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今天，妈妈去世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电报：“母逝。明天下葬。崇高敬意。”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要坐两点钟那班公交车，下午到达。因此，我能守灵，明晚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我请假。但是，他看来并不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想，我本不该对他说这句话。总之，我用不着要别人原谅我。更确切地说，是他要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到我戴孝的时候，无疑会这样做的。眼下，有点儿像妈妈没有去世。相反，下葬以后，事情就将了结，一切就又难说话了。
我乘了两点钟那班公交车。天气十分炎热。我在塞莱斯特的餐馆吃了饭。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我动身的时候，他们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心烦，因为我要到艾玛纽埃尔家去，向他借条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失去了伯父。
为了不错过出发时间，我是跑着去的。这样急匆匆，这样奔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气味，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正由于这一切，我打瞌睡了。我几乎一路都睡着。当我醒来时，我斜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微笑，问我是不是赶远路，我说“是的”，不想多说话。
养老院离村子有两公里路。我是步行去的。我想马上看到妈妈，但是门房对我说，我必须去见院长。由于他正忙着，我便等了一会儿。这段时间，门房没停过口，然后，我见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我。这是一个小老头，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眼睛望着我。随后，他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松开，我不知道怎样抽出来。他查看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来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在责备我什么，我开始向他解释。可是他打断了我的话：“您不需要辩解，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法提供她的需要。她需要一个护工。您的薪水微薄，考虑下来，她在这里更加称心。”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她和他们对往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要烦闷的。”
确实如此。当年妈妈在家的时候，她的目光总是默默地跟随着我，消磨时间。她到养老院最初的日子，经常哭泣。但这是由于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让她离开养老院，她可能也哭泣。始终是习惯使然。也有点儿正因如此，近一年来，我几乎没去看她。也因为这样一来占去了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车所花费的工夫。
院长还在跟我说。但是我几乎不听他说话了。末了，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看看您母亲吧。”我一声不吭，站起身来，他先我一步，向门口走去。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这里的小停尸间。为的是不要影响别人的情绪。每当有个老人死了，其他人在两三天内神经过敏。这使服务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地闲聊。当我们走过时，他们便住了口。我们一走过，谈话又恢复了。好似一群鹦鹉在大声聒噪。来到一座小楼门口，院长离开了我：“我先走了，默尔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葬礼定于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最后说一句：您的母亲似乎时常向同伴们表示，想按宗教仪式埋葬。我已经负责作好安排。不过，我想让您知道。”我谢谢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但生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十分明亮的厅堂，刷过白灰，玻璃天棚。有几把椅子和X形的支架。正是在两个支架上，停放着一口有盖的棺材。只见一些发亮的螺丝钉，拧进去一点儿，突出在刷成褐色的棺材板上。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大褂，头上是一块颜色鲜亮的遮巾。
