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于奎和他的老婆至少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一次碰见他们，是几年后，在商场买东西。他们明显老了一些，淮都会说他们看上去是关系好的那种夫妻。他们客气拘谨勉强地跟我打了招呼，好像我的身上写着他们的一段不光荣的历史，一段他们都想忘记却无法忘记的历史。
“家里老人都去了。”于奎还没等我问，就摊开了，“都过去了，过去了。”
“那就好。”我像那些狡猾的人一样，说了句什么意思都有，又什么意思都没有的话。
“有空到家里坐坐。”这是于奎发出的邀请，听上去却像是禁令，仿佛他们目前最恐惧的事就是我到他们家坐坐。
于奎的老婆一直没有说话，微笑地看着我。那目光围着我转了几圈儿，似乎在掂量，能不能把我放倒。
居然把后话提前说，看来我是着急了。
还是回到那个阳光明丽的上午，于奎失去了母亲和房子。他和他妻子都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好像变成了施特劳斯，他那只管表达高兴的旋律，在我心中在我周围舞起来。当我坐下来同时也按住这旋律，禁止它带我飘飘然时，我发现，这表达高兴的音乐不管这高兴是从哪儿来的，属于公共汽车式的音乐。因为票价便宜，任何时候上车，你都会发现人很多，尽管外面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忧伤。
“我有权利高兴吗？”我问自己，“我为什么高兴？为人家失去母亲？为自己不再有一个大难题？”
其实我最合适的心情应该是哭笑不得。
跟刘托云报告了于奎的消息，可是她电话里的声音并不高兴。
“你不是还欠黑丽一间吗？”她说。
“我来想办法吧。”我不愿就着这个话题谈下去，担心她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还是想把这个房子换开，你可以借给黑丽一间，直到研究所给她房子。”她说得诚恳，我不得不详细问一下。
“你好像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房子，为什么？”
刘托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
于是，我知道，我要找个时间，一个长而从容的时间，去看看刘托云。我仿佛看见，她心中积压的伤害正在腐烂，也许她需要一次彻底的呕吐，而要完成这样的呕吐，她需要我的帮忙，因为我不是张道福，因为我也有头皮屑般散落的美德。
风水，看手相，看面相，命运等等等等。
风水一旦被当做一回事，它就会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在你的身前身后缠着你，逞能地向你展示它的魔力，把你变成一个五体投地的风水信服者。等有一天，你张嘴闭嘴谈的都是风水时，它就躲开了，慢慢地让你所鼓吹的事情空洞起来，让你呈现愚蠢的面目。
自从邓远在我办公室提到风水这回事之后，风水就真的作为一回事留在了我的办公室。
于奎和他老婆走后，编辑老冷再次顺路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替他泡上热茶，他就问起我的稿子。
我说，最近研究所发生厂好多事情，我没往下写。
他喝厂几杯热茶之后，才说出对我的失望。我猜想，他有糖尿病，爱半路上犯渴。
“你怎么能这么不抓紧呢？”说这话之前的个把月中，他可没给我打过督促的电话。等他又喝了一杯茶，我才明白，冷编辑改了主意：他决定自己写一部深刻而且激动人心的小说。
我虽然还是个文学爱好者，但对此也有清楚的概念，正这么想并且还要这么想下去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九百六十万，全世界就更多了。
“虽然我还没看你的稿子，但听你也说了不少。我对你这小说的总体印象是，可能还不错，但想象力方面会弱一些。”
从我这儿获得的这个印象，也许是促使他下决心自己动手的原因。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指示也给文艺战线下过。
“所以，接受你的稿子，不等于放弃对想象力的追求。”他又说，又喝茶。他没说，如果他写不出那部深刻而且激动人心的稿子……好像没这可能似的。
