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又陡又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沉入地下，觉得自己被巨大的黑洞吞噬，忍不住要转身逃跑，可是沿着下行电梯向上攀登，几时才能逃脱？
我开始惧怕出门，总觉得别人看我的眼光暗藏玄机，似乎听见背后有窸窸窣窣的议论。谁知躲在宿舍也不得安宁，大清早便听到一阵急促有力的敲门声，我感觉来者不善，战战兢兢地打开门，竟是万紫。唉，我早该想到是她，除了她还有谁这样敲门？
万紫拖着我一起庆祝男人节，我本要逃避，转念一想：“生活很无厘头，但还得继续，不如忙碌起来做好自己的事吧，我的人生又不是父亲的续集。”于是那一天，我在阿尔巴特街拍摄了一组雪人群像，格外认真地测光、取景、调焦，像一个认真作业的小三好。我挑选出五张照片发给《魅力神州》，让他们刊登在我的专栏里，这是继谢肉节之后，我最满意的一组作品。
谁知第二天我竟收到杂志社的退稿信，寥寥几句话，官方措辞：“你的大作已阅，虽然感到题材珍贵，摄影技术高超，并达到了发表的要求，但因我刊版面有限，安排不下，请另投他处。”这封信让我很意外，我是签约摄影师啊，怎么会收到这种火星邮件？
尽管我现在不得不计较国际长途的昂贵话费，我还是马上拨通了编辑的电话。
编辑说：“对不起，没来得及通知你，‘异域采风’的栏目从这期开始撤了。”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抱歉的味道。
我又惊又恼，问：“为什么？”
编辑说：“我也不太清楚，社长突然通知的，其实这个栏目本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咱们这边的读者对俄罗斯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刚要说点什么。编辑接着说：“你是签约摄影师，我们单方面解约，会按照合同赔偿你违约金的，明天到账。”
他们的财务处工作热情很高，从前给我支付稿费积极，现在结算分手费更是积极，巴不得立刻断绝关系。我说：“不用了。”
我想起韦铭以前说过的话：“你照片好卖，因为你爸是上级领导。”我当时傲慢地认为他嫉贤妒能，然而，竟被他说中。难怪在其他杂志我的照片都卖不起价钱，而在家乡却奇货可居，被几家小报社小杂志哄抢。一直以为是我的才华，结果……我出卖的是贞操。
不能刊登也好，我送出这样的照片，真是大逆不道。我拖动鼠标，翻看着我发给《魅力神州》的这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雪人的特写，我蹲在地上仰拍它，它显得高大伟岸，太阳在他的头顶，光芒万丈。
男人节那天，在堆满雪人的阿尔巴特街上，我给万紫讲了一个“雪大人”的故事：“有一个大人，完美无瑕，是孩子的偶像，可是一见阳光就化了，原来他是雪做的。”万紫听完撅着嘴说乏味，可是这故事对于我来说却五味杂陈。我拍摄了这张“雪大人”的照片，把它发给《魅力神州》，想告诉家乡的读者：“看，你们失踪的市长大人，他在这里。”
可是，雪大人见光死，他融化了，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发表照片的资格。
韦铭突然从msn上蹦出来。语气很兴奋：加拿大已经把稿子发过来了，太精彩了，我正在编。可惜他摄影水平不如你，没有一张像样的图片，干巴巴的。他要是像你跟拍“中指姑娘”那样，来一堆狂欢，打架，挥霍，痛哭……那多精彩。
我说：能不能不发？
韦铭：为什么？
我：总之我有苦衷，请你帮帮我。
韦铭：你没事吧？这么客气，吓着我。
我：兄弟，帮个忙吧。
韦铭：你说，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一起解决。
我：你别问了。
韦铭：你又被威胁了？
我：让你别问。
韦铭：怎么搞的？你那边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万紫的父亲没理由再威胁你了吧。
我：不是他，我们都搞错了，另有其人。他知道我们还在搞这个报道，怒了。
韦铭：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开车了。
不开车是事实。但接下来的理由，我打进对话框，又忍不住删掉了，再打上，反反复复，最后还是发送出去：前几天发现刹车被人搞坏了，我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里。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是今天又收到信，上面写着你的单位、电话、住址，还有你家人的名字。我害怕了……
韦铭：怎么会这样。你伤得严重吗？
我：医生来查房了，我先下了。你小心，稿子最好别发了。
不等他回答，我匆匆地把msn改为脱机状态，在暗处观察他的反应。
作为一个记者，以说真话为天职，我却撒谎了。为了我的家庭，我背叛了我的职业。
我的人生必须改变轨迹了。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层层递进，我的记者之路从理论上断绝了。因为要在记者这个行当中自我实现，必须要说真话。可这句真话又和其他更基础的需要水火不容。只有撒谎才能满足我的安全需要；为了归属与爱，我要用谎言保护我的家庭；为了不被扔臭鸡蛋，我还要用谎言来维护体面。满口谎言的人，还怎么在新闻行业中自我实现呢？
我为自己的谎言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后，开始坦然地撰写一封恐吓信——在网上找了一张血腥的照片，在上面写道“下一个是你”，然后注册了一个新账户，发到韦铭的邮箱里。当我点击发送键时，我觉得我的灵魂已经被撕裂，支离破碎，它此时的模样一定比这张照片更血腥。