这当儿，门房进来，走到我背后。他大概是跑来的。他有点儿结巴：“他们已经盖上了，我得松开螺丝，让您能看到她。”他走近棺材，这时我止住了他。他对我说：“您不想看？”我回答：“不想。”他停下来，我很窘困，因为我感到，我本不该这样说。过了一会儿，他望着我，问道：“为什么？”但并没有责备的意思，仿佛想了解一下。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卷着自己的白髭须，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了。”他有一双浅蓝的漂亮眼睛，脸色红润。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有下疳。”由于我不明白，我望着女护士，我看到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沿着脑袋绕了一圈。在鼻子的地方，绷带是平塌塌的。她的脸上只看到白色的绷带。
她出去以后，门房说：“我不陪你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个什么样的手势，他又留下，站在我身后。背后有个人，使我不自在。这间屋子洒满了傍晚前的艳阳。两只大胡蜂撞在玻璃天棚上，发出嗡嗡的声音。我感到睡意朦胧。我没有回转身，对门房说：“您在这儿很久了吗？”他立即回答：“五年了。”——仿佛他早就等着我这一问。
随后，他闲扯个没完。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当到死，他可能会十分惊讶。他六十四岁，而且是巴黎人。这当儿，我打断了他：“啊，您不是本地人？”然后我想起，他带我到院长那里去之前，对我谈起妈妈。他对我说，要赶快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尤其在这个地方。正是在这时，他告诉我，他在巴黎生活过，他很难忘掉巴黎。在巴黎，有时死人在家里放上三四天。这里不行，时间太短，想到已经要跟着柩车去下葬，习惯不了。这时，他的妻子对他说：“别说了，不要对这位先生说这些事。”老头脸红了，连声道歉。我打圆场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感到他说得对，而且说的话很有意思。
在小停尸间，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由于他觉得自己身板硬朗，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他毕竟是养老院的一员。他说不是。刚才，他谈起养老院的人——有些不比他年纪大，他极少说“那些老人”，而是说“他们”“那些人”，我印象深刻。当然，这不是一回事。他是门房，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他们还行使权利。
这当儿，女护士进来了。黑夜骤然降临。玻璃天棚之上，夜色很快便变得浓重。门房打开了电灯，灯光突然闪射，使我一阵眼花。他请我到食堂用餐。但是我不饿。于是他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由于我非常喜欢牛奶咖啡，我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只托盘回来。我喝了咖啡。于是我很想抽烟。可是我犹豫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我沉吟一下，这无关紧要。我给了门房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
半晌，他对我说：“您知道，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守灵。这是惯例。我要去找几把椅子，端几杯黑咖啡过来。”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心烦。他对我说不行。电灯是这样设置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不再多注意他。他出出进进，摆好椅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他放上一只咖啡壶，周围摞着一些杯子。然后，他坐在我对面、妈妈棺木的另一边。女护士也坐在尽里边，背对我们。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但从她手臂的动作看来，我可以认为她在织毛线。屋子里很暖和，咖啡使我发热，从打开的门，吹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息。我觉得我打了个盹儿。
一阵窸窣声把我弄醒了。由于刚才闭上眼睛，我觉得房间更加白得耀眼。在我面前，没有一点儿阴影，每样东西，每个角落，每条曲线，纯粹得刺目地呈现出来。这当儿，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他们总共十来个，在炫目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他们坐下来，椅子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声。我望着他们，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人，他们脸上和衣服的任何一个细节我都没有放过。不过，我没听他们说话，我很难相信他们就在那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腰的带子使她们隆起的肚子更加突出。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老妇人会这样大腹便便。男人几乎都瘦骨嶙峋，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使我惊奇的是，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睛，而仅仅是在一脸皱纹中没有闪光的视线。他们坐下时，多半望着我，拘束地点点头，嘴唇全部陷入没有牙齿的嘴巴里，我都无法知道他们是向我致意呢，还是脸上抽搐一下。我宁可认为他们在向我致意。正是这时我发觉他们全都面对着我，坐在门房周围，摇晃着脑袋。有一会儿，我有一种他们坐在那里评判我的可笑印象。