“老冷，不瞒你说，你要是不来，我还得打电话找你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往下写了，辜负你的期望了。”
“为什么？”他惊叫起来，好像在说，想象力太不重要了，你看，咱们已经出版的书，哪本有他娘的想象力。
“因为我恋爱了。”
人，总是让别人失望。好在我们偶尔还能找到爱情。
临送老冷出门时，我跟他说起健康。
“你身体怎么样？是不是没查过？”
“你看我哪儿不妥吗？”他像听见我说恋爱时一样惊讶。
“糖……糖方面……”我含混地说。
“看出来了？”
“你有糖尿病？”
“有，以前我还不知道，原来糖尿病是可以看出来的。”他说完走了，永远退出了我的小说和我的私人生活。
没有编辑，也没有杂志的生活，实实在在的。
冷编辑走后，又一个出乎我料想的人，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他有身份有权利不敲任何门就走进文化厅以及文化厅所属单位的任何一扇门。用老百姓的话说，属于很牛×的那一类。
他跟我一样姓胡，却是第一副厅长。在新厅长来之前，他的日子很滋润，但我不能强迫自己喜欢他。这可能也是他不喜欢我的原因。这种天然生成的不喜欢，除了笨蛋，谁都能感觉出来。
寒暄过后，他问我：“老胡，我得认真问你一个问题了。”他跟我同岁，但比较有礼貌。
“说吧，厅长。”背着厅长，多数人都还管他叫厅长。可你不能管这么多数的人都叫马屁精。
“你不能做的职业都有什么？”
没等我回答，他就补充了一句：“因为你能做的职业太多了，怕你数不过来，所以我才这么问你。”
“城管。”我说。
“什么？”
“城管。”我又说了一遍。
他笑了起来，然后说：“老胡，你还挺逗的。”
我的确干不了那行当，穿上灰衣服，就得完成职责；完成职责就得罚款。罚谁？罚那些挣钱不多的人。这行当肯定不过瘾。我进一步向胡厅长解释。
“老胡，你真是挺幽默的啊？！”听说已经有人研究这种夸人的方法起源于何时。
“但是，你多不谨慎埃”他话题一转，就把悠出去了。领导不愧是领导，背后你怎么说都行，当面你就得服气，一语定调子。
“那种事，是男人就能理解，但你也太快了点儿吧，又赶上分房子的节骨眼儿上。 别看你当过副县长，经验差多了，人小志不小的女同志到处都有埃”
我想到了黑丽。
“我本想这研究所就让你一个人干了，现在看不成了。下面有反映，我不表示表示也不好埃这样吧，给你派个副手，你看怎么样？”
我想到一种蝴蝶。
“那人是谁？”
“群艺馆的胡军。”他友好地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大高个。”
我认识这个人，碰巧还知道他是胡“厅长”的侄子。
“你们先配合着干干，看看群众的反应，然后再说。”他像是安慰一个五岁的痴呆。
我还在想那种蝴蝶。
它们长了两个头，一个在尾巴上，大大的，很显眼；一个在前面，小小的，很不显眼。它们有时落在树枝上，小鸟们就想吃它们。
小鸟总是先去叨尾巴上的大脑袋，蝴蝶抖动一下就飞跑了。因为它们尾巴上的那个大而显眼的脑袋是假的。
“还有别的可能吗？”我问。
“啥别的可能，当处调你干吗？”他不屑地说，“多没意思，一大堆处级干部天天聚在一个大屋子，不是喝茶聊天，就是看报纸，你不适合吧？”
我没当过大一点的官儿，但是官场上的经验还有一点点。我能想象我的未来的副手将会把我置于怎样的境地。因为他握着我的把柄，他就可以把我变成研究所的那枚红章，锁进他的抽屉，权利在我这儿，动手盖章的人却是他。
我让自己稍微安定一下，然后请求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
他说，没问题，别说一天，十天，十个星期都行。
“当处调的可能性，你也考虑吗？”他很关心这个。
“我想处调就算了。”我说。
“我看也是。”他说，“喝茶聊天，顶多展望展望永远不会走近的未来，跟皇上的后宫佳丽差不多。”
“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肚子飞快地生长。”我接了一句。
“老胡，你真幽默。”他又一次那么强调地说我幽默。
可我怎么就不觉呢？！
一件简短的事。
我和黑丽去过的那间闺房，整洁无比散发着好闻的水果和洗涤用品的混合气味的闺房。也是在那里，我把我的生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它的主人进修回来了。有一天，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黑丽没有怀孕。”停了停她又说，“你们在我的房子里幽会过，尽管我不太愿意，可是黑丽先斩后奏。”