夜里一直做噩梦，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追赶着我，在无处可逃，濒临崩溃时，我被手机铃声唤醒，终于获救。黑暗中，手机发出煞白的光，显示出韦铭的名字，我料到是他，我一直在等待他的电话，但是电话来了，我又不敢接。我颤巍巍地按下接听键，韦铭焦急地对着电话喊：“吴奕，我也收到恐吓信了，看来他们这回要来真的。夜长梦多，我们不能再等了，看来必须提前发稿，以免他们阴谋得逞。”
我那封血淋淋的信多么逼真，他真的信了，可我本来是为了吓退他，谁知适得其反。我说：“你考虑清楚了，不要冲动，这事不简单，你要注意全家的安全啊。”
“我知道，你不要担心，”韦铭语气很沉着，他是大哥，要给小弟一颗定心丸，他接着说，“大半夜找你，就是想提醒你这几天也要注意安全。”
“谢谢你。”这句感谢哽在喉头，很艰难地吐出来，它明明是一句五讲四美的礼貌用语，可出口之时，真觉得它像呕吐物一样污秽。
韦铭，谢谢你关心我，可是你我的安全系数是成反比的。
挂断韦铭的电话，我继续举着手机，马上从通讯录里找到家里的电话号码。可是转念一想，这些事似乎不便在电话里讨论，看来必须回家一趟。这么晚，独自出门很危险，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光天化日下都敢明目张胆地袭击外国人，何况现在有风高月黑的好气氛。可是要等到明天吗？情况紧急，耽误一分钟，风险也增加一分，这漫长的夜会把我逼疯。
我找出一件外出拍摄时常穿的大风衣，有很多口袋，我喜欢在里面塞满胶卷，伸手即得。现在，我在衣兜里揣上了匕首和防狼喷雾剂。拿起喷雾剂，我心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就像被喷上了这灼热的辣椒水。这喷雾剂是韦铭送给我的，当年我们不知死活地跟拍光头党，他准备了这个辣椒水，以便在行迹败露时顺利脱逃。
我一路小跑到了地铁站，地铁到站停稳时，我正好站在两节车厢中间，前面的车厢空无一人，后面的车厢里面有一个中年壮汉。我犹豫着该上哪一个——空车厢，我自己上去自然安全，但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如果下一站上来了流氓，我将独自面对；而有壮汉的车厢，如果他是好人，我们可以互相照应，但他若是个坏人，我现在上去等于羊落虎口。地铁靠站时间有限，我不能犹豫太久，在关门的那一刹那，我奔进了空车厢。我最近很容易怀疑，自从得知自己的父亲都戴着面具，我还怎么去相信素昧平生的路人是善良的？
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暂时安全，满脑子都是韦铭，我想要思考出阻止他的策略，眼前却都是与他并肩作战的画面，无序地播放。过了两站，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挤进地铁门，手里提着酒瓶子，眉毛揪成一团，死死地盯住我。我心里一紧，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防狼喷雾，捏在手心。他看了我几眼，然后走到车厢的另一头，横躺在长椅上睡了过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怎么杯弓蛇影了？我患了被害妄想症吗？
快到了，看到在黑暗里漠然矗立的大楼中央还有一扇亮灯的窗户，我辨别不清那是几楼，却恍惚觉得那是为我留的一盏灯，为我亮着一线希望。我小跑起来。
总算平安到家，我开门进去，只见书房的灯还亮着，就是刚才看到的那道光吗？
我走近书房，看到我爸弓腰坐在桌前，光影中，他的面颊如雕刻一般，神色冷峻，好似那尊思想者。我敲敲门，他抬眼看我，很惊讶，可能因为太疲惫，他的表情肌并没有如实表现他惊讶的程度。他问：“怎么这会儿回来？”
我也问：“还没睡？”
他低声说：“学会儿俄语，老了记忆力不好，只能打疲劳战。”
我知道他是失眠了，发生这些事让他心力交瘁，我可怜他，只怕接下来告诉他的事会成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说：“我给你说点事。”
他微微紧张起来，我半夜跑来，他已经料到事情棘手。我把经过硬邦邦地讲了一遍，毫无修饰，或许我应该用委婉的措辞，照顾他虚弱的心脏。可是我恶向胆边生，一边讲一边冷酷地在心里默念：“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我说：“韦铭那边要提前发稿。我无能为力了，如果你在国内还有信得过的人，你就去最后一搏吧。”
“知道了。”我爸异常平静，我探测不到他的内心深处，不知道他在酝酿些什么。他的情绪就像是深海地震，你觉得他纹丝不动，可他却会引发一场毁灭性的海啸，将你吞噬。他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吞噬了不明来路的巨款，吞噬了我家的安宁，吞噬了我们所有人的灵魂。
又过了几天，一切都异常平静，可我却总觉得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直到有一天，韦铭发短信给我：战友，我也在医院里了。
我倒抽一口凉气，赶紧打电话给他。
韦铭丧气地说：“被人袭击了，电脑被黑了，那稿不能发了。”
“你没有备份？这不应该啊。”我了解他，做什么事都周到稳妥。
“有。”韦铭说。
我心一紧，这事还没完，都已经到了打手与黑客出场的地步，为什么还不能结束？到底要怎么样？我在心里暴躁地嘶吼，而说出口的话又虚弱无力：“那怎么不发呢？”
“他们扬言下一步会对付我的家人，我怕了，对不起，我没能坚持。”韦铭很自责。
“我理解。”我说。
“电脑被黑，是应付领导的一个托辞罢了。”韦铭自嘲地干笑一声，“我竟然说谎了。”
“我也理解。”我说。
“谢谢你。”韦铭充满感激地说，庆幸海内存知己。
一句感谢深深地刺痛了我，这电话我聊不下去了，我没法无耻到这个地步，我叮嘱他好好养伤，然后匆匆挂线。
一切都圆满结束，我不知是悲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