过了一会儿，有个女人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她的一个同伴挡住了她，我看不清她的脸。她一下又一下地抽泣着：我觉得她会哭个没完。其他人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神情沮丧，死气沉沉，默默无言。他们望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东张西望，但仅仅看这些东西。那个女人始终在哭。我很惊讶，因为我不认识她。我真不想再听到她哭泣。可是我不敢对她这样说。门房对她弯下身说了句话，但是她摇摇头，咕噜了句什么，继续以同样的节奏哭泣。于是门房走到我身边，坐在我身旁。过了好一会儿，他没有看着我，告诉我说：“她和你的老母亲很要好。她说，这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眼下她再没有朋友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和呜咽变得少了。她吸气吸得很厉害。她终于默然无声了。我不再打瞌睡，可是我很疲倦，腰不舒服。当下，使我难受的是所有这些人的沉默。不过，我时不时听到一下古怪的响声，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久而久之，我总算猜出有些老人在面颊里面吮吸，才发出这些奇特的啧啧声。他们没有发觉自己沉浸在思索中。我甚至觉得，这个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在他们看来算不了什么。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们大家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黑夜过去。我记得，我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看见老人们蜷缩成一团睡着了，只有一个例外，他的下巴倚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盯着看我，仿佛他期盼着我醒来。然后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过来。曙光照到玻璃天棚上。不一会儿，有个老人醒了，他咳得很厉害。他把痰吐在一块方格的大手帕里，每次吐痰都像撕心裂肺似的。他弄醒了其他人，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次守夜令他们不舒服，弄得他们面如死灰。他们出去时，我极为惊讶的是，一个个都和我握手——仿佛这一夜虽然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却增加了我们的亲密。
我很疲乏。门房把我领到他屋里，我可以梳洗一下。我仍然喝牛奶咖啡，味道很不错。当我出来时，天已大亮。在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冈上空，一片殷红。越过山顶的风将一股盐味带到这儿来。这预示着整天阳光灿烂。我很久没到乡下来了，我感到要不是妈妈的缘故，去散步真是赏心乐事。
我在院子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等候。我呼吸到清凉泥土的气味，我再也不困了。我想起办公室的同事们。这时候，他们起来上班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挨的时刻。我还在思索这些事，但是在房子内部响起的钟声让我分了心。在窗子后面有移动物件的忙乱声音，然后一切复归平静。太阳又升高了一点儿：阳光开始晒热我的脚。门房穿过院子，告诉我说，院长要见我。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在几份文件上签字。我看到他穿着黑色上衣和有条纹的裤子。他拿起电话，和我打招呼：“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一会儿。我要叫他们封上棺材。您想最后再见一次您母亲吗？”我说不了。他放低声音，在电话里吩咐：“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走了。”
然后，他对我说，他会参加葬礼，我谢谢他。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把他短小的腿架起二郎腿。他提醒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勤的女护士。原则上，住院的人不得参加送葬。他只让他们守灵，他指出：“这是一个人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准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托马斯·佩雷兹参加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笑了。他对我说：“您知道，这是一种有点儿幼稚的感情。但是，他和您的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在养老院，大家开他们的玩笑，对佩雷兹说：‘这是您的未婚妻。’他笑嘻嘻。这让他们感到是乐趣。事实是，默尔索太太的去世令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拒绝他参加送葬。不过，根据出访医生的建议，我不让他在昨天守灵。”
我们好半晌一言不发。院长站起身来，从办公室的窗子望出去。这时，他看到什么，说道：“马朗戈的本堂神父已经来了。他提前到。”他预先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达这个村子的教堂。我们一起下楼。楼前站着本堂神父和两个唱诗班的童子。其中一个拿着一只香炉，神父朝着他弯下腰来，调节好银链子的长短。我们来到时，神父直起身子。他管我叫“我的孩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房子，我尾随着他。