“她跟我说起过你，还有你的发型。我觉得你还算是老实人吧，就告诉你一声。你也不必再问她了。她好像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好的，好的。”
一次像聋子耳朵般的告别挂断电话，我立刻给黑丽打电话，仿佛是一个下意识动作。还没等我想好说什么，电话已经通了。
“说话啊？谁啊，不说话打电话干吗？”黑丽冷冰冰的声音。
“是我，黑丽，我现在在办公室，你能过来一下吗？”我低声说，好像门外有人候着。
“是所长叫我吗？”她不带感情色彩地问。
“不是。”我想了一下，发现自己不可以再利用职权了。
“那就对不起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我们现在谁都不欠谁，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话，再跟我说话你就不是人。”她一口气说完，放了电话。
我想不起来谁跟黑丽一个办公室，为什么那个人总不在。要是他在，黑丽就没有那么多机会露出恶狠狠的一面。
过了五分钟电话响了，是黑丽。
“要是你晚上有时间，我请你吃饭，还在老地方吧。也许我们能谈谈。”黑丽语气沉着地说，好像时光刚刚过去了十五年。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好谈的。她偶尔夹个菜叶儿放进嘴里，嚼三十多下之后吞咽，从不看我一眼。
我也找不到话题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心里踏实得不得了，后悔又来了这么一次告别仪式。
如果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这么做的。好像我们是从吃饭开始的，那也必须从吃饭这儿结束。管它咽得下咽不下，饭店是我们唯一的去处，饭桌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我不是故意要坏你的。”黑丽又咽下一片菜叶，头也没抬地对我说，“我那天情绪不好，就随便跟他说了。没想到他是厅长的亲戚。”
“没关系，让它过去吧。”我说，“他是不是总请你吃饭？”
“你这是什么意思？”黑丽过敏地问我。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总是碰上有毛病的男人。”
黑丽瞪着眼睛看我。
“也许谁都有毛病，我也是。但你要看那毛病是什么性质的。有些人……”
“你真理智，”黑丽打断我的话，嘲讽地说，“这么理智还栽了。”
我只好吞下想嘱咐黑丽的话，提防厅长的侄子。
“说得有道理。”我说，“我老了。”
“像你这个年龄犯错误的有的是。”黑丽再次充满蔑视地驳斥我。
“比如我。”
“对，比如你。”
“我的错误是让你怀孕了，对吗？”
黑丽啪地把手中的筷子拍在桌子上，愤怒地对我说：“对，现在你满意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谁都不欠谁了，你居然还提这件事，你这个小人！”
“你别激动，我只是想开个玩笑，我……”
“拿我开玩笑是吗？”
我决定闭嘴，不然伤害会更大。
“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她像一个发烧的病人，“我是故意跟厅长的侄子说的，因为他本来就想把你整下去。我跟他说，你是个流氓，你本来也是。你们谁都骗我，女人总是被骗，这让我烦透了。”
我看着黑丽的样子，心里很疼。
“你少这样看我，收起你那套高级虚伪。告诉你，我很高兴，终于有这么一回，受骗的不是我，是你，是你们这些男人！”
她说完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沉重物体，摇晃地奔向饭店的大门。我追出去时，她已经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趴在窗上叫她的名字，她狂怒地对司机大叫了一嗓子：“开车。”
司机用右手捂耳朵，保护耳膜，用左脚去踩离合，保住生意。
车飞快地开走了。
