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幽王之子宜臼为避犬戎迁都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时代开始。东周前期史称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蜂起。齐桓公和晋文公先后打败周边各民族和南方的楚国，各兴霸业，打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统一格局。春秋中期过后，晋秦和晋楚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近百年，之后又出现了吴越争霸的混乱局面。春秋时代政治取向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所谓的霸主政治，政权由集权向分权转化；二是西周时期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这种特点促进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其中最明显的是土地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更替。
《春秋》
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开始编写鲁国国史——《春秋》，这是中国现存先秦典籍中年代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的记事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为史官实录，真实可靠，所以价值极高，后人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史实，而且可以认识中国史学的渊源，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有完备的史官记事制度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春秋》也是中国史传散文的第一部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高，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还为后来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开了先河。
平王东迁（前770年）
公元前770年，犬戎之乱后周朝都城镐京被破坏得一片狼藉，周平王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迁都洛邑。因洛邑在镐京之东，故史学家称之为东周。东迁不久，周王朝丧失了对各地诸侯的实际号令权，势力范围也局限于以洛邑为中心的方圆不过六百余里的区域，实力也降到中等诸侯之下。周王朝政治、军事权威的丧失，标志着西周的礼制、法制和文化制度迅速崩溃，各诸侯也不再听命于周天子，任意用兵，相互攻伐，中原陷于混战局面，以军事实力争取政治、经济利益成为诸侯争霸的主要目的和手段。同时，由于礼崩乐坏，周王室不再享有独占九鼎、巡狩天下的特权，而诸侯王，甚至卿大夫，常常超越本分冒用天子礼制，导致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周郑交恶
春秋初年，周王室衰落，时常需要同姓诸侯的支持。郑国为姬姓诸侯之一，国君郑伯自恃实力强大，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周平王担心朝政大权会被其操纵，双方渐生嫌隙。周平王为削弱郑伯的权力，准备让虢公掌管一部分事权。不料有人将消息透露给郑伯，郑伯大怒，当面质问周平王。周平王害怕，矢口否认。郑伯不信，胁迫周王室同他互换人质。于是周将王子孤作为人质交给郑，郑以公子忽为质给周，史称“周郑交质”。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又想削夺郑伯的权力。郑伯怒不可遏，几次将周王室的庄稼大面积毁坏。周郑便开始结怨并越来越深，史称“周郑交恶”。
共叔段之乱（前722年）
共叔段是郑武公次子，其母武姜厌恶长子寤生，多次请求郑武公废寤生而立共叔段为太子，武公未同意。公元前744年，郑武公死，寤生即位，为郑庄公。公元前722年，武姜请求把京封给共叔段，郑庄公同意了。共叔段回到京地以后，肆意扩展私家势力，扩充私人军队。不久，共叔段要求郑庄公将郑国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同时归自己管辖，郑庄公依然同意了。郑庄公的一再纵容使得共叔段更加肆无忌惮，随后又收取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封邑，所控制的地域迅速扩大。这年五月，共叔段整治城郭，积聚粮食，修补武器装备，收养敢死之士，充实步兵战车，准备袭击郑国都城，还联络都城中的武姜为内应，令其准备届时打开城门接应自己。不料共叔段预谋造反的消息被郑庄公得知，连起兵日期都被泄露了出去，郑庄公便命令郑大夫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共叔段抵挡不住大军的进攻，逃奔到*。郑庄公乘胜追击，大败共叔段。此后，共叔段逃奔于共邑居住，再也无力威胁郑庄公。
齐桓公登基（前685年）
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弑齐襄公登基。但公孙无知被视为弑君篡位的逆臣而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公元前685年春天，公孙无知赴葵丘巡视，葵丘大夫雍借机袭杀了公孙无知。