我一眼就看出，棺材上的螺丝已经旋进去了，屋里有四个穿黑衣服的人。与此同时，我听到院长对我说，车子等在大路上，神父开始祈祷。从这时起，一切迅速地进行。那四个人拿着一条毯子，走向棺材。神父、唱诗班童子、院长和我，一起走出来。门前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默尔索先生。”院长介绍说。我没有听清这位太太的名字，我只知道她是委派来的护士。她没有一丝笑容，耷拉着一张骨棱棱的长脸。我们站开一些，让灵柩通过，跟在搬运工后面，走出养老院。车子停在大门前，车身长方形，漆得亮闪闪，令人想起文具盒。旁边站着丧葬承办人，他身材矮小，衣着可笑，还有一个举止不自然的老人。我明白这是佩雷兹先生。他头戴一顶宽檐软毡圆帽（当灵柩越过大门时，他脱下帽子），穿一套西服，裤脚呈螺旋形堆在鞋上，衬衫是宽大的白领，而黑布领结太小。鼻子布满黑点，嘴唇颤抖着。很细的白发下，露出古怪地晃动、难看地卷起的耳朵，血红的颜色衬在苍白的脸上，给我强烈的印象。丧葬承办人给我们安排好位置。本堂神父走在前面，然后是车子。四周是那四个棺材搬运工。后面是院长和我，委派来的护士和佩雷兹先生殿后。
天空已经浴满阳光。暑气开始压向地面，热力迅速升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上路。我身穿深色衣服，感到燥热。小老头本来戴上帽子，这时又脱掉。我略微朝他侧转身，望着他，这时院长对我谈起他。他告诉我，我母亲和佩雷兹先生傍晚时常在一个护士的陪伴下，一直走到村子里。我瞭望四周的田野。看到一排排柏树一直伸展到天边的山冈，大地呈现红棕色和绿色，房舍稀少，轮廓鲜明，我理解妈妈的心情。傍晚，在这个地方，该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歇息时刻。今天，流光四溢的太阳使得风景瑟瑟发抖，令人难以忍受和消沉。
我们上路了。正是从这时起，我发觉佩雷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加快速度，和老头拉开了距离。车子周围那四个人中有一个也落后了，这时和我并排走着。我很奇怪，太阳在天空上升得那么快。我发觉田野早就响起虫鸣和毕剥的干草爆裂声。汗水沿着我的面颊淌下来。由于我没戴帽子，我用手帕扇风。殡仪馆那个职员这时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见。与此同时，他用右手抬起鸭舌帽的帽檐，左手拿着手帕擦额角。我对他说：“怎么啦？”他指指天，连声说：“真烤人。”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面是您的母亲？”我又说：“是的。”“她年纪大吗？”我回答：“一般。”因为我不知道准确的岁数。然后，他讷口不言。我回过身去，看到老佩雷兹在我们身后五十米开外。他手上甩着毡帽，急匆匆走着。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十分庄重地往前走，动作利索。他的额头上渗出几滴汗珠，但是他没有擦掉。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走得更快了。我的周围始终是沐浴在阳光中的亮闪闪的田野。天空明晃晃的，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段时间，我们走过一条整修过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裂开。脚陷到里面去，切开亮晶晶的柏油胶质。车夫的硬皮帽子突出在车顶之上，似乎在这黑泥里揉过一样。我有点儿失魂落魄，沉迷在蓝天白云、单调的色彩中：开裂的柏油的黑胶、衣服的黑色晦暗和车子的黑漆之间。阳光、皮革味、马粪味、漆味、焚香味、一夜未合眼的疲惫，这一切使我目光迷蒙，思绪紊乱。我又一次回过身来：我发觉佩雷兹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消失在一片热气蒸腾的云雾中，随后我看不见他了。我扫视远处寻找他，看到他已离开大路，斜穿过田野。我还看到，大路在前方拐了个弯。我明白了，佩雷兹熟悉当地，想走捷径赶上我们。在拐弯处，他和我们会合。然后我们又把他落在后面。他再次斜穿过田野，这样有好几次。我呢，我感到血液在太阳穴扑扑地跳。
随后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明白无误和自然，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只有一件事：在村口，委派来的护士和我说话。她的嗓音很奇特，和她的面孔不相配，这是一种悦耳的颤抖的声音。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但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会着凉。”她说得对。左右为难，没有办法。我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印象：比如，当佩雷兹第二次在村子附近赶上我们的时候，他那张面孔。他因紧张和痛苦，面颊上淌满了大颗的泪水。但是由于有皱纹，泪水没有滴下来，散开了，又聚拢来，在这张憔悴的脸上形成薄薄一层水。我还记得教堂，路旁的村民，坟墓上的红色天竺葵，佩雷兹的晕倒，撒在妈妈棺木上血红色的泥土，混杂在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村子，在咖啡馆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以及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我想到我要上床睡上十二个小时所感到的满心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