一只姓王的阿猫带着黑丽的出租车，就这样开出去了，像一个缺乏计划的复仇者，最后总得停下来，停在某一个地方，某一天，某一天中的某一个午后，某一个傍晚。
就像我现在站在这儿，一动也不动一样。
我又想起了那种蝴蝶，它们有两个脑袋，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我想着刚刚从眼前消失的黑丽，我曾经的黑丽，她不是蝴蝶。她是一个长得有点像鸟的姑娘，大部分时间里，很好，很可爱。
“嗨。”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的饭店老板这时对我喊了一嗓子。
“我跑不了。”我说。
他说他没这个意思。
可惜我说的也不是逃饭钱这个意思。
我再一次拉开饭店的门，走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面前，付了饭钱之后，发现好多愿望一起离开了我，仿佛它们事先约好的。
我又一次来到大街上，因为沮丧因为无奈，站在街角一动不动的我，竟觉得风从四面刮来。于是，在我心里又出现了一块真空：我哪儿也不想去，但又不能就这样站在这里。
街角总是被道路牵引着，一只灰白的花猫惊慌地从我面前跑过去，我抬头看看天空，黄黄的，没有星星，混浊的黄色把天压得很低。
我想到了地震，这时，猫的主人同样慌张地跑过来，她喊着猫的名字：“阿王，阿王……”她问我，“看见阿王了吗？”
一只姓王的阿猫。
我告诉了它的主人它的去向，也从脑子里赶走了地震的念头。
再一次觉得无处可去。这感觉不好，非常不好。
当刘托云打开门，看见我站在门口，并没有吃惊。但她说：“一般来说，你都是先打电话，再按门铃。”
“对不起，我忘了，如果你有客人或者不方便，我可以改口再来。”其实我知道，不能改口，今天我必须进她的家门，这里是我无处可去的去处。这也是我不想弄明白只想保留的感觉。
刘托云再一次把我安置在昏暗的客厅里，为我端上另一杯热茶。在她忙活这一切的时候，我好像睡着了一会儿，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刘托云已经坐在我对面。
“上次电话里，你也没说清楚为什么非得换房，就挂断了。”我打起精神。
“你尽可以忘了这事，房子我还是想换。”
“为黑丽？”
“随你怎么理解。”她想想又说，“我反正是精神病，别人怎么理解都不打扰我。”
“也许你想跟我说说。”
“说什么？”她尖刻地说。
“心里的，积攒的，不舒服的……”
“不用跟我来这套。”她更加尖刻。
我想起张道福对她的伤害，那也起始于倾听。不安，像云一样在我心里浮起。我害怕帮不上刘托云，那样，她就帮不上我，而她是这世界唯一能帮助我的人，因为，只有在她面前，我愿意敞开自己，完完全全的。
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但是我真实的想法，没有半点儿虚伪的成分。
“你到底怎么了？”我问她，好像也在问自己。
“我很正常，只是我不像小姑娘那么幼稚。男人是什么东西，我再清楚不过了。”
“你说男人是什么东西？”我低声问，并不希望她回答。
“你别这样问我，你自己不清楚男人是什么东西吗？”她好像也在对自己生气。
我没有说什么，觉得说什么都不妥。
“男人已经变成了性的奴隶。”她放低了声音，“你是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不可能对艺术一无所知吧？你看看现在最前卫的行为艺术在搞什么，从前亮出舌头，现在亮出下身，有什么不同吗？不都是空空荡荡吗？”
我没有接话，她接着又说：“有钱的老板找靓妞，没那么有钱的干部就找会计秘书之类的，老师教授就打打女生的主意。”她停顿了一下，“这不就是我们的现状吗？性改变着全中国，也改变着女人，她们不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老公，原谅了男友？尽管他们都犯了性方面的过失。女人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性！”
她看上去很激动，我没话好说，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我这人神经不好，所以不跟你们玩儿，我拒绝妥协，就是不跟你们玩儿。”她突然又莫名其妙地大叫了起来。