因当年齐襄公暴虐，襄公的弟弟们逃亡在外，此时国内无君，纷纷准备返齐继位。公子纠因其母为鲁女而逃避在鲁，由管仲、召忽辅佐。公子小白逃奔在莒国，由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之母是卫国之女，有宠于齐僖公。公子小白和齐国大夫高溪关系甚好，当公孙无知被杀后，齐国显贵高氏和国氏就商量，要把公子小白秘密从莒国召回齐国继承王位。鲁国听到公孙无知死讯，立即发兵护送公子纠回国继承王位，并派管仲率领部队在赴齐的路上阻挡公子小白。管仲引箭射公子小白，射中其带钩，公子小白佯装身亡，倒在车中，瞒过了管仲。管仲误以为公子小白已死，便派人驱车将消息报告公子纠。公子纠信以为真，便慢慢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此时，公子小白早已到齐。公元前685年，因有高氏、国氏为内应，所以公子小白顺利继承君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击败了后来赶到的公子纠，管仲与公子纠逃往鲁国。
周王室东迁以后，宗法制度和神权统治已崩溃，政治权力迅速转移到诸侯国。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促使各诸侯国发展起各具风格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样式，为以后战国及秦汉文明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桓公即位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作了一系列改革，齐国开始强盛并最终确立了霸主地位，齐桓公及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长勺之战（前684年）
公元前684年，齐国和鲁国之间的战争爆发，齐国军队攻到鲁国长勺。形势对鲁国十分不利，为了挽救败局，鲁庄公只好临阵督战。当齐军擂鼓进攻之时，鲁庄公马上命令鲁军迎战，但是遭到了谋士曹刿的劝阻和制止。等到齐军三鼓之后，曹刿才请求鲁庄公下令让鲁军冲锋，结果一举打败士气衰落、精疲力尽的齐军。长勺之战也因以弱胜强而名留青史。
管仲佐政
公元前685年，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开始发展其霸业。当初，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王位，鲁国协助公子纠和管仲，并出兵进攻齐国，结果吃了大败仗，鲁庄公还差点送了命。鲁国只好设法与齐国的新政权修好。齐桓公最信任的大臣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在鲍叔牙看来，管仲之才能的最可贵之处，是他能够在使君主紧握自己政权的同时，还能调动起民众的力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于是，齐桓公就要求鲁庄公杀死公子纠，将管仲和召忽押送回齐国。公子纠被杀之后，召忽不堪受辱以身殉主，自杀而死。管仲去见齐桓公。二人见面之后，管仲把自己的富国强兵之道一一说出，齐桓公十分叹服，随即任命管仲为卿，尊称“仲父”，请其辅佐自己开创霸业。管仲首先从齐国经济入手，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资财丰盈充足；其次加强内政建设，军政合一，以便最有效地集合起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另外，管仲还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攘夷”则顺应了全天下人的期望，管仲便以此为借口征讨四方，最终助齐桓公完成霸业。
管仲属于先秦时期开法家思想之先河的人物之一，并把宽容和惠民的精神融入了他的法家思想。他一方面主张加强国家对民众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比较关心人民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主张以法治国，另一方面又坚持任用贤才，给各种人才创造发挥其才能的空间。后来的圣人孔子认为，管仲是个有上古仁爱之心的政治家。
齐桓公伐楚（前656年）
楚成王在位时期，国势不断壮大，郑国怕被楚国吞并，准备附庸于楚国。齐国也惧怕楚国日益强大进而威助自己的利益。为了对付楚国攻势，齐桓公采用加强诸侯联盟的方式，达到分化楚国的目的。公元前659年，齐桓公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诸侯商议援助郑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国及宋、卫、陈、郑、鲁、许、曹共八国军队讨伐新近倒向楚国的蔡国，蔡军不敌而溃，诸侯联军攻占蔡后进而南下伐楚，直抵楚国边境。到了当年夏天，双方相持不下，楚成王见诸侯联军没有退却的迹象，便派大夫屈完到联军请求停战和谈。齐桓公带联军退至召陵，迫于楚国也很强大，齐桓公最终同意议和，于是双方便在召陵签订盟约修好。
葵丘之会（前651年）
公元前652年，周惠王死，国君之位暂无人继承，齐桓公率领诸侯与周之卿大夫结盟于洮，太子郑即位，尊为襄王。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以及周王室的宰孔在葵丘相会，订立盟约。盟约的主要内容有：尊重贤士，养育英才；君主要用人唯贤，不得独断专行；各国间要有难互助，允许各国间粮食的流通；禁止堵塞河流，以邻为壑。订立盟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嫡庶的大小，意在发扬周文化尊贤崇德的精神，阻止国与国之间的垄断与竞争。此次会盟正式确立了齐国中原霸主的地位。
