术细节上被人家挑战，颇难应付。弗里德曼的理论如果全面落实，恐怕会遇到类似问题。
综观这场辩论，我的直观感受是，美国的许多经验，移植到中国来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教育券”却是个例外，比起在美国实施来，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在美国，有行之多年的基于学区制的公立学校系统。“教育券”和学区制孰优孰劣很难说。“教育券”的实行，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可能也会把原来的一些好东西牺牲掉。在中国则不同。官办的义务教育一直效率甚低，没有学区制之累。推行“教育券”制，让家长决定如何花自己孩子的教育经费，绕开官僚机构，鼓励学校直接竞争，肯定会提高教育的效率，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高等教育中，也值得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