“你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我小声问她，仿佛在这个晚上，我是一个无权大声说话的人。
“有什么不同吗？”
“你说得有道理，我也占了会计的便宜。”我说，“我伤害你了吗？”
“伤害了！”她大叫了一声。
我们在她大叫的尾音中怔住了。
我没想这样去问她，因为没有理由，与黑丽怎样，是一件跟刘托云没关系的事。但是我问了，问得诚心诚意。
她一定也没想这样回答，同样没有理由。但是她回答了，大叫着回答了。
在她大叫过后的寂静里，我们都醒了，看见了我们自己真正的模样。
爱情的各个声部一旦女人在男人面前呈现了她们的致命弱点，接下来她们能指望的就只有运气了。
那男人如果善良，就会顺着这软弱的部位送去真正的关切。可惜有善良的地方也有不善良，不善良的男人会在这同样软弱的部位拴上一根绳子，把她们驾驭得如牛如马。
我是一个善良的男人。 别因为我这样说就立刻骂我，因为我没有炫耀的意思。善良在我看来跟软弱没什么差别，它不该算是男人的优秀品质。一个优秀的男人可能起源于一个鄙陋的男人，关键是后天的努力，包括服装和汽车的档次；善良却是天生的品质，它甚至可以在你装狠的时候露出尾巴，让你把所有的硬戏都演砸。
我以我的软弱拥抱了刘托云。几分钟之后，她软弱外皮上的硬刺儿在我的怀抱里退化了。她还在哭，却哭得像一个有人疼爱的女人。
她哭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我的手机响了两次，都被我关掉了。那以后黑夜慢慢遮了上来，我问刚刚停止哭泣的女人，要不要我去买点吃的东西。
这句话提醒了她，使得她离开我，坐回到旁边的位置上。
我恨自己多嘴，让我们都变得尴尬。
“我去买点吃的东西。”我又说了一遍，好像这是眼前无论如何必须做的一件事，尽管我们谁都不饿。
如果我可以爱你多好。
我不必整天都抑制着泪水。
心无所属地逢场作戏。
我可以在礼拜五心情平和地。
告诉你，我礼拜六的安排：。
上午睡觉，下午逛街。
（第三次购得的刘雨的诗，我怀疑他把一首诗拆零出售了。诗人啊，把什么都拆开。）
我出去为我们买了点吃的东西，回来的路上，一个男人在我后面喊了一声，我没听清是什么。我回过头，借着路灯看了一眼，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模样看上去像是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
“你跟我说话？”我问他。
他说是。
“你说什么？”
“我说，对不起，先生。”
我笑了笑。他们说先生的方法跟我们的不一样。
“先生，我想问一下，小音乐厅在哪里？”
“小音乐厅在另一个院子，你可以从东边的侧门进去。”
“对不起，先生，您是说在旁边的院子？”
我点点头。
“谢谢了，先生。”这个喜欢称别人先生的男人说完走了。
我还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先生，先生，这是一个好听的称谓，却让我觉得自己跟这个称谓没什么关系似的。
回到刘托云家，立刻告诉了她我的感觉，她说：“你是个所谓的先生。”
我们把买来的东西都摆在客厅的茶几上，谁也没吃一口，虽然它们都是可以人口的。
“刚才，我很抱歉。”刘托云认真地说。
“为什么，因为你哭了？”
“对。”她说，“也因为你没哭。”
“你觉得不公平？”我问她。
她说对。可我说，我不是张道福，在她哭的时候，我没想别的，几乎和她一样难受。我还说，我本来是想到刘托云家哭一场的，因为老婆离开了我，因为黑丽骗了我，因为我变成了公章，因为，因为啊！
可是，刘托云先哭了，我一个男人，就不好再跟女人抢这个机会。
“于是，你把机会让给了我？”刘托云开始笑了。
我点头。
“我现在哭够了，你哭吧。”她说。
之后，我们有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好像相爱了。”
“还没有。”刘托云低声说，“你还没哭呢。”她说完随手拿起她的一件绒线外套，走近我，将它捂到我的脸上，然后蹲到我的面前。
“哭吧，”她说，“我在这儿。”
我哭不出来，紧紧地抓住她干瘦的手腕。没有眼泪，难过也远离了，我看见从前的日子，和从今往后的日子，被一件利器划开了，断开了。
我吻了她。
她说，跟我来。
在这句话的尾音里，刘托云脸上的皱纹改变了走向，就像一方干燥的手帕溶进水里，温柔地舒展，风情万千。
在我看她的时候，她对我发出了微笑。