齐国所处地区，临东海，倚泰山，十分富饶。王位传至齐桓公，他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加强军队战斗力。短短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成为东方诸侯大国。齐桓公又适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召集诸侯会盟，扶危救困，代周王讨伐不服从周朝的诸侯国。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得到正式承认，成为春秋首霸。管仲死后，晚年的齐桓公信用奸佞，息于政事。不久，齐桓公死，诸子争位，国内政治动荡，齐国的霸业也随他的死亡而衰亡。
城濮之战（前632年）
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中衰，楚国乘机向中原扩展势力，与晋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公元前633年，楚国围困宋国，宋国向晋求救。次年，晋文公为救宋，率兵攻楚的盟国曹、卫，楚成王率陈、蔡两国军队回救。晋楚两军相遇于城濮，当年晋文公流亡楚国受到楚王热情招待，楚王问其将来如何回报，晋文公说将来若两军相遇，当退避三舍，晋文公于是令晋军后退，既避楚军锋芒，又兑现了当年的诺言。楚国令尹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也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晋文公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国崛起（前770年）
秦庄公的儿子秦襄公曾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平王念其有功，便封其为诸侯，并将岐山以西之地赐予秦，秦国因此迅速崛起。
秦人为嬴姓，传说是颛顼的后代。周孝王时，秦人祖先非子因为西周王朝养马有功，被赐封邑在秦，号秦户嬴。公元前824年，秦庄公攻破西戎，定居西犬丘，开始建立国家。春秋早期，秦致力于伐戎，收复周故地。公元前766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身亡。其子秦文公继位，于公元前762年，收复汧水、渭水交汇处的秦故地，并于此定都。秦是西周的故土，继承了西周的正统文化，走在春秋时代文明兴起的浪潮中的前列。在军事上，秦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积极拓展领地。秦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甘肃东南和陕西西部的渭水流域，后逐渐并灭今陕、甘境内的西戎各部，沿渭水东进，逾黄河和崤函之塞，进攻三晋；逾今陕西商洛地区进攻楚；逾今陕西汉中地区，进入巴蜀，并从巴蜀进攻楚。公元前753年，秦开始记事，民众也开始接受教育。公元前746年，三族之罪首先出现在秦的律法中。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文”，歌咏了秦国君游猎、战争的情况。从此，秦国不再是僻居于西部一隅之地的小国，一跃而成为可以与中原诸国匹敌的强国。
崤山之战（前627年）
经过几代秦王的励精图治，到秦穆公即位时，秦国已经强大起来，并图谋东进，以便称霸中原，东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晋国。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十二月，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越过晋国南境，抵达滑。郑国商人弦高与秦军途中相遇，机警的弦高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这就是弦高救国的故事。孟明视以为郑国早有防备，于是决定返回。晋国派大将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在回师途中路过崤山时突然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击，身陷隘道，进退不能，全部被歼灭。孟明视等秦将被俘。第二年，秦穆公亲率大军渡河焚舟，要与晋军决战，晋军避而不出。于是秦穆公来到崤山，祭奠阵亡的将士，然后班师回国。
秦穆公称霸西戎（前623年）
秦国的疆域一直局限于岐西之地。秦穆公好胜图强，刚即位就致力拓展疆土，扩大势力。秦穆公首先讨伐茅津，灭掉梁、葭等小国。同时，秦穆公又助晋惠公返晋得位。中期，秦穆公以武力将陆浑戎迁至伊川，吞并了其原居地瓜洲一带，使其疆域扩大到黄河以西。自得百里奚、由余等贤臣相助之后，秦穆公更是四处扩张。公元前623年，穆公用大臣由余之计，选送十六名女乐给西戎王，戎王沉溺女乐，国政自衰。秦乘机攻伐西戎，大获全胜，将西戎十二国并入秦土，增加了纵深千里的土地。周襄王得知，派吕公过恭贺穆公，授之以铜鼓，秦国遂得以称霸西戎。
楚庄王“问鼎中原”（前606年）
楚庄王，于公元前614年即位。他即位后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诛平百蛮，国力增强，于是不满足于偏安南方，不断进兵中原，并与晋展开了霸主之争。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屯兵周郊，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趁机问王孙满九鼎之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问鼎之轻重事充分暴露了楚庄王称霸中原的野心。这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对手。晋当时的国君为晋灵公，他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国内统治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中原提供了有利时机。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观兵周郊后，随即移兵攻打晋的盟国郑国，以此来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获大胜。之后，楚国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因此，楚庄王确立了中原霸主地位。