她脸上从前硬硬的线条随着她的微笑，好像随着水波，慢慢舒展溶化飘浮，惊住了我。刘托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可我却从她此时此刻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少见的美。这美丽我从没在另一个女人脸上看到，无论是漂亮的女人，还是不漂亮的。
对我，对刘托云，它都是意外的馈赠。它绽现在干燥的皮肤上，皱纹上，放出的光芒却是心灵的。即使它短暂地消失了，这光芒还能陪伴你很久很久，让你忽略这张脸上所有别的细节，只记住这瞬间心灵的闪现。
我和她紧紧地拥抱，仿佛这样，我们就能保住我们已经得到的理解和默契。
现在我们要承认它们，不管它们提出什么要求；现在我们要抓住它们，不管它们多么昂贵。
让我老老实实地说吧，此时此刻，所有的女人包括我老婆，都变得无足轻重；所有的困难都容易了；所有的诱惑都远离了。
所有，就是我们，我和这个像枯枝一样的女人。她可能苛刻，可能癫狂，可能毁灭，但我能肯定，是从她这儿，我感觉到了，无数次从书上读到的那种不顾一切，激动直到发疯的感情。这种被叫做爱情的感情，不计后果，就像是迈下山崖的最后一步，它因此壮丽绚烂。
因为她，我发现了爱情的身影，并接近了它。在我四十二岁这年，因为爱情，我才觉得自己结束了青春期。世界在我心里换了模样，即使刘托云的家，一如我来时那样昏暗。
我不愿意离开我正在描述的一切，好像它不会再一次发生，好像它第一次时，就在顶峰。
她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张蓝色的大床，她拉下床罩，露出了这间屋子的最明亮所在：一张像灵床一样洁白的床。
她四十岁，或者接近四十岁，在我面前从容地脱衣服。在这过程中，她一直望着我，不像任何电影里的女人，任何电影，中国的外国的港台的；任何女人，清纯的风骚的村姑还是妓女。她有自己的情欲表达方式，这方式里没有羞怯，也不放荡。
当她裸体站在我面前时，还是那样微笑着看我。她的身体跟丰满一点不沾边，但她自己身体传达出的却是魔术一样的东西，毫不娇柔，却充满关爱；没有挑逗，却预示着疯狂。我激动得不行，已经看不清吸引我的到底是什么，但要不计代价地扑过去。
她能那样地贴近我的身体，除了她，谁也没做到过，尽管我这样说对不起黑丽。她忘我地拼命地将她的身体贴近我，把我们的自我都挤压出去，好像是两个残缺的人最终的团聚，骨头再次插进骨头，肉体再次融入肉体，仿佛上帝再次把亚当和夏娃合成了一体。
她能那样地吻我，除了她，谁都没做到。她的亲吻教会了我，我也像她那样亲吻她。在这之前，这样的亲吻对我来说只是幻想。我吮吸她的舌头，就像吮吸自己的。我吞咽她的口水和鼻息，感觉它们走进了我的所有神经。她散发的气味都是没有味道的，我更加用力去吸去闻，仿佛我必须找到她有味道的气味。
她的吻是无私的……
让我交出了一切，把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变成了火焰，而且感动了我。她发疯一般的亲吻告诉我信任，告诉我自由，使我幸福地忘记了平时总是在意的事情：我的嘴里是不是有味道，我的鼻息是不是混浊……
我们亲吻了多久，也无法计时了，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改变了。
接着，她领我做了我从没跟任何女人做过的一些事，对我来说，它们是许多事。她是那么老到，仿佛她在没有工作的时间里都在练习，她就像一个谙熟藏宝地道的守财奴，最终拿出了全部财富。
她时而激越时而平静，帮助我们把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巨大幸福延长再延长。她那些让我们两个进一步发狂的主意都不是取悦，是她太愿意了，就像我太愿意一样。
我们像世界上最后的忘记体面的人，用全部的气力和方法，只想钻进对方身心的一切角落。
高潮过后，我心里响起一个声音：我太想知道别的男人都在想什么，过去，我不了解男人，尽管我也是男人。一个男人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一个男人或者所有的男人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
我终于知道了自己，我想得到一点这样的东西，它可以跟我一起死去，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远离我。
“我得到了。你呢？”我问我的女人。
“我也得到了。谢谢你。”我的女人比我更好。
“我也想说谢谢。”
“我知道。”
她再一次紧紧地贴上我，拿起我的手，亲了一下我的掌心，仿佛这是结束时的礼仪。她的手放到我已经隆起的肚子上，让那些还不算太厚的肉晃动一下，然后更紧地贴近我。她一次也没管我的发型，就这样贴紧我躺在我的身旁，无比亲切，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上万年，而且还要呆在一起上万年。所有的靓女俊男对我们都失去了意义，我们对我们的丑陋也满意。
这亲切……
这巨大的幸福是她无条件地接受我的一切，我已经不再健美的身体在她的眼睛里那么自然，好像所有男人的身体都是这样。我因此彻底放松，就像染上疾病那样迅速，我把她的态度溶到了我的血里心里。我紧紧搂抱着她，也觉得她干瘦的身体和所有的丰满一样。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一定用了魔力，才让我们两个人不好看的身体在这个角落里舒服地伸展。
她的身体和我的身体这么接近，我们的灵魂还能远吗？
我们睡去又醒来，我们拉开窗帘看夜空上的星星和月亮，看它们越来越明亮。我们听见彼此肚子的咕噜声，就大笑一阵，然后再紧紧地拥抱。谁都不想离开这张洁白的大床，尽管吃的东西就在不远的地方。
我在饿肚子的时候决定，把这个夜晚用漫长的篇幅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是为了老了以后再读它，而是把记录的本子放到高处，放到一个我们天天能看见的地方，偶然就抬头望它一眼。
致庆子。致我自己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心情，云上的爱情，还是地狱里的沮丧，或者像我过去的邻居老太太丧失味觉一般，到了单位，它们都会发生变化。
单位，比你的婚姻比你的情感更有韧性，所以离婚的比辞职的多。
离开刘托云，第一次来上班，我才发现，单位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比我们想象的还大，以至于你无法保持任何一种没有经过单位“批准”的幸福和愉快。
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感到了研究所要破坏我此时幸福心情的企图：大家的表情有点怪，好像又要出什么事了。
邓远来找我，没有像平常那样东拉西扯，严肃地坐到我对面，看着我说：“你能跟我交底儿吗？”
“交什么底儿？”
“你的底儿。”
我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或者要出什么事。我不过是两天没打招呼，也没来上班，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小单位，又能出什么事啊？！
但是邓远不是一个搬弄是非或者喜欢夸张的人。我想到了我刚刚得到了幸福，莫非上帝现在就让我付代价了？
“你要是能给我交底儿，”邓远说，“我就跟你说句实话。”
我忍不住朝桌子底下看看，我是个有底儿可交的人吗？
“好。”我应了下来。
“除了工资，你还从研究所拿过别的钱吗？”邓远问我。
“奖金。”
“过干吗？”
“你是说一年加起来？”
邓远笑了。
“跟我想的差不多。”她说。
“什么跟你想的差不多，我的奖金？”
她点点头，然后告诉我，厅里可能派调查组进驻研究所。调查我的全部实质性问题，经济的私生活的。
“但是你不用太害怕，”邓远补偿说，“不包括思想的。”
我笑了，因为不包括思想的。
今天，又是研究所开大会的日子，往会议室走的路上，几个人跟我擦肩，虽然没多聊，还是觉到了他们态度上的变化，通常对我发出两声嘿嘿笑的人，今天发出了三声，有的四声。这也是那些不经常听说内情的人突然听了点内情之后的小小反应。
我不怀疑邓远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而且消息不如邓远灵通的人大都也听说了，说明这消息传播相当之广。可我还是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如果这类调查已经普及到我这儿，一个小小的芝麻官，而且刚到任不久，那么，从全国范围想象一下，画面就太宏大了吧。