鲁国“初税亩”（前594年）
公元前594年，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鲁国开始进行农业改革，实行“初税亩”制度。在此之前，鲁国实行的是“井田制”。农夫只为公田出力，而公家收入的多少，主要依靠年景，年景好则丰收，收入多，反之则收入少；也有按照全年收成的比例来上缴国家的，比如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这同样与年景有关。同时，农夫们新开垦的土地，虽然不合法，却不承担任何赋税。所以，鲁国决定采用“初税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农夫耕种的实际田亩数，交纳一定数额的税粮或税金。不管年景如何，农夫耕种的田亩数不会有大的变化，交纳的税粮、税金也不会发生变化，这样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而对农民来说，私自垦田也成了合法的事情，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因此，总的来说，“初税亩”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经济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弭兵之会（前579年）
春秋时期，各诸侯争霸纷纷，战争旷日持久，给各国及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于夹在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来说，灾难最为深重，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倡导“弭兵”。春秋时共有两次“弭兵之会”，都是宋国倡导的。公元前579年，在宋国大夫华元的倡导下晋楚两国暂时休兵罢战，第一次弭兵运动成功。四年之后*陵之战爆发，宋国大夫向戎第二次倡导弭兵，得到晋楚的赞同。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组织第二次“弭兵会议”，此次盟会在宋国都城商丘召开，晋、楚、齐、秦、鲁、卫、郑、宋、陈、蔡、许、曹、邾、滕一共十四个诸侯国参加会议，最后签订协约规定，晋的盟国朝楚，楚的盟国朝晋，双方的盟国同时承认晋、楚两国的霸主地位，齐、秦两国则与晋、楚平起平坐。这样，在各大诸侯国的相互退让下，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春秋中期的大国争霸战争，终于以休战而结束，弭兵之会也达到了预期效果。
*陵之战（前575年）
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均为大国，双方一直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而争战不休。郑国本为晋国同盟，但郑国背叛晋国，郑子驷与楚共王会盟于武城。郑国此举令晋国上下大怒，晋国大夫栾书认为不可失信于诸侯，于是晋厉公亲率四军征伐郑国。郑国向楚求救，楚共王率军救援。晋范文子闻楚来救，劝厉公回师。晋国大夫栾书却认为见强避之，无以令诸侯。于是晋楚两军在*陵展开大战。混战中，晋军弓箭手射中楚共王眼睛，楚军大败。楚将子反组织战败的楚军，安抚他们想再战。楚共王召子反商量对策，子反却贪杯而没能参加。楚共王大怒，赐子反自尽。楚军失去主将，大败而归。*陵之战是晋国为争夺郑国而引起，最终导致晋楚两国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楚军虽然大败，但没有太大损失，晋国也未征服郑国。
吴国兴起
相传吴国由周文王伯父太伯、仲雍奔荆蛮时所创建。周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其后裔周章为吴君，立国于长江下游一带。公元前584年，吴国出兵伐郯国，郯与吴媾和，并臣服于吴。是年，晋使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景公同意。巫臣到吴国后，很受吴王寿梦赏识。于是，在巫臣的联络下，吴晋两国通好。巫臣去吴国时，带着楚国三十辆战车到吴国做教练，还送给吴国射手和御者，教吴国军队练习战阵、使用战车。吴地盛产优质铜锡，冶炼技术精良，所造兵器以坚固锋利而驰名天下。春秋晚期，吴国逐步跨入了军事强国的行列。
专诸刺吴王僚（前515年）
为使幼弟季札继承王位，吴王诸樊临死立下遗命，王位继承采用兄终弟及的制度。公元前527年，吴王夷末死，应由季札继位，季札坚辞不就，结果夷末的儿子僚即位为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不服，暗中打算夺位。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募得勇士专诸以刺杀僚。专诸将老母亲、弱子托付给公子光，自己冒死去刺杀吴王僚。此年四月，公子光先在地下室埋伏甲士，然后设宴招待吴王。吴王僚让甲士于道路两旁排列，从大门、台阶到里门和座席上，吴王僚两旁都有手持利刃的士兵守护。端菜的人要在门外先脱光衣服，换穿别的衣服，才能进门。进门后被吴王亲兵用剑夹着膝行而入，剑尖几乎碰到身上。当刺杀行动的一切准备布置好以后，公子光假装有脚病，躲进地下室。专诸把匕首放在鱼肚子里，然后通过了吴王亲兵的搜查，在上菜时抽出匕首猛刺吴王僚。在杀死僚的同时，两旁亲兵的短剑也刺进了专诸的胸膛。吴王僚死后，公子光即位，即吴王阖闾。
吴军破楚入郢（前506年）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建议下，亲率吴国大军，以唐、蔡军队为先导，出兵伐楚。吴军乘船抵蔡，在淮汭登陆，三次将楚军打败。吴、楚双方又于柏举列阵而对。吴王之弟夫概带领部下五千士兵突袭楚军，楚军溃退。吴王率领大军长途追击，在清发水追上楚军，趁楚军渡河至水中央时，猛烈进攻，大获全胜。吴军五战五捷，兵临楚都郢的城门下，楚昭王携其妹逃出都城。吴军于次日攻入郢，身怀深仇大恨的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私愤。
卧薪尝胆
公元前496年，吴越争霸的战斗中吴王阖闾战死，吴国战败。其子夫差即位，发誓要为父报仇。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军攻越，双方在夫椒展开大战，最终以越军战败告终，越军退守会稽山。越王勾践贿赂吴太宰伯嚭，并向夫差进献美女西施求和。夫差想争霸中原，于是答应与越媾和。勾践立志报仇雪恨，把苦胆挂在室内，吃饭之时一定要先尝苦胆，晚上睡在木柴上，用这种方式时刻警醒自己不忘耻辱，立志报仇。公元前473年，经过多年充分准备之后，勾践大举攻吴，击败吴军，攻占了吴都。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
孔子与《论语》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他是没落的宋国贵族的后裔，做过“委吏”和“乘田”等事，后因遭小人暗算而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创立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论语》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记录孔子言行及与弟子问答的著作。
《论语》为儒家经典，但并非孔子所著。孔子死后，弟子们为表达思念之情，就把孔子生前的言行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整理成书，以期流传于世，这是《论语》的最初版本。后来，经过再传弟子的不断编辑、整理，《论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比如古论、齐论和鲁论等。到汉代，学者张禹将各种版本归而为一，即现在看到的《论语》。后人之所以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有全面的了解，主要依靠《论语》这部书。“论”有论说之意，“语”即孔子之语。《论语》体现了儒家的教育、社会、政治思想及孔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晚年，还对我国上古时期的文献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现传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经过孔子的删改或整理。他为我国上古文化的保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孔子的主张虽不被当时君主所采用，但影响十分深远，更是后来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政治基础。
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任东周王朝“守藏室之史”，掌管图书典籍。老子一生修行道德，晚年才有“著书言道德之意”，但仅留《老子》一书。《老子》又名《道德经》，是老子思想的结晶，全书分上下篇，共八十一章，计五千余言。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以“道”为核心，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阐释了他朴素辩证的思想，他认为“道”先于世界万物存在并且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神秘本原。老子的哲学思想，到后来基本上发展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庄子将老子的世界观发展成为虚无主义；另一个方向就是将“道”解释为规律，形成了法家学派。此外，老子的思想更为道教哲学所尊崇，作为道教神仙信仰的依据。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年齐国的军事家孙武所著，是公认的世界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孙武，字长卿，齐国内乱时逃亡到了吴国，经伍子胥的推荐，受到吴王阖闾重用。《孙子兵法》传世十三篇。书中强调了军事的重要性，认为军事乃国家的头等大事，并揭示了一系列的军事规律和战争原则，比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避实而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孙子还特别强调作战要注意观察对立的两方面因素。《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孙子兵法》也成了历代兵学家、军事家必读之书，人们不仅吸取其中的军事理论，更用于指导实际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